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妮娜站在昏暗的前室里，额头和手掌紧贴在弹洞累累的房门上。我小心翼翼地搂住她的肩膀，拉到自己的身边。我挨近她，借着幽暗的光线，看见她的两眼在闪光，在询问。两只扩大了的深邃眸子，闪出的每一道晶莹的光，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她在问我，问我这个比她大，比她强的人。我怎么回答她呢？大地上有十几个国家的人民，都卷人了这漫长的战争，而我们承受的苦难比谁都多。法西斯把全部的压力都压在我们的头上了。不过，我们这里苦难的分配也不均匀。有的人总是被苦难选为打击的靶子。苦难抡起拳头，劈头盖脸地猛打，打得你家破人亡，孤苦无依；要不干脆齐根铲。
我搂住她的肩膀，微微俯下身，额头贴着她的额头。我们紧偎着站在一起。我觉得，她的绝望心情，她的可怕的、锁在心头的苦闷，她的痛楚，本想在这里，在空荡荡的板房里，更急剧地膨胀起来，拥出喉咙口。但此时此刻，却安静了，缓和了，它们仿佛象放电一样，都被我的身体吸收了。我更易于对付它们，因为我大一些，有经验一些。我们打过几天仗的人，比那些留在后方的，显得大得多。
我们紧偎着站在一起。我感到，她那注入我体内的痛楚，那奇特的、不表露出来的柔情，比那天夜里相偎在一起的欢乐，更加使我们心贴心了。在这战争制造的紧张生活中，落在我们头上的痛苦与欢乐，都是加重剂量的。哪一样都得照单全收。
要不是谢拉菲玛，我不知道，我们还要这样站多久。我的背后突然响起她的咳嗽声、骂街声和沙沙的脚步声。
“瞧这烂泥！雨再落下去，可都要翘辫子了。你，你这贼骨头，干啥老盯着我？呸，骚东西。”
最后两句话是对布尔康说的。它用尾巴啪啪地敲打着门框，仿佛打鼓点一样。它这是有贪图的。谢拉菲玛一只手拿着盛牛奶的大肚陶罐，另一只手拎一个小篮子，里面有面包和香肠。
“老戳在过道里，不饿死？”姥姥说。“唉，唉，年岁不大，苦水喝了不少……总得想办法活下去呀。咱的心肝儿，你来迎接咱这个大媒吧！”
安东妮娜醒悟过来，忙把谢拉菲玛让到屋里，按她坐下。我很喜欢姥姥，说实话，我把她忘了——顾不上她呀。她，这个骂街里手，并不生我的气。她是第一个进这个家门的。
“咋能叫她挨饿？”姥姥说，“看，愁成啥模样了。只有眼睛大了。对，”她想起一件事，“那边，那个没良心的，那个波佩连科在等你呐，咱没让他进来，他叫咱告诉你：格纳特回来了。这也是个喜讯！你们也想把格纳特收进你们的队伍？你们想让他当大头头！”
“姥姥，”我说，“你甭瞎扯了，你还是给她弄吃的。姥姥，她今天还啥也没吃呐。”
于是，我匆匆地走进前室。我的机枪就搁在那儿，闪着金属的亮光。安东妮娜随后一步跨过来，拉住我的袖子。她眼巴巴望着，要求我用目光直率地回答她。
“我马上就回来，”我脱口说出，“你别担心！”
“速告，社员何时运钞票去奥任。你的亚逊克。”
我站在格卢姆斯基的院子里，手里拿着防区送来的这张纸条，用身子挡着雨，看来看去。嘿，“亚逊克”，这名儿好美，两人的名字都挺动人！她叫亚逊卡，他叫亚逊克，我们叫“公社社员”。他们通常称呼我们弟兄：“公社社员”，“苏维埃人”，“红色佬”，他们以为，这是骂人话。
院子里，千里马用蹄子执拗地刨着土。雨在下。
“怎么样，都收拾妥当了吧！”我对格卢姆斯基说。“他们上钩了，现在我可以去找萨盖达奇内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动我的。”
“兴许，”主席同意说。
“袋子在铁匠铺？有人看吗？”我问。
“有，波佩连科，瓦列里克和马利亚斯都在。”
格卢姆斯基嘭地打开板棚的门。牡马的眼睛射出了火一样的光芒。它的细长嘴脸，从栅栏的木桩中间探出来，歙动鼻翼，呼噜呼噜地直吸气。粉红色的下唇，不住地翻动。它的鼻孔柔软而又滑溜。
“这马出快，但不野，”格卢姆斯基一边关照我，一边 把一副骑兵马鞍从墙上搬下来。“你不必怕。它会听你话的。它已习惯换主人了……”
这位主席的一只手刮板似的顺着马背捋了捋，而后把毡鞍垫甩在 甲上，顺着脊梁，顺毛往后拉，免得鞍子把毛揉乱，擦伤马背。
格卢姆斯基的每一动作都很精细，
慎，从容不迫。他不让他的爱流露出来，但是从他那吝啬的动作中，可以意会到，这是在关切掩盖下的爱。
“我还从来没骑过这样的马，”我说。
“咱也一样！”
他用他那沉重的大手掌在马肚子上砰砰地拍了几下，让马把气吐出，然后麻俐地勒紧马肚带。
