第一节 1945年2月18日13时53分
施蒂尔里茨销毁了写给希姆莱的那封信，又向党卫队司令的副官报告说所有问题已经在施伦堡那里解决了，然后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住宅里走出来，漫步向施普雷河走去。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夜间这里还堆满了残砖瓦砾，现在每夜敌机要来轰炸两次，有时甚至三次。
“我差一点就要垮台了，”施蒂尔里茨心里想，“施伦堡把施拉格牧师交给我审问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侨居在瑞土的前首相布吕宁使他感兴趣。牧师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也使他很动心。所以当我告诉他牧师准备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便轻易地同意了释放老牧师。他看得比我远。他预料到牧师可以在他们的一项重要阴谋活动中充当一个替身。但是牧师怎么能够参加到沃尔夫的行动中去呢？这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呢？为什么施伦堡在谈到沃尔夫去瑞士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呢？如果他不敢大声说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说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接受了全权，他在党卫队里的官衔与里宾特洛甫或者菲格莱因是同级的。施伦堡不能不对我讲沃尔夫出行的事，否则我就要问他：‘扣着牌打，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够做行动的准备工作呢？’难道西方想坐下来与希姆莱谈判吗？总的说来，希姆莱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西方很清楚。不过，他们和希姆莱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牧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施拉格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牧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施伦堡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梵蒂冈，从英美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德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施蒂尔里茨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施拉格，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施蒂尔里茨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把烟放在烟灰缸里，然后用力握了一下斟满格罗格酒的杯子。“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的酒？唯一不凭票出售的只有白酒和白兰地。不过，德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只有一件他们不干，那就是他们从不酗酒。嗯，对。我需要一个憎恨这伙强盗的人。而且这个人不仅仅可以做联络员。我需要一个人物……”
施蒂尔里茨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选。以科赫命名的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普莱施涅尔，他从1939年起就帮助施蒂尔里茨。他是个仇恨希特勒分子的反法西斯者，勇敢过人，而且沉着冷静。施蒂尔里茨有时真感到不可理解，这么一位出色的医生、学者、知识分子怎么会对纳粹制度默默地怀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当他谈起元首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像个从死者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模。胡戈·普莱施涅尔曾与施蒂尔里茨一起出色地搞过几次活动：1941年他们营救了一个苏联侦察小组，使它免遭彻底破坏；他们还搞到了有关驻在克里米亚的法西斯德军准备进攻的绝密材料，普莱施涅尔得到盖世太保批准出国去瑞典某大学讲学，乘机把这些材料转送到莫斯科。但是，半年前由于心脏麻痹症他突然死去了。他的哥哥普莱施涅尔教授，过去曾担任过基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预防性”地监禁在达豪集中营里，释放回来后，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温和顺从的人，嘴边总挂着驯服恭顺的微笑。在他被捕后不久，妻子就离弃了他，是亲属们坚持要她这样做的，因为她的弟弟已经被任命为帝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参赞。大家都认为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外交部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机关里对他都很赏识，所以亲属们召开家庭会议，提出两条路任普莱施涅尔夫人选择：或者她和丈夫，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或者她还是以个人利益为重，那么就要受家人的审判，所有亲属就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和她断绝一切关系。
