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施季里茨（十三） 　 　　(1946年10月) 　　肯普在10月份接见了施季里茨，施季里茨连胡子都没来得及刮，—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肯普很感兴趣，布鲁恩博士在新寓所的感受如何，他一面诡秘地使着眼色，一面问，假日里是否用情过度，眼睛下的黑圈太明显啦。喝了一杯冷饮之后，肯曾请他一块儿去公司的档案参阅部。 　　那是三个房间，由古色古香的门联通着，白色的门上装饰着银色的花纹。肯普向紧挨着窗户的一张桌子点了点头说，“这是您的位子”。 　　“太好啦”，施季里茨回答，“只是我不擅长在狭窄的空间里工作”。 　　“什么意思？”肯普不解地问。 　　施季里茨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稍微把它朝身边挪动一下，身子撑在桌面上，形成一个直角，然后转向肯普说：“在这儿如何？” 　　“完全可以”。 　　“那么好吧。我做什么？” 　　“工作”。肯普像通常一样开朗、悦人地笑了，“表现一下您的水平，就在那儿”，他冲门点点头，“这位是安赫尔先生。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走进第二个房间；它比第一间要大，摆满了书拒，里面装满了合订本的手册，报纸，公司和西班牙政府各部的财政报告以及全套的刊物。在屋角的一张非常精巧的胡桃木小桌后面，一个像姑娘一样柔弱、五十岁左右的人坐在一把带细马腿的椅子上。他身穿紫色的丝绒上衣，没有系领带，而是扎了一个奇特的，加工精致的丝绸领花，裤子是奶油色的，袜子是白色的，而鞋子上则带着金色的搭扣。 　　他轻轻地站起，好像飞起来一样朝施季里茨迎面走来，他显得这样瘦，握起手来很兴奋，他请他俩抽烟，喝咖啡，还按西班牙人的习惯拍了拍肯普的肩膀，并且说一口地道的德语：“亲爱的布鲁恩，您将与我一起工作，我深感幸运。这就有个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啦。我在这玻璃匣子里简宜是憔悴不堪。我先向您介绍一下这个部门的工作规章，以便一会儿能安静地喝咖啡。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规矩，您要说明取哪些材料，研究的题目，声明受谁的委派进行分析并指出研究某一情况的时间。我把这些都记到我的笔记本上。我们就剩下喝咖啡了。都清楚了吗？” 　　“再清楚不过啦，”施季里茨答道。 　　“那好极了。对啦，还有一个手续。您必须签字保证不将文献带出本部。请您谅解：在西班牙是严禁批评领袖的对内政策的文献扩散的，而我们的主人在报刊言论上又根本不受约束，所以，您知道，并非所有的美国出版物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半岛上出售。我相信您一定理解我的苦衷，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以要尽一切可能避免在公司与太阳门的关系上产生麻烦。 　　“为了避免关系上的麻烦”，施季里茨建议道，“应当给太阳门的聪明人送上等的贿赂，这是维系友好关系的更好办法。” 　　安赫尔不知何故显得沮丧，惘然若失地看着肯普，后者故作庄重地一笑： 　　“您要学会习惯布鲁思博士的玩笑话，亲爱的安赫尔，什么也不要写，每个人都有一些怪脾气。他这样随便地谈到贿赂，正是因为它们没有在任何时候送给任何人。假如真要送的话，像我不得不做的那样，就会一声不吭啦。是这样吧，布鲁恩？” 　　“您送了什么？” 　　“油画。这儿油画时髦得很。好歹这里是委拉斯开兹、牟利罗、埃尔·格雷柯和戈雅的故乡嘛……” 　　“别忘了苏巴朗，”施季里茨提醒说， “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始终未被理解的时代。” 　　“末被理解的时代是没有的，”安赫尔反驳说，肯普说了那几句话以后他已稍微平静了一些。 　　“有的，”施季里茨说， 　　“比如说，我就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宗教裁判所，其中包括西班牙的，它们为什么要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赶出西班牙呢？为什么要伤害那些于已有用的人呢？这是反历史精神的。” 　　“先生们，”肯普说道，“我真羡慕你们有时间谈话，可我半小时后就要去见对手。要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不能用油画，而必须露出你的牙齿的东西。”