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带我上哪儿去？”谢麦连科夫问道。
他望着我背后戳出来的那枝马枪的乌亮枪筒，尊敬地称呼我“您”。在敌人占领的两年半时间里，人们已经习惯地认为，拿枪人就是拥有无上权力的主人，就是不容许违拗的政权的化身。我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了。
不应该背着马枪到这个挤满了工人的板棚里来，象押解犯人那样把陶工带到院子里，我操之过急了。也许，古潘亲自指示我必需捍卫的法律，在怎么盘问人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规定的吧。我第一次对这个神秘的法律产生了几分好奇心。
我摘下肩上的马枪，装作非常随便的样子放在院子里焙烘车间门口那堆圆木上。那些陶罐和陶缸在不远的地方闪着奇光异彩。
“难道我是带你吗？”我问道。“只不过想跟你聊聊……坐下来好吗？”
陶工乖乖地坐了下来。
“我要了解有关火烧鬼的全部情况。”
他打了个冷战。谢麦连科夫还是很害怕。
“咱啥也不晓得，”他两眼盯着地面，瓮声瓮气地说。
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电影里那些勇敢的北极探险者或者是站在远洋轮舰桥上的船长通常就是用这种嗓音说话的。他那只弯曲的手象折断的翅膀。一直在抽搐，仿佛在寻找支撑点。最后，胳膊肘撑在圆木边上，才算安定下来。
“一点都不知道？”
“一点不明白。”
“不可能。陶器厂过户到火烧鬼名下后，您是在那儿做过工的嘛。”
“是的。”他没有否认。“那又怎么样呢？”
我决定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激他一下。
“外面都说，火烧鬼隐藏在附近一带，”我开了腔。“这对大伙儿可都是个祸害呀！我们要搞清火烧鬼的全部情况，好捉拿他……”
我说到这儿，他抬起了眼睛，眼里流露出了忧伤的神明，似乎为我这条要断送在这么一件毫无价值的事情上的小命感到惋惜。当然，坐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是翘鼻子的卡佩柳赫，身高一米七十四公分，浑身上下全是愈合不久的伤疤。
“怎么去捉拿？”谢麦连科夫疑惑不解地问。“谁去捉拿？”
“我们，”我说。“也包括您。我们人数还少吗？”
他摇了摇头，这个动作不知怎的有点老态龙钟的样子。
“他同谁可能有联系呢？”我问道。
“不晓得”
他又垂下眼睛，盯着地面。我肯定，他知道许多情况。根本不必成为心理学家，就能猜到这一点，只不过是谢麦连科夫不会撒谎罢了。他在这方面很不在行。一个人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罐子上，是永远也学不会耍滑头的。但是他还是拚命耍滑头。他有顾虑。要消除他的恐惧心理，迫使他吐露真情。我应该让他明白，他说了，后果固然可怕，但不说，还有更可怕的后果呢。但我能这么干吗？采取警察的那些措施吗？
“为什么火烧鬼要在格卢哈雷周围活动，您有什么看法？”
谢麦连科夫往两边扫了一眼。
“不晓得。”
“您说说，她上……”
我还是刹住话头，没有追问他大女儿的下落。我觉得，谢麦连科夫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身上那只特别的、不听他使唤的左手从圆木上滑了下来，更深地藏到胳肢窝底下。他在等我把话问完，呆呆地等着。
“算了，”我说。“算了。我不再折磨您了。去吧，去做陶罐。”
我刚说完，他马上站了起来。
“如果我或者其他什么人再象什捷勃列诺克那样被他们用有弹性的电缆吊死，那您可以不必着急，”我在他的背后说。“这不关您什么事！您反正已经把知道的情况全倒出来了！”
做一个厚道好人的愿望同恨自己无能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了。
谢麦连科夫的一只手做了个痉挛的动作，仿佛我最后那句话在他背上推了一下。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
“什捷勃列诺克临死那天到克罗特那儿去过，他们一起杀猪来着，”他说。
他消失在门后了，我耸了耸肩膀。我自己也知道，什捷勃列诺克到克罗特那儿去过。
九月的太阳廓清了留在陶器厂后面采泥场上的最后几团残雾，现在真可以说是秋阳高照了。无翅的红椿虫纷纷爬到一块圆木上来晒日光浴，游丝飘悠起来，摞在院子里的罐罐缸缸闪射出特殊的光彩。行，谢麦连科夫！我们不通过你来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吧。你那可爱的小女儿……
但是究竟为什么他要提醒我：什捷勃列诺克在去奥任之前到克罗特家里去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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