普莱施涅尔夫人比教授年轻十岁，她刚刚四十二岁。她爱自己的丈夫，他们曾经几次到非洲和亚洲去旅行，在那里教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经常和柏林“别尔加蒙”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一起外出，一去就是一个夏天。一开始普莱施涅尔夫人坚决不同意与丈夫断绝关系，于是她家族里有不少人（这是些近百年来一直与纺织贸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要求公开与她断绝关系。但是她的弟弟弗兰茨·冯·恩斯一直劝说亲属们不要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会被我们的仇人所利用。”他解释说。“人的妒忌心是非常厉害的，出了这样的丑事对我是会有影响的。不能声张，最好是悄悄地，小心谨慎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有一次他把快艇运动员俱乐部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普莱施涅尔夫人。这是个三十岁的美男子，名叫格茨。大家常开他的玩笑，说：“格茨可不是伯利欣根。”此人很美，但也很蠢。弗兰茨知道，格茨是靠一些丰老徐娘赡养的。他们三个人在一家小饭店里见了面，弗兰茨·冯·恩斯观察着格茨的一举一动，心里感到很踏实。格茨虽是个傻瓜，但是他的角色却演得很逼真，完全按照规定的戏路，既然有戏路，那当然就应当把戏做得尽善尽美了。格茨身体健壮，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一晚上他只说了一两个笑话。后来很拘束地邀请普莱施涅尔夫人跳舞。弗兰茨坐在一旁，轻蔑而自得地眯缝着两眼，看他们跳舞。姐姐轻声地笑着，格茨把她搂得越来越紧，而且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格茨就搬到教授家去了。他在教授家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警察来检查。普莱施涅尔夫人去找弟弟，哭哭啼啼地说：“想办法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们不在一起这太可怕了。”第二天她便递交了与丈夫离婚的呈子。这件事对教授打击很大：他原以为妻子是他最主要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但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住她的清白，可以使她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思考问题。
有一次夜里格茨问她：“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更好些？”她轻声地笑起来，然后搂着他说：“哪儿的话呀，他只是说得好听…”
普莱施涅尔被释放后，没有去基尔，他直接到柏林去了。通过施蒂尔里茨的芙系，弟弟帮他在“别尔加蒙”博物馆找到了工作。他在博物馆里的古希腊馆工作。
施蒂尔里茨通常都是在这里与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会面，所以下班后他常来找普莱施埃尔，两个人一起在这雄伟的“别尔加蒙”和“博多”博物馆空荡荡的大厅里散步。普莱施涅尔知道，施蒂尔里茨每次总是要久久地观赏《挑刺的男孩》这一雕塑；总是要绕过那尊恺撒黑石像，石像上两只呆板狂暴的眼睛是用一种奇特透明的矿石做成的。教授还总是把他们参观各大厅的路线安排得能使施蒂尔里茨在古希腊的悲哀、喜笑、智慧等面像旁多停留一会儿。
教授当然不会知道，施蒂尔里茨每次回到家里就站在浴室间的镜子前像演员似的长时间练习他的面部表情。施蒂尔里茨认为，一个侦察员应当学会掌握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古人们对这种技能掌握得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馆里有一个陈列着萨摩斯岛钢塑人像的玻璃匣。有一天，施蒂尔里茨请教授把开这个玻璃匣的钥匙拿来。
“我觉得，”当时他说，“只要我摸一摸这些神圣的珍宝，立刻就会出现奇迹，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古人那种镇定的智慧就会注入到我的身上。”
教授取来了钥匙，施蒂尔里茨乘机做了一个钥匙印痕。后来就在匣子里一个女人的铜像下边，他安置了一个秘密存藏东西的地方。
施蒂尔里茨很喜欢和教授谈论问题。
有一次，他说：“希腊艺术的确是天才的艺术，不过，它过于优雅和谐，因为总带有几分女性的纤秀。罗马人的作品就粗扩得多。大概，正因为这样他们与德国人更相似。希腊人着眼于总体轮廓，罗马人却是逻辑严谨的人，因而对细节的润色有强烈的热情。就拿马可·奥里略的肖像来说吧，请看。好一派英雄气概！他是人们模仿的对象，孩子们玩耍时也应当扮演他。”
“衣服画得很细致，身躯比例画得很精确，确实非常之好，但是您仔细看看他的面部表情。”普莱施埃尔小心翼翼地反驳说。从集中营里放出来之后，他已经不会与别人争辩了，总是把不同的意见小心地藏在心里，只此而已。从前与人争论的时候，他总是面红耳赤，一定要把论敌驳倒。现在他只是小心谨慎地提出反驳的论据。“奥里略这幅肖像有什么思想吗？他表达不出任何思想，只是为自
己的成严树碑立传而已。如果您细心观察一下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的艺术，您就会相信希腊已经转移到巴黎了，伟大的埃拉多斯已经到自由思谋那里去了…。
有一次，普莱施涅尔请施蒂尔里茨停下来看一幅“人兽”’彩色壁画——头是人的，身躯是野猪的——。
普莱施埃尔问道：“您看这幅画怎么样？”
施蒂尔里茨心里想：“很像现今的德国人，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愚蠢、野蛮、任人摆布的野兽了。”他没有回回答普莱施埃尔的问话，而是用他称之为“社会”音响的一些“嗯”、“实在是”、“哎呀”之类的词句敷衍了事。当不好闭口不语，而直接回答又不可能的时候，他经常用这种办法。
施蒂尔里茨在走过“别尔加蒙”空旷的展厅时，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创造这些伟大艺术品的人却这样野蛮地对待自己的天才呢？为什么有人要破坏、焚烧、摔碎雕塑作品呢？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天才雕塑家，画家如此的无情呢？为什么我们只能去搜集残留下来的一鳞半爪，只能用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对我们的后代进行美的教育呢？为什么古人这样不理智地把他们这些活着的神送给野蛮人做牺牲品呢？”
施蒂尔里茨喝干了那杯格罗格酒，又点燃那支熄灭了的香烟。“为什么我没完没了地回忆普莱施涅尔呢？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很需要他的弟弟吗？或者我正在考虑为自己提出一个新的联系方案？”他苦笑了一下。“我看，我和自己也耍起花招来了。‘他和谁进行了角斗？和他自己，和他自己…’这好像是帕斯捷尔纳的诗句？”
“过来，伙计！”他喊了一声酒馆的伙计。“我要走了，算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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