他转向布鲁恩说，“假如您能编一份使我们行情科感兴趣的问题清单，那就很不错了。具体点儿说，世界上有哪些商号正期待着我们的合作建议，又有哪些正暗地磨牙，满心打算着啃我们的骨头。” 　　“就这些？”施季里茨问，他暗想肯曾为何交给他一项完全不同的任务，与埃尔·杰克博斯所说的完全没有联系。“没别的了吗？” 　　“这就够繁重的了，博士。” 　　“但是。就这些吗？”施季里茨又问。 　　“时间呢？” 　　“什么意思？” 　　“您给我多少时间干这事儿7 　　“两天。” 　　“这个期限太不现实。我会使您陷入窘境的，您将无辞以对杰克博斯经理。我请您给我四天时间。” 　　“三天。” 　　施季里茨摇了摇头。“那我就得牺牲礼拜日的时间，把它用于工作。我不想在上司的眼里显得不懂礼貌，肯普，上帝可畏啊。” 　　安赫尔苦笑了一下。“先生们，你们是自愿把礼拜日用于为公司效力，我可不打算这么做。我与你们不同，早就过了五十岁，并且每个礼拜日我都用来做一件每时每刻都越来越不相称的事——我正在谈恋爱。” 　　肯普笑了起来，但施季里茨却说：“这算不得什么，先生。歌德74岁的时候还春心末老呢，而他的女伴只有19岁。” 　　“但那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肯普说。 　　“对男人来说不存在柏拉图式的恋爱，对女人来说才有可能，她们比我们更重感情，也更富于幻想。” 　　“好吧，”肯普一面向安赫尔伸出手一面说道， 我尽量满足给您四天时间的要求，博士。我希望今晚能见到您，请到我那儿坐坐。” 　　他走到第一个房间，站在门旁招呼施李里茨。“请原谅，博士，可以耽搁您一分钟吗？” 　　施季里茨关上通往安赫尔房间的门，走向肯普；他知道，这会儿才是接受真正的任务(或者说是真正的考察)；他没搞错。 　　“您当然明白”，肯普说道，“行情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从未对德国人关上大门的商民，具体点儿说，康采思感兴趣的是与原帝国有联系的企业。我知道在这儿的参考文献中您不一定能找到主动拉生意的细节，但是哪泊您发现的对象仅仅是可能有兴趣，您就可以自认为是完成任务了。明白了吗7” 　　“再清楚不过了。”施季里茨回答，“我对自己也没有更多的奢望。只是，您对哪个地区最感兴趣？” 　　“我们所感兴趣的地区，简言之就是世界。” 　　“也就是说，我可以随意通过任何国家来接近这个世界喽？” 　　“绝对正确。” 　　施季里茨示意肯普靠近自己，后者会意地凑过身来。 　　“您说，”施季里茨悄悄说，“这个安赫尔是个搞同性恋的家伙吧？” 　　肯普同样诡秘地悄声说： 　　“恰恰相反！我看他是个性欲躁狂者。他讲过这样一些细节……” 　　“一个真正恋爱的人，”施季里茨道， “是从不描绘细节的。他在实践中研究它，在自我的满足和令我们嫉妒的情况下……” 　　施季里茨回到大厅，那位身着紫上衣，白袜子，金扣鞋的先生还在那儿坐着，施季里茨充分评价他煮的咖啡(显然，这里所有的人都模仿他们的老板，在办公室里煮咖啡，施季里茨暗想)，讲了几句笑话之后，又问在哪儿能买到这样考究的皮鞋，它把真正的中世纪风味带到了我们这个汽车时代。他请安赫尔先生吃饭，询问他是否爱吃鲜鱼，唐.菲利普做鳟鱼是非常出色的；怎么，您没听说过唐.；菲利普？——就在去阿尔柯本达斯的路上，十分令人惊奇的地方，最出色的饭菜，够带劲儿的社交场合，我们实在有必要去那儿一趟。然后他向安赫尔打听，在他之前谁在这儿工作过，得到的回答是，布鲁恩博士是这儿的第一个固定雇员，其他人都是偶尔来干一阵。接着他请安赫尔打开所有的书柜，以便他对这里都搜集了什么能有个印象。 　　安赫尔取出个小本子，请他签字收到所有书柜的钥匙，就向博士道了工作顺利。 　　施季里茨在自己的房间开始了工作，你在这段时间里丧失了真正的情报；他对自己说，在这儿的报纸上有端倪可寻，美国的报纸只卖给最高当局，价格奇贵，而且也不是经常容易买到的；没有关于苏联的情况，因为保存这样的资料会被送进监狱的，你必须在与现实隔离的条件下，去分析这段历史的真面貌，这就是你调查的任务。你要用头脑去思考，这对你自己对他们都是必须的；西班牙不大愿意让美国人入境做生意，对德国人也是如此。佛朗哥认为，最好是让国家处于萧条状态，切断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保持自己“天才的领袖和统帅”的地位，——为了保持统治是不择手段的。 　　他取出报纸和杂志的合订本，摆满自己的周围，从过去的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感到一种对事业的渴求，不是为单纯干点什么，而是为奉献终生的事业。 　　他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午饭；饭厅分成两部分；靠窗边是一排小桌。