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尔里茨报告了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详情之后，鲍曼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感到喜悦，这种喜悦又带有一种复仇心理。作为一个善于分析问题的人，他能够理解，他这种喜悦心情很像爱吃醋的容颜渐老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种嫉妒心。
鲍曼相信精神疗法。他几乎从来不吃药。他生病时就把衣服脱光，强迫自己进入恍惨状态，然后把一股意志力集中干身体上生病的部位。他用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天之内治愈滤泡性咽呷炎；息了感冒他也支持着，从不躺下。他善于医治自己的嫉妒心，克制内心的忧伤，谁也不曾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忧郁症，发作起来非常可怕。他同样善于医治自己这种突然爆发的不体面的喜悦。
“我是鲍曼，”党务办公厅主任拿起话筒说，“您好，卡尔登勃鲁纳，请您到我这里来一趟，立刻就来。”
“是的，”鲍曼继续想道，“应该慎重行事，这件事通过卡尔登勃鲁纳去办。但我对卡尔登勃鲁纳什么话也不说。我只是请求他再次把沃尔夫召回柏林。我可以对卡尔登勃鲁纳说，据我得到的情报，沃尔夫背叛了帝国元首的事业。我请求他不要把此事透露给我的朋友希姆莱，以免他那空虚的心灵遭受刺激。我命令卡尔登勃鲁纳把沃尔夫拘禁起来，强迫他说出真情。等到沃尔夫招供之后，把他的供词记录下来，由卡尔登勃鲁纳亲自把供词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再把这份供词拿给元首看，那时希姆莱就完蛋了。那时就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元首身边。戈培尔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他算不了什么，以后我知道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他有许多思想，但是没有钱。我要把他的思想和党的钱财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会重复他们的错误，因为未来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像任何一个在元首领导下效劳多年的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鲍曼在思想方法上经常犯“个错误：他认为自己是万能’伪，什么事都难不住他，他认为自己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对手们。鲍曼认为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组织者，他瞧不起那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总之，他对构成“职业化”概念的一切东西抱蔑视态度。
他在这一点上吃了亏，不言而喻，卡尔登勃鲁纳没有向希姆莱透露任何消息，因为这是帝国党务办公厅主任的命令。他再次命令立刻把卡尔·沃尔夫从意大利召回柏林。在庞大的帝国中央保安局机关内部，什么事也逃不过缪勒和施伦堡的密切监视。卡尔登勃鲁纳手下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早已被施伦堡的人收买，此人把发往意大利的绝密电报的内容报告了不公开的上司。“监督沃尔夫飞回柏林。”施伦堡明白了：情况紧急！后来发生的事情要简单一些，因为谍报机关要弄清沃尔夫飞抵柏林的准确日期并不困难。那一天，在杰姆佩尔霍夫机场上，有两辆汽车等候着他。一辆是带有装甲的囚车，车里坐着盖世太保地下监狱的三名暴徒。而另一辆汽车里坐着党卫队支队长兼政治侦察局局长瓦尔特·施伦堡。于是，三名表情呆板的黑衣暴徒和文雅、漂亮、风度翩翩的施伦堡（他故意在这一场合穿上精致的将军服）一起向飞机舷梯走去。这时舷梯已靠在“道尔尼耶”号飞机的客舱门口，暴徒们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枪，施伦堡的强壮的手指已紧紧握住沃尔夫那双冰凉的手。
在这种情况下，狱卒们不敢冒险逮捕沃尔夫，只是严密监视施伦堡的汽车开往何处。施伦堡把党卫队高级总队长沃尔夫送到弗格利亚恩将军的住所。弗格利亚恩是希姆莱派驻元首大本营的私人代表，此时希姆莱已经赶到他的住所，但是并非这一原因阻止了鲍曼的进攻，而是另一个情况阻止了他：弗格利亚恩同埃娃·布朗的妹妹结了婚，因此他便成了希特勒的直系亲属。元首在吃茶的时候甚至称呼他“我亲爱的连襟兄弟”……
希姆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然后向沃尔夫大声喊道：“您把整个行动搞砸锅了，把我置于挨打的地位，您明白这一点吗？！鲍曼和卡尔登勃鲁纳是怎么得知你们谈判的消息的？！那个坏蛋缪勒的密探怎么把情报摸得一清二楚？！”
施伦堡等着希姆莱大喊大叫一通之后，才十分平静地低声对他说：“元帅，您大概记得吧，这件事的全部细节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已把此事的掩盖工作安排妥当。我为沃尔夫编好了一个假履历，我就说他已打入阴谋分子内部，这些阴谋分子的确正在伯尔尼寻找单独觏和的途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全部细节讨论一下。现在我口授，由沃尔夫向您写一份有关我们党卫队的侦察机关揭露他们同美国人进行秘密谈判的报告。”
