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
施季里茨躺在一间按特殊爱好布置的房间里，在杂乱无章的东西中，唯有水品玻璃器皿与众不同。令人惊叹的高脚酒杯同特大造型艺术品放在一处，容易破碎的白兰地酒杯同笨重的大口啤酒杯挤在一起。投在杯子上的阳光没有闪出柔和的青蓝色光，而是泛出沉稳暗淡的灰色。
施季里茨的双手戴着细细的金属铐，左腿也被这种铐子锁在笨重的沙发床架上。
“如果我拖着这玩意儿跑，一定很可笑，”施季里茨想，“一定会成为卓别林的素材，上帝保佑……”
他不时倾听远处传来的炮声，但愿他们快点赶到。我要在这里死去，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伙计们，我亲爱的人们，努力啊，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曾苦苦地盼望过你们……我全力以赴争取坚持到这一时刻，也许我还能干得更多些，然而你们无权责备我，我象所有人一样被拖着走——生活这样匆忙，迫使我们控制目己，我们在做生活冷漠而漫不经心地引导我们做的事情，尽管没有书面指示。节奏，节奏在经常减弱。我只好在不得已做的事情中挣扎，如果我有可能去做我真正想做的重要事情……
奥根走进来，坐在他旁边，问道：“想左侧身躺着吗？”
“我就是这么躺着呢。”施季里茨回答。
“哦，对。”奥根笑了笑．“我看别人时总是弄错……给您换个方向吧？不累吗？”
“好吧，不过最好能坐会儿。”
“不行。医生吩咐我让您躺着，如果莫斯科不做答复，他会来对付您。”
“行啦。”施季里茨说，“那就躺着吧。”
“想抽烟吗？”
“很想。”
“我很同情，但同样禁止您抽烟。”
“那为什么要问？”
“感兴趣。我想知道您现在的感觉。”
“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吗，奥根？”
“意大利先进力量从事的民族运动……”
“世界上有些人弄不清楚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义、喀古尔分子……”
“那是因为他们缺少教育。难道可以在法国喀古尔分子和雅利安国家社会主义音之间划等号？”
“可以，奥根，可以的。我来告诉您，我在德国怎样理解了‘法西斯分子’这个词。愿意听吗？”
奥根点起一支烟，回答：“为什么不呢，当然喽，讲吧。”
“那是在—九三二年，在希特勒当总理之前，我来到夏洛登堡。那里街道很窄，应当拐弯了……在一个酒馆门前停着两辆车，一群穿着褐色制服的人围在车旁，他们在讨论戈培尔的讲话，大声笑着、争吵着，看来是地道的冲锋队队员。我问他们中间有没有司机，请把车向前开一点，给我让些地方。没有，他们回答没有司机。我鼓捣了五分钟，好把我的车调过头来。最后我成功了。这一段时间那些冲锋队队员一直看着我，然后问我在哪里学会通过障碍地带的本事的。当我从车里走下来时，那些嘲笑我的人中有两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坐进那两辆挡路的车，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以别人的痛苦，甚至仅仅是别人的不便为乐——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于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可以准确地说；这就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
奥根握紧拳头，骨骼粗大、长着似乎透明的软毛的手指喀吧响了一下，他难过地叹了口气：
“分队长禁止我象您应该得到的那样对付您，施季里茨，否则我会让您看看，在遇到俄国虚无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时，什么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
接着，奥根弯下身，凑近施季里茨，盯住他的眼睛，然后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就这样吧……分队长没有禁止我这么做，我没有得到命令……”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向施季里茨喊道：“过一阵我彻底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虚无主义，我会解释的，施季里茨。”
伊萨耶夫经常回忆起在父亲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没有一下子明白，沃罗夫斯基为什么深深印入他的脑海，还有他在谈论痛苦的事情、谈论当时激烈争论的事情时极为平静的举止(夜里他和父亲在厨房刷茶杯，然后在大屋拖地板时，父亲忧郁地笑了一下：“依我看，我象从前一样干了完全违背愿望的事——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取代了心平气和，……我相信，俄国即将发生重大的事件，我们又将离别，多么忧伤，我的上帝啊……”)：伊萨耶夫明白，为什么在很久以后，在他开始在希特勒德国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夜晚……缺少社会生活、沉重的沼地的气息笼罩着帝国，不是元首的歇斯底里和人群的怒号，就是街道上过早的寂静和住宅中的人们套上的伪装：没有个性、荣誉和尊严……