中间是长长的酒吧柜台，四周拥挤着酒吧常客，不用等服务员．就可以得到滚烫的蛋糕和稀粥，煎肠和肉丸的味道也很好；午餐用了十五分钟：先喝了一小杯咖啡，又喝了一杯牛奶，然后是蛋糕和煎肠，就着甜食又喝了一怀咖啡，不过这回用的是大杯，还喝了一杯橙汁。 　　从小饭馆出来之后，施季里茨登上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最顶层：安赫尔给了他第二把钥匙；他坐到自己的桌子旁，点燃一枝烟，边抽边对自己说：这是测验；他们事先布置了对我的考察，这是明摆着的，我要做一项他们不曾做过的分析工作；我必须保护自己的生命，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会做他们不会做的事。而我确实能够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我之所以能在舒伦堡手下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公认我有“清晰的头脑”我可以对旅队长感兴趣的问题作出清晰的解释；我先有一个设想，然后往这个设想里充实情报。许多分析人员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陷入源源不绝的情报而不能自拔，不由自主地被它牵着鼻子走；正确的做法正相反，应当把情报组织成观念，让它从属于自已；当然，任何一个真正的观念部必须是狂妄的，只有这样它才能使人感兴趣，没有才气的玩意儿无法激起任何人的热情；杰克博斯是个易于激动的人，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上，从他对回答的反应上，从他的动作和天生的幽默感上都可以感觉得到，这就像钱一样，不管你如何努力，如果你有它就总会有，如果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要给他们具体的事实，我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这是困难的，但却是办得到的，百分之七十的重要情报是从公开来源中汲取的。然而，为了搞清楚哪些问题是他们感兴趣的，我必须为自己编一份大事记，在这几个月里我中断了天天进行的对发生的事情的分析，而正是这些大事决定了世界的面貌。政治家一旦丧失了情报．会比任何人都快地失去正常的工作节奏。 　　丘吉尔在富尔敦的讲话是悲剧性的，这是一个没有情报依据的构想，它完全是主观的，因而也对非职业人员具有诱惑力；真正的职业素质应以能估算冒险的代价和可能性为基础；感性的东西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能带来留时的好处，但却会导致未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倾向性言论的后面一定有某种势力？是什么势力？银行？那些银行呢？ 　　康采思？谁的呢？一些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摆布某个人，对处于社会利益焦点上的个人加以支配；当你逐步了解这些集团隐秘的社会利益机制时，历史就显得人格化了。作家和艺术家生前可能不被承认，死后却荣耀加身；学者生前可能被同代人摈弃，但他的思想却将在他不复存在时显出光辉，于是世世代代都纪念他，抬高他的声望；难道像邱吉尔这样的政治家之所以追求最广泛的知名度仅仅是因为人们期待他讲话，致于这讲话是英明的还是荒谬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在听，都在议论？！ 　　施季里茨在晚十一点结束了第一个工作日，公司大楼里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值班员坐在电话电报房里；他从施季里茨手里接过了钥匙，让他在出入簿上签了字，向他道了声夜安，就又一头扎到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播放“列阿利”(马德盟)队与阿根廷国家队的足球比赛。 　　在住所里施季里茨脱下衣服，往澡盆里放满水。心想，我好久没在这样的洗澡间里泡上一泡啦，这简直是一种享受，不是吗？一个人能有多少奢求？他妈的！ 　　他躺入绿色的水里，把手垫在脑后，身体松弛下来。 　　……施季里茨——尽管称为伊萨耶夫更准确一些，然而称作弗拉基米洛夫或许更确切——一生下来就是幸运的，在他受教育的环境中是以知识水平，思考能力和对民主、友爱、平等的信仰程度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富有和份量。 　　