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勒久久地琢磨着中心最近发给施季里茨的电报。他勾画出一些费解的图形，毫无希望的结局使他感到心惊跳。莫斯科命令不要早于一个星期去联系，每当他看到这里都感到为难。
“现在每一个小时那是宝贵的。”缪勒心里反复念叨着。“他们怎么能让施季里茨迟迟不发情报呢？每一分钟里都孕育着意想不到的事，手指必须把握住病人的脉搏。为什么联系要中止七天？也许他们寄希望于联络员，而且他们害怕，如果让施季里茨采取可能失败的主动行动将会危害到他。假如我今天把施季里茨抓起来，把所有电报念给他听，证据确凿，我再要求他为我工作，又会怎样呢？如果他拒绝，我可以便用刑法让他同意，或者使他精神失常。很可能出现后一种情况。恩，好吧，就假设他终于被征服，于是他要开始工作。不过现在他已经在为我工作，只不过是盲目的，那我为什么这样神经质呢？”
缪勒很会把握自己的思路，他清晰地想象出说话时不同的语调和姿势，不过他往往把标点符号搞错，他不清楚，哪里该使用冒号，哪里该使用破折号。
忽然他的思路在“神经质”这个词上卡住了。天哪，这是个多么古老的词呀。在祖母那里他最后一次听到这个词。她总是对大家说她的神经系统不健全，但家里人只是一笑了之。一字不识的老太太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术语呢？
起初缪勒听到自己短促的笑声，然后听到对自己做出的答复：“你惶惶不安是因为施季里放必须动身去瑞土的日子快到了，而你至今不知怎样提出阻止他的理由。从一开始你就明白，不能放他去中立国，而你却冒险地把应当一星期的考虑好的事搁到了明天，这就是你坐立不安的原因。施季里茨的面孔不时出现在你眼前，你看到，在一个星期里这张面孔衰老了许多。他变成了一位老人，两鬃灰白，眼角他满皱纹。他也明白，他正走在架在十层大楼之间的细钢索上，下边站着鸦雀无声的人群，他们贪婪地等待着。于是他开始失去平衡，他摆动两臂，竭力维持平衡。在摔下去的一瞬间，他用手指拼命抓钢索，但没抓住。他向下飘落．温暖的柏油路面扑面而来。他声嘶力竭地尖叫，哀求死神不要在他没有飞起来的时候就降临他的头上——这还不那么可怕，还有希望，可是当身体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时，希望就没有了，永远没有了——现在用‘太慌张’这个词代替‘过分神经质’不是光彩事，这样也混淆了概念，改变了含义……从另一方面来说，”缪勒继续冥思苦想，“这—次施季里茨为什么没有提鲍曼与克莱勃斯的关系，而只提到了我呢？我很明确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为什么向中心发这种谨慎的情报？如果他在拖延呢？”缪勒又反驳了白己．“他一直要求通知何时何地把款子存入他的帐户……塔格玛干得漂亮，从‘她’那里将发出我们感兴趣的密电。她就是玛尔塔，冒充了塔格玛，她甚至长得真有些象塔格玛。我要派人在瑞典跟踪她……不．”缪勒终于明白了，“看起来，我感到惶惶不安是因为我时刻在回忆我军进攻巴黎的前一天……当局控制惊惶失措的局面、有组织地进行疏散的尝试完全失败了，我们的坦克一开进巴黎，局面就变得不可控制……而在我们这里，在柏林，一旦朱可夫开始攻击，一旦他渡过奥得河，冲向这里，形势同样会变得不可控制，而施季里茨则可以躲藏起来，但此时我最需要他。在我逃到弗伦茨堡，登上潜艇之前，如果鲍曼最终未能同红军达成协议的话，那就通过他同他的中心进行接触……如果施季里茨跑掉了，我就无法取得我设想的胜利，给俄国人重大打击。他绝没有权力躲藏起来，因为这会使我押在西方的第二份赌注也输掉。那些实用主义者不会收留两手空空的人……好啦，不去想了。”缪勒打断自己的思绪，“你这样任性没有益处。记住，一个人假如在一团混乱的时候能够想到秩序，把事实分割为一个环节，那么他一定会成功。假如他被情绪、错觉和其它幻想所支配，他就会受骗，被击垮……时间不多了。这样吧，首先，今天我的小分队要埋设地雷，把施季里茨留在波茨坦的报务员的房子送上天。让他失去联系而呆在这里，让他去找关系，这总归是有利的，让他神经质地发作吧。第二件事；现在关闭边境的‘窗口’。第三件事：立即吊销他的有瑞士签证的护照；第四件事：汉斯……我在‘伊登博尔’号上搞掉了塔格玛，如果施季里茨真的要逃往中立国——上帝不开玩笑的话——他会被捕的；在这里，等我干掉了汉斯之后，施季里茨肯定要落到刑事警察手中。