“我真幸运，”他想到，“一些多么卓越的人物注意到了我；捷尔任斯基、加德洛夫、阿尔图佐夫、特利福诺夫、安东诺夫——奥夫先科、缅仁斯基、布柳赫尔、波斯雷绍夫、雷宾科、沃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斯维尔德洛夫．克列斯金斯基、卡拉汉、里特维诺夫，等一等，还有谁在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幸福？！这是救命良药，是跋涉中的休憩，是病中的梦。我在想他们，他们就在身边……为什么此刻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他们大家？我重新回亿起这一切是由于奥根谈到了虚无主义。”施季里茨明白了，“多么奇怪，罪恶的发展在你心中产生了善良，难道这出是有规律的？”
他又一次感到自己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这又意味着等待。他不能再等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撕裂他的大脑，碾压他的躯体，束缚他的行动，烦恼油然而生……
“我们的人能够赶来，”他心中说，“一定能赶来，只是别总去想它，另外想些别的什么……可我想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赶到，我就会被处死。一切都完了，真冤啊。”他想到：“我也是这些年生活在德同，但又置身于德国之外的为数不多的人，所以我比许多人更准确地了解德国；要说出它是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了解它——对未来一代德国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身在国内，却感到自己在现实之外，而是明白这是不能长久的。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过，达.芬奇把自己的作品与下一个世纪联系在一起，他与米开朗基罗形式的理想毫无关系。达.芬奇在探索内在的，而不是外形上美的意义。他是印象主义的鼻祖，因为他摒弃了肉体的形态界线，借以理解空间的实质。他探索的不是肉体，而是生命……对，马克西拇，”他心中得意地说，“想一想对策吧，想一想你愿意想的事情。要知道，这些年你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这并不等于说要缄口默言，这并不怎么重要，问题是你在这里不得不说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得不说你所憎恨的话；有时你愤怒得想大喊大叫，但你善于控制自己，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是恰当的，否则就会带来危机，对事业毫无益处。缺乏自制力，不善于等待，就去信教好啦，你又遇到了‘等待’这个该死的词…
…如果这个词在折磨我，我又怎么办呢？我是个人，我和所有人一样具有‘极限’这个生理特点，我比其他人更出色吗？”
“维利！”他喊道，“带我去厕所！”
维利来了，给他取下手铐，带他出了房间。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和柏林所有老住宅一样让人常常弄错的走廊上，经过一扇红色皮革包住的门时，施季里茨听到了里面一些人的说话声。这些人速度很快地向打字员口述，在嘈杂的声音中施季里茨清楚地辨别出缪勒那个处的突击队队长盖什卡的声音。
“即然法国前部长雷诺现在象所谓纳粹主义的受难者一样被荣耀所包围，”盖什卡开门见山地说，他的语调中加进了他自己对此的态度，“那就应当考虑拉拢与他关系很密切的女秘书马特琳.库佐。她不仅能提供关于被捕的部长亲属的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也会采取一些行动。可见我们今后有必要接近她，迫使……”
“小点儿声！”维利喊道，“我带着犯人！停止工作！”
“您认为我能跑掉吗？”施季里茨问，“您担心我向法国人揭露你们的秘密？”
“您跑不掉……可要是分队长放掉您……”
“您想他会放吗？”
“只要您的中心有了回音，他会放的。”
“那为什么用手铐铐住我？”
“因为还没回音——一旦有了回音，您也不用跑了，俄国人会杀掉已经为我们工作的人……您会象丧家之犬，在新主人腿前摇首摆尾。”
施季里茨进了厕所，背倚在门上，迅速撕开衣衬，取出藏在里边的刀片，握在手里，他感到了金属的弹性。他心中问，“怎么，马克西姆，到时候啦？据说只用五分钟全身的血就会流光，头里嗡嗡响，接着感到一种无声的虚弱，随后无论是缪勒、奥根、维利，还是在悄然无声的房间里的所有坏蛋都不存在了，尽管他们末日已到，他们还打算干卑鄙的勾当，为今后网罗一批叛徒……或者说是一批软骨头，这些人从没有表现出精神上的坚定性……你为什么缺少毅力呢？滚吧，放掉自已的血，当然是件可怕的事，但这比坚持到底来得容易些……