那还是在苏黎世的时候，他的父亲，马尔托夫的朋友和追随者，在回俄国之前(他们是在“伊里奇派”之后回去的)，问弗谢沃罗德(那时谁也想不到，在1921年捷尔任斯基是用这个化名来称呼他，这个化名一直用到1927年，然后是“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直到缅任斯基给他取名为“施季里茨”)：“你可曾思考过‘百科全书’这个词汇现象吗？” 　　“没有。” 　　“那我就算白说。” 　　“讲讲吧，爸爸。” 　　“古希腊人把这个词定义为以缩略方式包容全部人类知识的咨询性著作——要特别注意，是以缩略的方式。为什么？因为要把人类提出的所有思想编成一部全面的参考书是不可能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与狄德罗，与这个百科全书之父联系在一起？就因为他是第一个总结了以往几千年的经验，把人类知识汇集成一种科学圣经的人。这是思想的火山喷发(在这次谈话过了40年之后，当施季里茨听到“信息爆炸”的说法之后，他想，父亲的话与这个说法是多么接近啊！……)要学会在阅读中思考，不要随声附和，要看到言外之意，补充作者的叙述，为一个词而赞叹，为一个含混不清的短语而义愤填膺……” 　　每当施季里茨坐到书籍、参考手册和报纸、杂志、文献档案前的时候，他总是想起父亲的话、因为正是父亲教会他与无言的读伴融为一体，倾听字里行间的声音，犹如听人谈话一样，想象着言外之意，在阅读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假设，不断地抛弃自己的假设和重新建立新的假设。 　　……次日，在品尝了一杯安赫尔君的咖啡之后，施季里茨就开始着手构造一幅世界蓝图，这是他失去重要信息的几个月期间的世界图景。 　　历史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甚至几分钟以前发生的事已经成为历史；它是多么令人惊奇地将词汇、思想、事件、人物及利益都浓缩在一起啊！要从这世代沉默的声音里截取出决定事件高潮的因素——这高潮不是一年或一天，而只是一分钟，这是多么困难。须知正是在这一瞬间里有像列宁和爱迪生、克列孟梭和居里、劳合·乔治和高尔基、爱因斯坦和佐丽娅、苏里科夫和兴登堡、卓别林和斯克里亚宾、威廉二世和托马斯·曼、杰克·伦敦和安娜·巴甫洛娃、维特和夏里亚宾、孙中山和齐热夫斯基这样的巨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思考，发表演说，签署文件、创作交响乐或构思公理体系。而假如允许光阴之箭去掉年与日的循环，那么决定历史同一瞬间的将是加皮察和尼尔斯·玻尔，罗斯福和加琳娜·乌兰诺娃，希特勒和奥本海默，邱吉尔和拉赫玛尼诺夫，斯大林和弗希特万格，希姆莱和艾迪特·比阿夫，帕斯捷尔纳克和普里斯特利，毛泽东和萨尔瓦多·达利，艾登和马列谢夫，毕加索和普罗柯菲耶夫，爱伦堡和戴高乐，柯罗廖夫和海明威，库尔恰托夫和索默斯特·毛姆…… 　　当施季里茨从19455月1日，从他置身生活之外、被抛入八个月的死寂和黑暗的那一天开始分析历史现实的时候，他开始明白，那根联结历史的，连绵不断而又可知不可见的红线已经延伸到决定今天事件的那些日月，决定着世界的发展。 　　其中有一件事不仅影响了华盛顿和拉丁美洲的现状，而且也影响到这里．比利牛斯山脉南部的现状，这就是1945年2月在墨西哥首都附近的查普德庇克城堡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 　　施季里茨把与1946年事件有关的文献放在一边，转而研究战时的报刊并把所有在西班牙和北美出版物中能搜集到的材料都集中起来，《华盛顿邮报》记者吉伯·埃利斯顿的报道是对会议进展情况的最好说明，施季里茨在他提供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尤其注意当他奔波于柏林和苏黎世之间，为破坏希姆莱与杜勒斯的单独解和而努力时在墨西哥所发生的事件，他越研究越感到忧虑，因为查普德庇克会议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与杜勒斯及他的幕后人的设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他的助手纳尔逊．洛克菲勒及克莱顿所把持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如果抛开辞令的外壳和外交上的造作，那么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华盛顿从拉美国家身上得到的主要收获如下：承认美国在南美大陆的主导作用(这对于华尔街反对伦敦金融大亨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美洲大陆各国军队建立统一的统帅部以及签署了该大陆各国不受侵犯的条约。 　　