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45年3月13日10时31分
艾斯曼没有来得及更换衣服，便匆匆赶来见缪勒。他的样子十分狼狈：靴子上粘满泥污，弗伦奇式军上衣完全湿透了。他冒着雨在诺依施塔得镇上徘徊了很久，寻找施拉格牧师的妹妹的下落。他根据案卷中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她的住所，但她不在家。他向当地的盖世太保分局打听，那里的人对施拉格的亲属一无所知。
尽管邻居们对他说，这几天他们在深夜听见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但是来的是什么人，乘坐的是什么车，此后安娜太太和她的孩子们出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
缪勒笑容满面地接待了艾斯曼。听完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的报告，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公文夹，然后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纸。
“而这件事怎么办呢？”他把那张纸递给艾斯曼，问道。
这是艾斯曼的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党卫队联队长施蒂尔里茨的充分信任。
“我们全都罪该万死！”
“这么说也许更准确一些，”缪勒把报告放回文件夹里，附和说，“这是对您的很好的教训，朋友。”
“我该怎么办呢，给您写一份新的报告？”
“为什么？不必了……”
“可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放弃原来的看法。”
“这么做合适吗？”缪勒问道，“放弃自己的看法，这话听起来总不那么悦耳。”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您应该相信，我会把您过去那份报告束之高阁。您只管相信这一点。继续工作吧。要知道，您不久就要去布拉格。说不定您从那里回来后还要到牧师那里去，他是您的忠实的朋友，您曾经同他一起在斯摩棱斯克躲避过炸弹。现在您走吧。不必难过。反间谍工作人员比任何人都应该懂得，在我们的时代，不能相信任何人——有时甚至不能相信自己。当然，您可以相信我…”
普莱施涅尔按照约定时间向秘密接头地点走去。他和昨天晚上一样，情绪稍微有些激动。他工作得很顺手，动身之前他稍微吃了点东西，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希望。他盼着希特勒快点垮台：现在他见到报纸就买，作为一个善于分析问题、同时又精通历史的人，他不难想象到未来。他心中时常有两种感情在冲突着。他懂得，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的同胞将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但他也懂得，这种悲剧式的净化比希特勒的胜利要好。他一直认为，法西斯的胜利就意味着文明的覆灭，最终将导致民族的退化。古罗马的灭亡就因为它妄图凌驾于世界之上，后来在野蛮人的打击之下终于覆灭。国土以外的胜利吸引着古代的统治者，以致于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奴隶们的暗中的不满。忘记了那些得不到奖赏的廷臣们的怨言，忘记了那些幻想美好未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个世界永远不知靥足。战胜明显的敌人，使得那些皇帝们、法老们、权臣们、暴君们和执政官们确认，在击溃异邦之后，再对付本国表示不满的臣民就容易得多。这时他们忽视了军队中有他们需要压服的那些人的子弟或一般的熟人。在统治者和臣民的分离层中，有一些进步分子，普莱施涅尔暗自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做“文明的酵母”。他知道，希特勒打算进行一番毒辣的尝试：德国征服世界的胜利，要在每个德国人可以感觉到的物质利益上体现出来，不管他在德国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希特勒试图把每个德国人都变成世界的统治者，而其他国家的百姓则是他们的臣民。也就是说，他想彻底杜绝“文明酵母”产生的可能性——至少在不远的、可以预见的未来他要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一旦胜利，德国将变成一个全面军事化的国家；希特勒将解除其他各国人民的武装，取缔他们国家的组织。那时，被征服的国家人民的任何反抗尝试都注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同武装起来的德国人的组织较量，必须具备同样强大的民族组织。
……普莱施涅尔看了看表。他还有多余的时间。雨水顺着小咖啡馆的窗玻璃流下来，玻璃窗后面坐着几个孩子在吃冰淇凌。大概是女教师把他们领到这里来的。
“我在按照帝国的范畴想问题。”普莱施涅尔暗自笑了笑。他发现餐桌首席位置坐着一个男人，此人年纪很轻，正和孩子们谈笑风生。“只有我国的教师是由女人们担任的，因为适于服现役的男人全在前线作战。一般说来，中学教师应该由男人来担任，就像希腊的斯巴达市一样。女人可以充当安慰者，但不能做教育者。培养下一代是男人的义务，这样做可以排除孩子们的不必要的幻想，再没有比孩子的幻想同成人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更残酷的了…”