好了，门已关死，哈哈，就这么办吧。过后我们再看事态的发展。不过，你对自己又不十分坦率了，缪勒，你总是希望这样办事，好让现实迫使你把施季里茨关进监狱，并对他说：‘朋友，您发给中心的密电全文应当是这样：‘缪勒曾经使我避免失败，并且帮助我破坏了沃尔夫同杜勒所的谈判，现在他提出进行合作，但要求保证他个人今后的安全。’你希望看着施季里茨撰写电文，你想从他的屈辱中得到快感，但你主要是在等待他的中心的蔑视性的拒绝。这种蔑视性的拒绝能给你力量，它会化成动力，转变成你的坚强的意志以对付各种情况。要活下去，重整战鼓。”
施季里茨离开报务员洛赫在波茨坦住所的废墟，回到巴贝尔斯堡自己的住处。他看到一辆警车停在大门口，心中感到一种无名的疲倦。他明白，游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他知道不能从这里逃走．所有的道路显然已经切断。他得下车，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然后走进屋，去迎接自己的命运，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出路。
他这样做了。
刑事警察局的两名侦探和一名摄影师正在检查汉斯的尸体。小伙子的后脑勺挨了一枪，头盖骨掀开半边。
检查了施季里茨在这里居住的证件后。一位年长的警察问：“除了您，谁能到达里来，博尔金先生？”
“没有。”施季里茨回答，“有痕迹吗？”
“这不是您该问的，博尔金先生。”年轻的警察说，
“您还是照管罗伯特·列伊的企业吧，别教我们怎么干自己的行当。”
“房子是用博尔金博士的名义买的，可我是党卫队旗队长施季里茨。”
警察们面面相觑。
“你们可以给保安总局打电话核实一下。” 施季里茨建议。
年长的警察回答：“您的电话线切断了，电话机也砸坏了，所以我们得在警察局里给保安总局打电话，走吧。”
警察分局的房间里散发者熟石灰的气味和潮湿的霉味。墙壁上工整地贴满了帝园宣传部制作的招贴画——“柏林是德国的！”“嘘！敌人在偷听！“德国骑土在粉碎俄国佬！”画面上的土兵的身体和脸色显出少有的健康，肌肉发达。
“
“我无法想象出达种样子。”施季里茨想。他被恭敬地让进一间办公室，厚里的光线很暗。
“还得等待。我被一桩桩事牵着走，无法确定自己的方针。我不得不这样走棋，我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招数。”
办公室的家具是深灰色的，仿佛是忧郁的色彩。在一张与这办公室一样破旧的办公桌后达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他的眼镜是白铁拒，很旧，已经修理过。他在一张大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一只脚同时令人厌恶地敲击着木地板。
他抬眼看到施季里茨，龇着发黑的牙装出一种微笑，轻声说：“这一切多么不妥当呀，博尔金先生。”
“首先，希特勒万岁！”施李里茨同样轻轻地十分坦然地回答，“其次，我已向您的人出示了我的证件：……在名字上有点儿误会。我住的房子是用另外的名字买下的，这是工作的利益所决定的。第三，请给党卫队旅队长舒伦堡打个电话……”
“我绝不能给这样的负责人打电话，博尔金博土先生。如果您的确是您所说的那样的人，我们就按程序向保安总局询问。我答应您这样做，但是目前我要问您一些问题，而且您还要就发生在您房间的事情写一份说明。”
“我不会回答问题的，更不要说写材料。我想警告您，我必须在今天执行—项公务，如果耽误了我的行程，您要负责。”
“别吓唬我！”小个子的手在桌上一拍，“看吧！”他指指放在他面前的那张纸，“这是有关您家中发生的事情的记录。这是在您外出之前发生的！响枪时您还在家！然后您走了。您想说我在您面前必须‘站得笔直’吗？！哪怕您是个将军，在法律面的我们人人平等，所有的人！一个士兵死在您家里，您必须向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倘若您不愿意，那就请您去拘留牢房！如果您是您所说的人，他们会寻找您的！那不幸的守门人要呆着，等候审判，而他们很快会找到您！”