“谁会侵犯？”施季里茨马上反问自己。当时谁能进攻？希特勒败局已定，第三帝国的覆灭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就已势态明朗。日本会进攻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失去了“三国轴心”它还能做什？一些国家虽然力量稍强，但若与全世界作对却也力不从心，它们还能进攻淮呢？ 　　看来，可以看作法律——行政一体化的泛美组织已经被新建立的军政组织所代替，它与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宪章是显然对立的。 　　谁是这个计划的幕后人？华盛顿操纵的南美大陆军政联盟对华尔街的哪些公司有利？是到墨西哥去的洛克菲勒吗？无疑有他在内。还有谁？ 　　反对这个计划的又有谁呢？ 　　施季里茨还弄清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顺从自己意志的集团，他们的表决权在联合国占绝对多数，利用这个多数就完全可以操纵那些企图在将来决定世界政治的国家的利益。 　　施季里茨还弄清了美国与阿根廷的关系这样的复杂问题，当时的阿根廷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崇拜者，受过德国军事教育的庇隆上校手中，庇窿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对于美国政治家拉拢布宜诺斯文利斯的秘密活动不会没有充分的认识。国务院的专家们准确地抓住了上校敏锐的自尊心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经济潜力和独特的民族性格，因此，在有关与布宜诺斯文利斯的关系的决议中(阿根廷是唯一没有派代表去墨西哥开会的美洲国家)委婉地表示，希望庇隆的追随者们在有关对轴心国作战的问题上使自己的对外政策与其它国家的政策相一致。决议的措辞克制而殷勤，尽管阿根廷是南美唯一继续与第三帝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希特勒的书照常在《ABC》商店发售，电影院的银幕上照常放映第三帝国的影片，戈培尔的《人民观察家》报与《华盛顿邮报》、《人道报》、《普韦布洛》报一起在书亭出售，而里宾特洛甫的大使也照常举行有阿根廷当局高级行政官员参加的招待会。 　　为什么要围着阿根廷大跳华尔兹呢？斯退丁纽斯解释说，没有这个共和国加入美洲的兄弟联盟，西半球一体化的设想就有可能遭到破坏。然而，事实上并非这个原因使各国在查普德庇克一致同意了这个决议案。事实上是智利、巴拉圭，乌拉圭这些国家害怕北方“兄弟”无限制的经济扩张，而正是阿根廷与大不列额的金融界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像通常一样，数的法则发生了作用——多多益善，华盛顿与伦敦的矛盾(虽然用同一种语言，文化相近，但印制的货币却不同！)使南美各国可以在大国之间纵横裨阖。况且圣地亚哥、蒙得维多、亚松森当局知道，庇隆并不打算成为德国的牺牲品，因此，第三(金融)势力受到了保护，而且是更为情愿的，主子们忙着打仗，奴隶们就好歹还能活下去，总能找到个靠山。 　　1945年3月末布宜诺斯文利斯回答华盛顿说，阿根廷赞成泛美会议的决议，并且为了“一致反对任何国家对任何美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之目的”宣布与大日本帝国处于战争状态，同时也对德国宣战——但不是作为敌人，不是作为第三帝国，也不是作为凶恶、恐怖的强国，而仅仅是作为美国在各大洋的主要敌人——日本的盟友而对之宣战。 　　这种手腕使华盛顿把阿根廷硬拉进联合国，达无疑是奉劝人们与公然声称对轴心国怀有好感的国家的代表同室共处，在一间大厅里会谈，也使国务院可以触动一下阿根廷，鉴于1946年是这个国家的大选年，而该国的大多数居民又都明确赞成与那些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强国保持友好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应与它认为有必要的国家确立外交关系。 　　由此，施季里茨懂得了，在1946年春季，政治海洋的表面出现的不过是小小的暗礁，而由巨大的山峰组成的火山岩确则被一望无际、寂静的波浪所掩盖着。 　　