要知道，你奉命要活下去，可你打算自杀……你有权自作主张吗？我没有权力，而且我感到这样做是可怕的。我完全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工作，透过时间和空间，我在运行，我不属于自己。找我多么想重过那已消逝的年代的生活，我多么想向萨申卡和沙尼卡呆在一起……然而我知道，我无法忍受缪勒的折磨：他们会征服我或者让我精神失常。怎么办？变成一个目光呆滞、被征服的精神变态者生存吗？失去了记忆和憧憬，只有一些自然的要求，象医生在大脑研究实验室里试验用的动物一样活下去吗？然而叛变更可怕……人们会说，他背叛了祖国……不对，不能把自己同祖国分开，背叛祖国首先是背叛了自己……”
“施季里茨！”维利说，“为什么您没动静？”
“我在集中精力，”施季里茨迅速把刀片塞进口袋，“您在偷看？”
“我听着呢？”
“我一下子不行。”施季里茨笑了一下，“你们不让我坐着或者走动，人总躺着，肾就不大好使。”
维利打开门：“那您站着，我在后边看着您。”
“女秘书可能出来的。”
“那又怎么样，她们是我们的人。”
“要是我解大便呢？”
维利忽然皱起眉，两只眼睛变成一条缝：“您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张开嘴！”
“我没有毒药，”施季里茨说，“氰化钾一秒钟就要人命。”
“张开嘴！”维利重复了一遍，并动作迅速地向施季里茨下额打了一下，迫使他的嘴启开。“伸出舌头！”
施季里茨顺从地吐出舌头，问：“黄吗？舌苔很多？”
“粉红色，象婴儿的舌头……为什么您提出要求，您并不想解手嘛……回去。”
“随您的便，反正过一小时我还要求。”
“我不会带您来的。一昼夜只能来三次。忍着吧。”
维利带他回房间，施季里茨终于又听到几句话。戈沃罗夫元帅的名字印入的脑海。他没来得急弄明白关于指挥员父亲的全部谈话，因为维利又大声吆喝；
“停止工作！我这儿不是一个人！”
在房间里他给施季里茨戴上手铐，把左腿铐在沙发床上，然后从放物架上取下一瓶白兰地。
“他大概会拿大口杯子，”施季里茨想道，“小巧玲珑但易碎的白兰地酒杯与他不相配。喂，维利，拿大口杯子吧，出心地干一杯，畜牲……”
但维利拿的正是那只白兰地酒杯。他敲敲杯子下杯底，然后用手捂住，又闻了闻，带着遐想笑了：“有股雅麦卡酒的味儿。”
“对呀，他在领事馆干过。”施季里茨想到，他在这囚，独自一人，而不是在招待会上用大口杯喝白兰地……”
不远处传来几声爆炸声。从东方传来的炮声已经听习惯了，但现在炮声近了。施季里茨觉得，他已分辨出机枪的扫射声，不，他心里反驳说，你在用理想代替现实，你不会听到交火的枪声，倘若听到了，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在附近，既使他们在附近，我还是与他们相距十公里，也许二十公里……
“听着，施季里茨，”维利说，“您猜得出您的下场吗？”
“猜得出。”
“您能出多少钱让我帮您从这里逃出去？”
“您办不到。”
“如果办得到呢？您怎么知道我办不到……出多少钱？”
“您说个数儿。”
“十万美元。”
“拿钢笔来。”
“干什么？”
“开张支票。”
“不。”维利说．“我要现金。”
“我身上没有现金。”
“您的钱放在哪里？”
“银行。”
“哪个银行？”
“好多呢，在瑞士有，在巴拉圭也有……”
“在莫斯科呢？也许赤色国家没有银行？”
“为什么……当然有……您不怕奥根听到您的话？”
“他在睡觉。”
“缪勒什么时候来？”
维利耸耸肩。他把细长的酒杯放回去，换了一只大肚杯子，斟满白兰地，象喝茶一样慢慢地喝光。他的喉头贪婪地沿着细细的咽管滑动……
“您考虑一下，施季里茨。”维利打开房门，“交十万美元，我帮您逃走。不过留给您说出‘好吧’这话的时间可不多了。”
他走了出去，随手把门锁上。
“他说的是实话，”施季里茨想。他自负地想到他猜出维利肯定会用大口杯子喝酒。“他的确在想方设法搞到十万美元，然后溜之大吉。老鼠要从船上跑掉了。也许必须答应给他这些钱？必须说钱藏在我的秘室，藏在巴贝斯堡的地窖里……为什么不呢？也许你还指望缪勒会向你提出什么建议？也许你在心灵深处仍然对此寄予希望，尽管你不想承认。是的，我显然不敢承认，因为我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人：他难以预料，好象是赌博的轮盘上绕大圈的小球，谁也不能预料到它会停在哪个数字上……”
“哎，维利！”施季里茨喊道．“维利！”
维利很快走进屋来，似乎刚才他就在门口等待召唤一样。
“那么好吧，”施季里茨说，“假设我同意……”
“没有时间假设，施季里茨，如果同意，就说同意，告诉我地址，我们就走。”
“在巴贝斯堡，我的家里。”
“藏在什么地方？”
“秘室。在汽车库旁的地窖。”
“您画张图。”
“维利。您可真聪明，我画完图，您拿了钱，可我还得呆在这儿。”
“对，您是要呆在这里，我离开。我给您摘去手铐，随便您去什么地方。”
“可在别的房间的人呢？”
“这不是我的事，而是您的事啦。”
“好吧，拿铅笔和纸来。”
维利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小笔记本。他摘掉施季里茨的手拷，说：
“不过要标明南北方向，免得我如果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的话，您说找没好好找。”
施季里茨画出地窖的平面图，标出了秘室的位置。他解释说要在听起来发空的墙壁上轻轻敲打一下，墙皮就会很容易掀开；钱放在金属盒里，共二十三万美元。