希姆莱、施伦堡和沃尔夫从元首的住所走出来时，鲍曼就明白自己输了。鲍曼握着沃尔夫的手，对他的“勇敢和忠实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时他在琢磨有没有必要把施蒂尔里茨召回来，与这个在伯尔尼背叛了元首的白脸恶棍沃尔夫当面对质。希姆莱战胜了鲍曼，泰然自若地领着两个匪徒走开了，可是鲍曼还在想这件事。
他始终做不出明确的决断，这时他回想起缪勒。
“是的，”他拿定主意，“我应该把此人找来。我要同缪勒讨论一下各种可能性，关于施蒂尔里茨的情况我也同他谈谈。反正我还有一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施蒂尔里茨的情报。可以在党内审判沃尔夫的时候播放这些录音带。”
“我是鲍曼，”他瓮声瓮气地对电话员说，“通知缪勒到我这里来一趟。”
约·维·斯大林主席致罗斯福总统先生的亲笔密信
１、……我从不怀疑您的诚实和可靠，就像我不怀疑邱吉尔先生的诚实和可靠一样。我这里要说的是，在我们通信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在对待一盟国可以对另一盟国采取什么行动，不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俄国人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各个战场上的敌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投降，一盟国在同德国人就受降问题进行任何会晤时，都应该保证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这一会晤。至少，在该同盟国要求参加这一会晤时，必须无条件
地满足其正当要求。然而美国方面和英国方面的人士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鉴于这一点，他们拒绝俄国人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同德国人会晤的正当权利。我已给您写过信，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重复一遍，如果俄国人处在类似的位置，他们决不会拒绝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会晤。我继续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排除了相互怀疑的任何可能性，并且杜绝了敌人在我们中间散布不信任的可能性。
2．把西部战场上的德军没有进行抵抗仅仅解释为他们已被打垮，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同意的。德国人在东部战场上现有147个师。他们本来可以在不影响其事业的情况下从东方战场撤走
15—20个师，以增援西方战场的军队。然而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么做。他们为了守住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杰姻利亚尼察车站，还在继续疯狂地同俄国人作战，其实这个车站对他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地处德国中部的重要城市如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卡赛尔，您应该承认，德国人的这种举动是十分古怪的，不可理解的。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都是非常诚实、谦虚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们不打算侮辱任何人。这些人都经过我们多次实际考察……
施蒂尔里茨收到了施伦堡要他返回德国的命令：急需他亲自向元首报告他在阻止叛徒施拉格在伯尔尼进行的背叛性谈判方面所做的工作。
施蒂尔里茨无法动身去柏林，因为他每天都在等待总部派来的联络员。没有可靠的联络手段，就不能继续开展工作。联络员的到来还意味着凯特一切顺利，说明他的情报已送到国防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他经常购买苏联的报纸，并且常常感到不胜惊讶：祖国的同胞们都以为德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竟没有预料任何意外的可能性。
尤其是现在，他洞察了同西方谈判的秘密，从内部了解到德国军队和工业潜在的实力，他比谁都害怕悲剧式的意外结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头的忧虑也在加重。
他知道，返回柏林就意味着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单枪匹马地返回那里去送死是毫无价值的。施蒂尔里茨已经学会以旁观者的身份考虑自己的生命，恰如考虑某个与他毫不相干的范畴似的。有了可靠的联络手段，可以随时同莫斯科取得联系，那时返回德国才有意义。否则，他便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他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