施季里茨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站在小屋里笑着。他现在真正意识到了他的处境是多么可怕，而且荒唐得难以描述。
“不、”他笑着，心里暗暗想，“我还没有落到这步田地。我是被放在这种处境！我必须让形势有利于自己。”
“您是肮脏的臭狗屎！”施季里茨止住笑，说，“一小摊难闻的臭狗屎！警察局可没有您的位子。”
他厉声骂出一些难听的话。他明白他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对手，这家伙可能未参与这个阴谋，而汉斯事件显然是预谋的。他们在暗中利用这个小个子，而他现在就要发狂了，他要指控这种侮辱长官、对当局和法律不恭的行为；而那张纸，既然写好了，那就不会消失，它将导致其它的文件，如果缪勒不亲自干涉的话，而缪勒多么不愿干涉呀。多余的谈判。在帝国崩溃之际，所有的人都出于彼此猜疑、告密和恐惧而得象恶魔一样凶狠。没关系，随他去吧，不要让多余的证明妨碍他们的联系，如果他能理解施季里茨，就让他去承担责任吧，让他摆脱出来……
小个子警官从桌旁站起来，施季里茨看到他的制服很旧(显然是翻改的)，衬衣精心修补过，领带显烫得闪出丝绸的光泽。
“克劳斯！”小个子用尖细嘶哑的声音喊道。
一个中年警察和刚才见过的那两名侦探冲了进来，在门口。
“把这个坏蛋送到牢房去！他竟敢辱骂帝国当局！”
冰冷的牢房里，墙壁滴着水珠，施季里茨裹着大衣躺在铺板上。他有些遗憾没有穿高领毛衣。他蜷缩成一团，膝盖顶着下巴。好象回到甜美的梦幻般的童年，他睡着了。
从瑞士回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第一次平静地睡着了。
缪勒估计，一切都不会象这样进行。
他认为，在警察分局施季里茨会立即要求与舒伦堡通话而且他会得到允许。舒伦堡于是要和他——缪勒联系。
“我会给帕贝斯堡的警察分局打电话，听了汇报，我就说，我马上去现场，我带着小分队去。在警察带定施季里茨后，我的人已在那里放置了他的罪证，他们会找到的。我要当着施季里茨的面把小个子警官撤职，施普斯这个姓很可笑，可名字维涅尔不错。妻子叫多罗蒂娅，有三个孩子。一九四四年入党，那正是刺杀元首阴谋后全社会都发狂的时候。他偷偷去教堂，好象是寻求真理的斗士。他供养死在东线的弟弟的一家人，生活很困难。我要请施季里茨原谅警察的迟钝。我要怒气冲冲地问手下的人：是否在屋里发现了什么重要的证据。他们会回答，在厨房墙壁上的血迹旁发现了可疑的指纹，尽管还未最后确认是不是在射击后留下的，需要仔细鉴定。我在桌上留下指纹，取出放大镜，让警察相信，他的指纹与警察怀疑的指纹不同。但是警察拿出施季里茨的指纹取样，要对比一下。他想说些什么，但我要打断他的话，我收起警察局取下的施季里茨的指纹，站起身，把施季里茨带走。在车里我要问，为什么要收拾汉斯？如果他碍事，可以不在家里干嘛。现在比了这种事，要出境风险太大，瑞士之行要告吹——这些警察是一些可怕的形式主义者，他们会向卡尔登布龙纳报告‘博尔金博士’的罪行和缪勒对他的放任纵容。这样一来，按规定就得在调查期间吊销出国护照。”
缪勒认为，这几步棋不会把施季里茨吓跑。在从伯尔尼回来后的第—次谈话时，他已经告诫施季里茨：你的生命有危险，得把我的司机交给你。而当施季里茨无视命令，哄骗了汉斯，在塔格玛·布莱达格家过夜时，他缪勒并没有大发雷廷。
施季里茨被带到警察分局已经三个小时了，舒伦堡那里还没有来电话。现在女秘书呆在办公室里，她本应当立即通知缪勒这件事。缪勒认为这个美人打算和他耍滑头，所以不立即同他联系。
四个小时过去了。缪勒让手下人提供关于带走施季里茨的那辆汽车的牌号的准确情报。
(他忽然想到，是不是警察中的赤色分子偷梁换柱？不过他马上改正了自己的想法：不能大惊小怪，眼下我们毕竟是这里的主人。)
汽车的牌号是确实的。司机、摄影师和警官的证件也完全符合。
过了五个小时，缪勒让手下人准备出一份施季里茨邻居的证词，“一群陌生人带走了可敬的博尔金博士。”
六个小时过去了。证词送到负责党卫队军官及其家属安全的盖世太保后，缪勒驱车前往帕贝斯堡警察分局。他决定事先不给那里打电话。
维涅尔迎接了缪勒。他声音宏亮地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把缪勒让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此时他的脸色格外苍白。