查普德庇克会议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讨论拉美国家与亲法西斯的西班牙的关系问题，鉴于这个特别的原因，施季里茨把这次会议作为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随后他就转而研究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的速记记录，试图从中找到使他更感兴趣的东西。 　　他的目光停留在苏联代表鲁登科对凯特尔元帅的审讯记录上，他特别注意到对话中有关战俘处理的段落。 　　鲁登科：卡纳里斯上将在1942年11月15日的报告中提出要大规模杀害苏军战俘并且说必须坚决执行这种意图。您对卡纳里斯致您的报告中的观点表示过赞同吗？ 　　凯特尔：接到这封信后，我立即向元首汇报了此事，特别由于自七月以来苏联外交部人民委员已连续发出两份照会，我还请求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我大体是对卡纳里斯的意见产生过疑虑…… 　　鲁登科：产生过疑虑？很好。我向您出示卡纳里斯报告的原件，上面有您的批示…… 　　凯特尔：我见过这个空白处有批语的文件。 　　鲁登科：请注意批语……这就是卡纳里斯的那份文件，正如您刚才说的认为它是正确的……您的批语写道：“这种意件是出自骑士战争中的军人观点。这里所涉及的是消灭一种世界观，所以我赞同并支持这些措施。——凯特尔”。是您的签字吧？ 　　凯特尔：是的，我是将之作为向元首报告后的决定签发的。 　　鲁登科：但那上面没写是希特勒这样说的。那儿写的是 　　“我支持。——凯特尔”。被告凯特尔身为元帅，而且在这里不止一次称自己为士兵，我问您，是您本人血淋淋的批示肯定并核准了对成为你们俘虏的手无寸铁的军人进行屠杀，对不？ 　　凯特尔：我承担这项责任…… 　　美国检查官艾蒙对卡尔登布龙纳的审讯尤为骇人听闻： 　　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法学博士和希姆莱忠实的守护神一副长长的、有些变质的脸；施季里茨甚至眯起了眼睛，试图注定眼前这惹人厌烦的形象。 　　艾蒙，被告，您在本法庭听到了与“特别处置”有关的供词吗？ 它的涵义是什么？ 　　卡尔登布龙纳，应当推测为：这意味着死刑判决，它不是经过法庭审理，而由希姆菜的命令来确定。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施季里茨想，假如有一天某个画家想作一幅表现人的尊严或恶行的壁画，那他从卡尔登布龙纳的像片上就完全可以描绘出“谎言”和“恐惧”的形象。) 　　艾蒙：被告凯特尔指出，这个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您没有听说过“特别处置”这个说法吗？请回答“是”或者“不”。’ 　　卡尔登布龙纳：是的。希姆莱有一项命令——我还可以指出希持勒也有一项命令——不经法庭审理予以处决。 　　艾蒙：您曾在某个时候与分队长缪勒谈论过要求对一些人采取“特别处置”的请求吗？ 请回答“是”或者“不是”。 　　卡尔登布龙纳：不。 　　艾蒙：您认识佐泽夫·什帕采里吗？ 　　卡尔登布龙纳：我不认识他。 　　艾蒙：我现在把他的证词给您。 　　卡尔登布龙纳：是约泽夫·什帕采里吧？我认识他。 　　艾蒙：或许，您可以看—下从关于“特别处置”开始的这一段……找到了吗？ 　　卡尔登布龙纳：为了了解文件的内容，我必须通读全文。 　　艾蒙：可是，被告，您的辩护人那里有这份文件的副本啊。 　　卡尔登布龙纳：我缺少这一份。 　　艾蒙：好吧，那就请您阅读—下该页的中间部分“在各处长的会商中，关于是否应当就某某事采取特别处置’，分队长缪勒曾多次征询卡尔登布龙纳的意见。”下面是这种谈话的一例：“缪勒：请问，关于《A》事应当采取特别处置吗？卡尔登布龙纳回答‘是的’或者建议把问题提交党卫队全国领袖去解决。每当进行此类谈话时，仅提—下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样，参加会议的人都不知道谈到的是谁”。被告，这份书面证词是事实呢还是谎言？ 　　卡尔登布龙纳：公诉人先生，您对这份文件的内容的解释不能说是正确的……也许缪勒是在我们许多人一同谈话时对我说这番话的，我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是出于对外政策和情报上的观点…… 　　艾蒙：您熟悉策拉斯这个名字吗？ 　　卡尔登布龙纳：是的。 　　艾蒙：他曾是毛特毫森集中营的队长吧？ 　　卡尔登布龙纳，是的。 　　艾蒙，我开始读您认识的这个策拉斯临死前自白的一个片段。“1943年初夏，党卫队副总指挥卡尔登布龙纳博士视察了本集中营……为他表演了三种灭绝方法：向后脑勺开枪、绞死和毒气灭绝。被选出演示死刑的人中还有妇女；她们被剃光头并从后脑勺开枪。