维利仔细看了平面图，问道：“灯的开关在哪里？”
“在左边。”
“明白了。”维利叹了口气，“谢谢，施季里茨，不过不走运，俄国人已经突进了巴贝斯堡……”
“什么时候？”
“昨天。”
“那您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维利咧开嘴笑了：“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何况我们已经敲遍了您的地窖的墙壁，后来还用探测器检查过——有铁箱子大概会发出响声……”
施手里茨又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在夏洛特堡的小茬，一群身穿根色制服的冲锦队队员还有那两辆车。他停住了自己的车，打算掉头。他回忆起那些法西斯分子的得意洋洋的面孔。他们看着他困在狭小的空间里。他担心碰着那两辆车，可司机却站在一边，不愿帮忙，甚至懒得动一动身子……
“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
“倘若这是他身上固有的呢？”施季里茨想，“倘若他生来就是个坏蛋呢？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有善良或者高尚的品格……或许，一个诚实的政权必须有意识地剔除人身上的野蛮，尽一切努力表现出美好、怜悯、英勇、慷慨……可是，如果希特勒向他们头脑灌输的思想说他们是最伟大的，他们的历史是美好的，音乐是最有才能的，理想是世界唯一所期望的，那么又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希特勒培养他们鄙视整个世界，但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人民，也就是自己的话，那么其他的人，甚至同胞们就只会在一边观望；国家自我中心学说总是使国家遭受灾难性毁灭。这一学说使人们对所有不属于他们的美好事物产生野蛮的嫉妒。没有比嫉妒更可怕的了，它是道德上的锈斑，它使人从心底与国家分离，它没有正义感，樟脑球也除不掉它的气息……可怜的人，可怜的塔格码。”施季里茨又想起了那个女人，她很好地谈到了我们的‘壮士歌’……但愿她一切顺利，那她就会明白应当明白的主要东西。她那会儿是从‘声音’想到了‘壮士歌’，依据‘声音’谈论‘壮土歌’。有天赋的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在模仿成年人。塔格码曾经谈起她的教练，如果教练下令，她会从窗户跳出去……‘壮士歌’是一门科学，是历史的范畴？而在历史中容忍误差和小小的疑问就是犯罪。这样就使罗森堡和戈培尔的人篡夺了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他们把人民变成听命于暴君意志的愚昧的群体……塔格玛曾经谈到德国和瑞士的民间创作与我们的民间文学之间的共性。”
他又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在给他读《儿童教育》这本书的片断。这本书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仅仅保留下来的部分也是令人惊叹的。“听一听吧，如果不能全部接受，那么就接受一半吧。”父亲当时说，“在这段话中你感到他崇高的性格了吗？万能的大公不是在下令……同所有有天赋的人一样，他尽量带有幽默感，他多疑但却善良，他没有企望人们完整地接受他的思想，只是希望部分的……”
“可我怎么对塔格玛说呢？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在这里学会了在与别人谈话时拼命问我已经知道的、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且装出对真正感到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就是这样进行工作的。我一定会成为演员，以等待必要的对白为生。如果说演员都是预先了解了自己的角色，成功地背下了对白，记住了场面设计的话，那么我则是不得不以即兴发挥为主，好象是在乱哄哄的杂技场。在这种地方，人们不能原谅有停顿，他们会吹口哨，起哄，把你赶下台……但我的下场不是被起哄，而是在地下室被处死。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向塔格码讲述莫诺马赫的故事。历史不能从‘声音’来获取，而是要深入其中，好象洗礼时进入圣洗盘一样。应当一饮而下，好象在沙漠中喝到了水。我会告诉她的……等一等，你告诉她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告诉她，因为你口袋里放着一个锋利的刀片，隔壁还有那些以别人取乐的人。看着别人受折磨，你们会变得这样有力量，你们被一切可能的恐惧沾污了，你们……”
“嗨，希特勒，分队长！”施季里茨听到奥根高喊着。他明白，缪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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