他顺便走进小咖啡馆，在角落里找个位置坐下来，给自己订了一份水果冰淇凌。孩子们被诙谐的老师逗得笑声不止。那教师态度十分和蔼，同孩子们谈话犹如和同辈人谈话一样，他丝毫不去迎合他们的心里，相反地，却自然而然、颇有分寸地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普莱施没尔不禁回想起帝国的学校，回想起它们的机械的教育方法、歇斯底里以及学生在教师面前的恐惧心理，这时他心中暗想：“如果纳粹分子胜利了，他们把自己的风习带到这里来，孩子们就会变成小兵，我怎么能希望德国取得胜利呢？在这里，他们以体育课代替了军训课，他们不教姑娘们刺绣，而培养她们对音乐的爱好。假如希特勒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们会坐在桌子后面沉默不语，两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教师（很可能是女教师）。他们将排着队在街上走，而不是自然成群，见面时他们会愚蠢地大喊‘希特勒万岁！’以表示相互致意。希望自己的祖国遭到失败，这也许太可怕了人但我还是希望我的祖国尽快战败．．．．．”
普莱施涅尔不慌不忙地吃完了冰淇凌，听着孩子们的谈话声，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老师问道：“让我们谢谢这个美好的小咖啡馆的老板好不好呀？他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地方和可口的冰淇凌，我们给他唱个歌儿好吗？”
“好！”孩子们回答说。
“我们来表决一下！谁反对？”
“我，”一个小姑娘说，她长着棕红色的头发，满脸雀斑，一双蔚蓝色的大眼睛。“我反对。”
“为什么？”
就在这时，咖啡馆的门打开了。一个蓝眼睛的大高个儿走进来，一边抖掉雨衣上的雨水。他就是秘密接头地点的主人。和他一同进来的是一个瘦子，此人面孔黝黑，动作敏捷，体格结实健壮，一张富有表情的脸，颧骨高高突起。普莱格涅尔差点抽身站起，但他突然想起上级的指示：“我自己会认出您的”。于是他又埋头读起报来，一边留心听孩子们谈话的内容。
“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反对？”教师问那个小姑娘，“要善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许你是对的，我们是不对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妈妈常说，吃过冰淇凌不能唱歌，”小姑娘说，“会损坏嗓子的。”
“妈妈的话多半是对的，当然了，如果我们大声唱或者在街上大喊大叫，的确会损坏嗓子。可在这里……不，我想，在这里唱歌，嗓子不会有什么事的。再说你可以不唱——我们不会埋怨你的。”
说罢教师领头唱起一支欢乐的蒂罗尔歌曲。咖啡馆老板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向孩子们鼓了掌。然后孩子们吵吵闹闹地走出去了，普莱施涅尔若有所思地望了望他们的背影。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黑黑的瘦子，”他突然记起来了，“也许，我同他一起蹲过集中营？不对…在那里我没见过他。但我记得这个人。我对他记得非常清楚。”
大概，他打量那个黑黑的瘦子时注意力过于集中，以致于那人察觉到他的目光，不禁微微一笑。
普莱施涅尔从这个笑容记起了他，仿佛看见了一部电影中的某个镜头似的。甚至听见了他的声音：“让他在保证书上签个字，保证一切服从元首！在一切方面！使他以后不可能逶过于我们，免得他将来说，‘这是他们的过错，我是旁观者！’现在谁也不可能当旁观者！对于从集中营出去的德国人来说，只有两条路：忠实还是死亡，二者必择其一。”
那是在战争的第二年，他被叫到秘密警察局去进行例行的谈话。教授每年被叫去一次，一般是在春天。这个身量矮小的黑黑的瘦子走进办公室，听了听他同那个穿制服的盖世太保分子的谈话（平时都是此人同他进行谈话）。这个黑黑的瘦子说话很凶，那些歇斯底里的话语给普莱施涅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去看望弟弟。当时他弟弟还当主治医生，谁也想不到一年之后他就死了。
“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弟弟说，“他们是歇斯底里的盲人，他们强迫你在忠实保证书上签字，同时他们还由衷地认为，他们这是给予你很大的荣誉…”
普莱施涅尔感觉到自己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他不知如何是好：走上前去会见上级派来的同志、秘密接头地点的主人，还是把他叫到一边，提醒他注意那个黑黑的瘦子；或者走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一起离去，还是分开来走；或者首先站起来，尽快赶到秘密接头地点去，通知留在那里的人（他在那里逗留的时候，曾经听见第二个人的声音），让他们在窗台上摆出报警的信号。
“停下！”普莱施涅尔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我头一次去那里的时候，窗台上摆着什么？那时摆着一盆花，施蒂尔里茨对我说过这一点。也许不是？不，不可能，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同志……不，这是歇斯底里开始发作了！停下！首先是克制住自己。停下。”