参观了死刑之后卡尔登布龙纳博士去了焚尸场，最后去看了埋尸坑。”是不是这样？ 　　卡尔登布龙纳：这是谎言。 　　艾蒙：好吧……您面前有一份文件……是关于就地处决英美飞行员的……署名“卡尔登布龙纳博士。”您否认与该命令有关这个事实吗？ 　　卡尔登布龙纳：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命令。 　　艾蒙；您否认这上面是您的签字吗？ 　　卡尔登布龙纳：公诉人先生…… 　　艾蒙：请回答我的问题：您否认是您的签字？ 　　卡尔登布龙纳：我没有收到过这种文件。当然，我没有注意到，是否以我的名义发布过这种命令，我本人是有过错的…… 　　法庭主席：我一点也不明白！难道您是说，这文件上不是您的签字，抑或虽然签了字，却没有看一看它的内容。您到底确认什么？ 　　卡尔登布龙纳：先生们！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这份文件！我不可能签署它，因为这有悖于我的信仰。 　　法庭主席：我没有问您的信仰。我想得到回答：您签署了它还是没有？ 　　卡尔登布龙纳：没有。 　　法庭主席；但那上面有您的签字！ 　　卡尔登布龙纳：我不能确信这是我的签字。 　　法庭主席：斯米尔诺夫上校，您准备在哪些观点上对证人进行反驳？ 　　斯米尔诺夫：被告否认自己参与了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灭绝犹太人活动……他要人们相信，波兰警察总监克留盖尔似乎直接隶属于希姆莱，并且与卡尔登布龙纳没有一点儿关系…… 　　法庭主席：请提问吧。 　　斯米尔诺夫：我请求给被告看一下弗兰克的日记，请谈一下并注意译文是否准确：“毫无疑问——克留盖尔说一灭绝犹太人关系到国家安宁……但在犹太工人中有一些专门人才，如用波兰工人取代他们则不可能不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克留盖尔请求卡尔登布龙纳博士向党卫队全国领袖汇报此事……”为什么克留盖尔的行动要经过您呢？ 　　卡尔登布龙纳：克留盖尔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说我是他的上级。他只不过是知道，我作为帝国情报机构的长官经常到希姆莱那里去做专业汇报，所以他就请我也向希姆莱汇报一下达个问题。 　　法庭主席：您说得太快并且您的话并没有回答问题。 　　卡尔登布龙纳：克留盖尔是直接隶属于希姆莱的。 　　斯米尔诺夫：我请您回答，克留盖尔是否请您向希拇荣提交他的报告？这既是我要问您的全部内容。 　　卡尔登布龙纳：这种会议常有很多人参加，而且每个与无首或全国领袖比较接近的人都提出某些请求。 　　斯米尔诺夫：我请您回答“是”或“不”。他请您汇报了吗？ 　　卡尔登布龙纳：此事我—无所知。 　　法庭主席：斯米尔诺夫先生，请要求他回答问题。 　　斯米尔诺夫；被告，克留盖尔是否请您向希姆莱报告，立即消灭所有具备专门技能的犹太工人是不必要的？后者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卡尔登布龙纳：可能，他向我提过请求．但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他的长官…… 　　先生们，施季里茨想，在他们这个遗臭万年的帝国里，当时究竟谁是长官？只有一个希特勒？其他人都是上帝的羔羊？对什么都一无所知？难道他们曾经为那些像送上传送带一样被抛进焚尸炉里的人们的命运而彻夜哭泣吗？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重复说： 　　“我甚至没听到过什么兽行”， 　　“只是在纽伦堡我才了解到保安勤务处秘密特遣队在俄国干下的坏事，” 　　“我只不过是不愿意犹太人在帝国的财政、工业、科学和艺术方面发挥什么作用，但我从未宣扬过把他们消灭在毒气室里，这有悖于我的信念” 　　“我信任元首，不能设想他有这种意图”。 　　只有唯一的一个被告沙赫特，第三帝国银行货币的组织者，向希特勒提供建立武装力量的经费的人，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嘲笑地审视着英国公诉人杰克逊，他对细节毫不争论，承认支持过元首，与审讯他的人发生的唯一的一次争论是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当时沙赫特声称，不是希特勒侵占了布拉格，“他并没有用武力去夺取这个国家，它实在是同盟国拱手送给元首的！” 　　杰克逊气得发呆，但是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报复是毁灭性的。 　　“当您任不管部部长时，”英国公诉人开始提出尖锐的问题。 　　