“我的人在哪儿？”缪勒问。
“在亚历山大普拉兹……我刚把他送到那去，分队长。”
“送到了监狱？”
“是的。”
“您认为他犯了什么罪？”
“仰辱当局的代表，分队长。他恶劣地不体面地侮辱了正在履行帝国义务的公务人员。”
“履行帝国义务的是元首，而不是您！”
“请原谅，分队长。”
“您知道您扣留了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人吗？”
“我只知道我扣留了一个有谋杀嫌疑同时侮辱公务人员的人。”
缪勒打断他的话：“他请您给保安总局打电话了吗？”
“是的。”
“为什么您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要我给旅队长舒伦堡打电话，可我无权越级打电话。”
“因为您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对您说难听的话吗？”
“不是，不单是为这个。”戴眼睛的小个子急忙报告，“我要博尔金博士写一份关于他家中发生的事情的报告尘，他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会为此向我做任何解释，所以我……”
缪勒再次打断他的话：“他没写一个字？”
“没有，分队长。”
“也没做解释？”
“没有，分队长。”
“让我看看起诉书。任何时候也个不能任何人谈这件事。我随身带走博尔金家凶杀案的卷宗。”
“施季里茨用自己的行动帮了我的忙。”缪勒想到，“他也减轻了我的任务。我得把他从审判员手里夺回来。现在他可能已经落到了审判员的手里。关于瑞士的问题显然豪无意义了。他得到处瞎跑，我需要的正是这个。以后他会来找我，会接受我向他提出的用进行游戏的全部条件来换取一条性命。”
缪勒迅速浏览了一遍小个子警官和有两名作证的警察签名的起诉书。
他把警察叫进房间，说：“你们在这上面写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明白吗？”
“是。”跟着维涅尔进来的两名警察答道。
缪勒看着小个子警官。
“这是存在的。”他回答，“我绝不否认自己的话，分队长。”
缪勒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他简短地说：“明早七点请到保安总局接待室来。”
两小时后，施季里茨被带到缪勒的办公室。
“请解释一下，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想睡觉。”施季里茨回答。
缪勒用肥厚的手掌撑住脸，摇摇头：“怎么，这也是解释？”
“我累了，分队长。这场强加于我而我毫不明白的游戏搞得我筋疲力尽。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显然无法完全弄明白。”
“在警察局您没留指纹，这很好。在厨房间、在不幸的汉所身旁有一个对您不利的指印，尽管我猜想，您与这个悲剧毫无关系。舒伦堡为什么要破坏游戏的规则？为什么要干掉我的这个小伙子？”
“他没有违例．这对他没有好处。”
“那么对谁有好处呢？”
“那个不希望我去瑞士的人，分队长。”
施季里茨的看法又使缪勒感到一阵胆怯，因此他以攻为守：“您何必要骂这个小侏儒呢？我让他早晨七点到这儿来。瞧，您看看他的报告，还有起诉书。您再想想战时法律……看吧！看吧！那上面也提到了指纹！如果我能为您洗净污点我一定尽力而为！可如果做不到，请不要怨我！”
“重要的是把他握在手心，”缪勒想到，“观察他要采取的行动，准备最后决战。要盯住他，不能让他溜掉。他即便聪明过人，也是我的一张牌。我要用唯一可行的方法打这张牌。”
突然电话铃吓人地响了起来。
“我是缪勒。”现在缪勒有直通大本营的电话。
“我是鲍曼，”帝国部长的声音还是和从前那样四平八稳，不带任何感情，“我急需那个军官，找忘了名字，把他给我带来。”
“您指的是谁？”缪勒又感到一阵恐惧，问。
“那个去过西方的人。”
“施季……”
“对，”鲍曼打断他的话，“我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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