大高个儿终究也没有朝普莱施涅尔看一眼，若无其事地和那个同来的黑黑的矮个子一起走出去了。普莱施涅尔把自己仅有的一张纸币递给老板，可是老板没有零钱找给他，只好跑到对面一家商店去换钱，等到老板把零钱找给他，然后送他出门的时候，街道上早已空无一人。无论是那个身材高大的秘密联络地点的主人，还是那个黑黑的瘦子，都已经无影无踪了。
“也许他和施蒂尔里茨一样？”普莱施涅尔心想，“也许他和那人一样，已经打入纳粹党内部，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同他们作战？”
这个念头使他得到一些安慰。
普莱施涅尔走到秘密接头地点所在的那幢房子跟前，向窗户里瞥一眼，他看见了身材高大的联络地点的主人和那个黑头发的人。他们站在窗口谈论着什么，他们中间突立着一支硕大的花朵——失败的信号。俄国侦察员察觉到有人跟踪他，已经摆出了这个示警的信号。不过盖世太保分子终究也没有弄明白这朵花意味着什么；“一切正常”，还是“接头地点已遭破坏”。然而，既然他们确认俄国人不知道有人正在捕捉他，他们就原封不动地把一切都保留下来。普莱施涅尔第一次无意中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注意窗台上的花，所以盖世太保们断定秘密接头地点一切正常。
窗户里的人看见了普莱施涅尔。大高个儿笑了笑，朝他点了点头。普莱施涅尔第一次看见他脸上露出笑容。这一笑使他明白了一切。普莱施涅尔也笑了笑，然后开始穿过街道。他断定，这样走楼上的人看不见他，乘此机会他可以摆脱他们。可是他回头一看，发现两个男人跟在他后面。他们一边走一边打量玻璃橱窗，距离他有一百多米。
普莱施涅尔感到两腿发软。
“喊叫吧？喊人救命？这两个人会抢先下手的。我知道他们会怎样对付我。施蒂尔里茨说过，他们可以把人麻醉，或者把人当成精神病人。”
一个人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只要他不丧失搏斗的能力，他的注意力会变得异常敏锐，大脑也极度紧张起来。
普莱施没尔看见他前天进去过的那个大门洞里露出一块雪青色的低低的天空。
“这是一座穿堂院。”他明白了，“我应该从这个大门走进去。”
他挪动僵硬的、颤抖不止的双腿走进大门，灰白的脸上带着呆滞的微笑。
普莱施涅尔在自己身后掩上门，然后匆匆地向通往内院的门走去。他用一只手推了推门，才发现门是锁着的。他用肩膀使劲撞了一下，门仍旧没有打开。
普莱施涅尔又撞了一下门，但门是锁着的。看来要从那扇小窗爬进去是不可能的。他刚才是透过这个小窗看见了天空。
“再说这也不是在电影里。”他突然感到疲倦，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他以旁观者的身分想道，“一个戴眼镜的老人爬窗户，被卡在窗户里。两条腿来回摇晃，他们拉住我的两腿把我拽下来。”
他沿楼梯向上爬了一段距离。从这个窗户可以跳出去，但是这个窗户通向那条僻静无人的街道。只见那两个戴呢帽的人正沿着这条街不慌不忙地走着，现在他们已不再打量玻璃橱窗，而是紧紧盯住他刚刚走进来的这个门洞。他又向上爬了一段距离，通往院内的窗户被人用胶合板钉死了。
“最可怕的是他们脱你的衣服，检查你的嘴，那时你觉得自己是个昆虫。在罗马，统治者简单地把人处死，那是诚实的古罗马人的美好的时代。现在这些人要么给你洗脑筋，要么拚命地折磨你，然后再把你送上绞架。当然，我经受不住他们的酷刑。那时，头一次，我没什么可隐瞒的，再说我也经受不住折磨，他们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并且按照他们的要求把知道的情况统统写了下来。那时候我
还年轻。现在他们要是拷打我，我肯定经受不住，就只好背叛对弟弟的纪念了。背叛对弟弟的怀念就意味着死亡。还不如不背叛，死了的好。”
他在门口停了一下。门牌上写着“法学博士弗兰茨·伍尔姆”。
“现在我按一下伍尔姆的门铃，”普莱施涅尔突然明白过来，“我就说我的心脏病发作了。我的手指冰凉，脸色大概是灰白的。请他帮助叫个医生。让他们当着众人的面向我开枪吧，那时我还可以喊点什么。”
普莱施涅尔接了按门铃。他听见门后的铜锣发出长时间的叮吟声。
“伍尔姆会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他心想，“那时怎么办呢？我白白落到警察手里。希特勒快完蛋了，那时我可以说出我是什么人，从哪里来。”
他又按了一下门铃，但仍旧无人给他开门。
“这个伍尔姆现在正坐在咖啡馆里吃冰淇凌呢。冰淇凌很可口，草莓冰淇凌，还有维夫饼干，”普莱施涅尔又遐想起来，“也许他在读报，他和我毫无关系。”
普莱施涅尔向上跑了几步。他三步并两步地走过去，打算按一下秘密接头处对面的一个住所的门铃。
但是就在这时，那个秘密住所的门打开了，一个高个儿金发男子走出来，对他说：“您找错门了，同志。这个门洞里只住着我们和伍尔姆两家人。您刚才按过他的门铃了。其余的人全都外出了。”
普莱施涅尔在门洞的窗户旁边停下来。这是一扇很久没有擦洗过的大窗户。
“桌子上还放着一部手稿。最后一页写到一半就中止了，我写得很顺手。要不是到这里来，我正坐在柏林的家中写作呢。然后，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把这些手稿集中起来出一本书。而现在呢？谁也看不懂我的笔迹。”
他从窗户里跳下去，两腿朝前。他想喊叫，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他的身体刚刚感觉到一种急速的悬空感，他的心脏就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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