“发动了对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的侵略战争；在您任希特勒帝国政府成员期间，发动了对苏俄的入侵并且向美利坚宣战。您仍无视这一切，继续留任元首的部长职务，是不是这样？” 　　“是的，”沙赫持答道，依旧漠然地审视着公诉人，越来越倔傲的笑意挂在他的脸上。 　　“直至德国军队败退以前，您始终没不断绝与希特勘的来往，不是吗？” 　　“我与希特勒断绝关系的那封信的日期是1942年11月30日。” 　　“您那时认为，第三帝国这艘船正在下沉，战争已经输掉了，不是这样吗？” 　　“正是。关于这一点我的口头和书面声明就是十分清楚的证明。” 　　“请问，在占领维也纳之后，您曾强迫奥地利银行的职员宣誓吗？” 　　“是的”。 　　“您强迫他们跟自己重复下面的话：我宣誓，我将服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元首阿道夫&#8226；希特勒……违背誓言，就碎尸万段。向我们的元首三呼万岁’这个对事件的描绘是正确的吧？” 　　“是的”，沙赫特回答。 “这个誓词是预先为官员们写好的”。 ’ 　　(沙赫德在承认自已有罪时的那种平静给施季里茨以深刻的印像，被告人中再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举止，施季里茨想象这老头走上绞架时，一定是自豪地昂着头，那又怎样呢？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种立场。然而，他没法想到，这位第三帝国的金融巨头，一个少了他元首就不可能建立起陆军、海军、保安勤务处、盖世太保的人，将由法庭在所有对他起诉的罪行方面宣布无罪。) 　　他特别细致地钻研了为第三帝国最高统帅部辩护的律师拉伦泽尔的发言。他长时间地思虑，为什么拉伦泽尔公然伪造事实，他在自己的发言中确信，起诉的最后一项罪行，即“军事领导人为在事实上允许了实施希持勒的犯罪计划而不是反对它而承担责任”，而把问题归结为军人必须服从的义务。希特勒的命令不仅是军事命令，而且具有法律效力。难道军事领导人可以不服从法律？如果把这命令认为是一种集体犯罪行为而不履行服从的义务，那么除非这种行为基于下述原因，即该命令是要求进行反对国家政权的行为。而如果命令要求的行为不是反对国家政权，那又怎么能说这种行为是犯罪呢？如果要说这是犯罪，那么哪个国家的哪些公民能判断自己的行动是否具有犯罪性质呢？” 　　拉伦泽尔何以会忽视一个无需证明，但对全人类部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没有最高统帅部或离开了统帅部，希特勒就不可能策划任何一场战争。施季里茨记得，国社党的纲领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只有党和军队才是表现第三帝国生活原则的两根柱石。怎么能执意说领导了武装侵略的最高统帅部无罪呢？况且，帝国空军元帅戈林有不容争辩的罪行，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曾被希特勒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凯特尔元帅作为最高统帅部直接长官赞成杀害俘虏！为他们辩护诚然是可以的，但是，基于特遣队在内的军队在它占领的地区可以不经审理就抢杀妇女和儿童的事实，就绝不能说最高统帅部是无罪的！ 　　(然而，施季里茨没有科到，拉伦泽尔的辩护词中塞满了盖伦将军的句子，他更不能想到，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和帝国政府将被宣告无罪，尽管苏联法官尼基钦科提出了抗议。1946年过去了；德国西部应当形成一个忠于西方的国家，然而由进来做这件事呢？ 恰恰就是那些知道如何在第三帝国的管理部门办事，并且在迅速修缮的希特勒的兵营中教导青年军人掌握职业入门知识的那些人。) 　　……就是这个时期（从1945年春到1946年秋）成为施季里茨观看的历史舞台，他必须看清台上的主要角色，领会他们的意图，并综合所得的信息，作出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关系他个人的生死存亡，而且是受他从1917年10月的那一天，将自己的生命与列宁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时起就奉行的立场所支配的。’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Xinty665 免费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