“你用不着催，”他关照我说，“它自己会跑的。实在不得不催它快跑，那跑完后，不能立刻停下来，要溜一溜，饮过水，也是这样，这你自己也知道。机枪带不带？”
“带。”
格卢姆斯基皱起眉。
“好吧，横着系在鞍桥上。”他决定说。“要用的话，你拔掉挂钩，懂吗？备用的弹盘放在背包里，背在背后，可要当心，别碰着马背。”
“碰着自己呢？”我问。
但是这位主席只是哼了一声。大概是说，你的背脊又不用开沟种芜菁，碰伤会长好的。
“有点认咱了！”主席一面给马戴嚼子，一面咕哝着。“开头老是想火烧鬼，火烧鬼把它宠惯了。白面包，白砂糖，尽它吃……娃儿们还弄不到糖，可千里马一直有得吃，真的！”
原来如此：他火烧鬼喜爱牲口。这是很好的特点，真格的，阿勃罗西莫夫的马不就是他放的，怕缰绳绊住马腿，还把缰绳整整齐齐缠在车身上。
“唉，火烧鬼的心肝，”我抓住缰绳说。“我可没白糖给你吃！”
“你不能因火烧鬼怪罪它呀，”格卢姆斯基生气地说。
我们正往鞍桥上系机枪。潮湿的黄沙小径上忽然响起了轻微的吱嘎声。迫使我急速转过身去。
克罗特！……他脚下蹬一双钉了后掌的德国短筒大皮靴，踏在潮湿的土地上，留下有图案的脚印；下身穿一条马裤，上身是一件打着整齐补丁的老式短上衣；头上戴一顶哥萨克的羊皮高帽。一副出去阅兵的打扮！
“来干啥？”格卢姆斯基问，用身子挡住牡马。
村子里人人知道，克罗特有一双“丧门”眼。
“他们把我的铁匠铺占领了：”克罗特的两只脚交替地站着。
“我知道，”格卢姆斯基回答，“暂时的。”
我趁这时光把几个备用弹盘装进了袋子。牡马的两条健壮的细腿，宛若两只白“长袜”，在枣红色的皮毛映衬下，显得更加洁白。它不停倒蹬两条腿，仿佛两只又大又长的白蝴蝶，在地面上飞来飞去。
“有人说，你们在铁匠铺寄存的是两袋子钞票，可当真？”克罗特很感兴趣地问。“就是那一笔吗？”
“是那一笔。”
“这可要……”克罗特不知为什么摘下羊皮高帽，搔了搔后脑勺。“少说，也有十来万吧？……”
“一袋子三百万，”我回答说。“上面这样写着的。”
让他动动心！
“三百万？”克罗特反问了一句。
他的手，本来举起帽子往头上戴去，此刻却僵住不动了。当钞票的洪流在眼前滚滚流淌的时候，那可不兴戴着帽子站在这儿啊。百万已是具有魔力的字眼。每个人都晓得这个数字老鼻子啦。克罗特也知道。他天天把赚来的一张张卢布投进板箱，天天清点数目。他的两个跑单帮的儿子，每次都带回卖货的款子，他自己从农庄的铁匠铺也进帐不少。他不是穷人，完全不是穷人。
可是，一下就是六百万。只不过是个破罐子，从地下挖出来！在这笔掘出来的钞票的映衬下，他那过分抠的生活黯然失色，太没有意义了。
克罗特心情沉重，象驴子似地站着，直咬嘴唇。
“哦，哦……你们准备把这笔钱怎么办，啊？”
他那两只石墨一般的黑眼珠打量着我和格卢姆斯基。这两只眼睛，在他那张熏得漆黑，如同蒙上一层铁皮的脸上，一点也显不出来。
“准备点一点，备一份交接书，”我回答说，“我这就去请萨盖达奇内，办好，就送到区里去。”
克罗特仿佛不相信我似的，他又看了看格卢姆斯基。格卢姆斯基阴沉着脸，点点头：是这么回事！
“嗯，办得对，”克罗特终于又开了腔。接着又唉声叹气地说：“唉，你瞧瞧这战争，它扒光了一些人，它也搞赏了一些人。”
“它也扒光了你？”我按捺不住说。
记得，我记得那块从身边掠过的砖头。人的仇恨，在记忆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我是关于参加……关于参加武装支援的事儿，”克罗特对格卢姆斯基说。“我想帮个忙。”
他从马裤里掏出一把战前陆军用的手枪。
“瞧，找到了……擦了擦。咋样，如果要……”
格卢姆斯基把我送到栅栏门，从他的板棚，有一条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到古老的米什科尔齐大道。
“马蹬合脚吗？”
“合脚。”
牡马站在原地，在我的座下，踢蹬着，仿佛小船在浪尖上颠簸。它的每一条腿子肉都绷得紧紧的，要求我扬鞭上路。
“我不喜欢克罗特，”我说。
“咱也不喜欢。可人手不够呀。”
“但愿他别看透……咱们袋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看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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