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时三十分，霍普金斯如约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但斯坦哈特大使没有陪同前来。今天由阅历极为丰富的著名苏联外交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担任译员。一九三三年，他在华盛顿，曾就建立苏美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从一九三０年至一九三九年，李维诺夫一直任外交人民委员。
哈里·霍普金斯说，总统希望听听斯大林对这次德俄战争的估计和分析。
斯大林的回答极其坦率、明确。他谈到法西斯入侵前和入侵初期苏德兵力对比，双方武器和技术兵器及其战术技术性能，谈到苏联军事工业，其中包括航空工业的状况，指出德国军队突然袭击及其作战方法的非道义性质，并对未来做了估计，而且又重复了昨天的意见，希望美国尽速援助苏联。他在一张活页纸上开列出：（一）二十或二十五、三十七毫米口径高射炮；（二）铝；（三）十二点七毫米机枪；（四）七点六二毫米步枪，然后交给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接着发言，他代表本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看法，其中谈到准备向苏联运送该，但这些装备尚需制造，因此，在坏天气出现之前，还运不到苏联前线，谈到应制定长期战争计划，至于长期供应问题，则要视美国政府对于俄国军事状况，俄国的武器装备、原料资源和工业潜力的了解而定。援助苏军重型装备、坦克、飞机问题，要留待美、英、苏三国政府会议解决。照他的话说，这次会议能否召开，要视苏德战场目前作战的结局而定。
简而言之，令人觉得，这个美国人还没有最后相信，苏联与法西斯德国你死我活的搏斗，能否坚持到秋季，虽然他颇为斯大林的自信所感动。如果苏联能坚持得住，霍普金斯建议，不迟于十月十五日，而且一定要在斯大林出席的情况下，召开这次会议。但又，斯大林表示，能否亲自与会，尚难逆料。接着，虽然也涉及一些军事、经济、政治和道义等重大问题，但多数是说了一些重复的话。
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出访莫斯科，对于苏联同美英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积极的作用。七月十二日，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对德国联合作战协定。根据该协定，双方保证，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保证不同德国举行谈判、签订单独的停战协定或和约。霍普金斯此行还促进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岛的会见和谈判，最后，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签署了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宣言扼要申明了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世界安排中的宗旨。宣言还根据莫洛托夫提出的愿望，表明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
就这样，以一个人在外交上的斡旋，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霍普金斯后来在《美国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对斯大林的印象：
“他说话绝不重复。他的话如同他的军队开枪射击一样，打得又稳又准。他用几句讲得很快的俄国话欢迎我。他同我握手时，短促、坚定而有礼貌。他热情地微笑着，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多余的手势和多余的表情。你觉得简直是在和一架极其协调和富干理智的机器谈话。约瑟夫·斯大林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知道俄国要的是什么，而且他认为你也同样知道。在第二次会见时，我们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他问的问题明确、简单、直率。尽管我已很疲乏，我也同样简捷地回答。他的答复很敏捷，毫不含糊，好象这些话早在多年前就已想好了似的。
在我们谈话中间，他的电话铃只响了一次。为这打断谈话，他表示歉意，并告诉我，他这是安排那天午夜十二时半的夜餐。秘书从未到室内来送过报告或文件。当我们道别时，我们都带着坚定的表情彼此握手。就象刚才只说了一次“您好”一样，他也只说了一次“再见”。就是这些。他的十分友好、亲切的笑容，也许是出于我的想象，也许真是这样，因为他在道别时，还表示了对总统的敬意。
当他站起来看着我们离开时，谁也忘不了斯大林的形象——严肃、镇定、满脸皱纹的容貌，他穿着结实而宽松的裤子和合身的上衣，脚上的靴子擦得象镜子一样闪闪发亮。他没有佩戴任何文武官员的标志。他身材敦实，大有橄榄球教练所一心向往的那种体形。他身高约五英尺六英寸，体重约一九０磅。他双手巨大，象他的理智那样坚定。他说话声音刺耳，但一直有所克制。他说话时，总能表达出他的语言所要表达的感情。
如果他一向都象我听到的那样说话，那么他从不肯浪费一个字。如果他想使他的简练的回答和突如其来的提问，不致使人感到刺耳，就总要矜持地闪过一丝笑意，这笑意冰冷但友好，严峻但又热情。他似乎没有任何疑问。他能让你相信，俄国一定能顶得住德国军队的进攻。他当然认为你也不会有任何疑问……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也拿了我的一支。他不停地吸烟，这就是他小心控制的声音中带有沙哑味道的原因。他常笑，但这是短笑，可能其中还有点嘲讽的意味。他不爱闲扯。他的诙谐话尖锐、深刻。他不讲英语，但是当他对着我讲俄语的时候，全然不管译员，直盯着我的眼睛，好象我听得懂他讲的每一个字似的。
我说过，在我们会见当中没有人来打岔。其实有过两三次，但不是由于电话铃响和秘书不请自来。是我有两三次向他提出问题，他考虑了一刹那，认为这答复还不妥贴，于是按电铃，马上有一位秘书出现，好象他一宣在门口等待呼唤似的，秘书立正站在那里。斯大林把我的问题重复说一遍，立即得到答复。之后秘书退出。
在美国和在伦敦，我这次出行，可能被美国国务院或英国外交部，将其意义加以引申，而叫做会谈。我的莫斯科之行，并不是什么会谈。只不过是六个小时的谈话罢了。过后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两次谈话，一切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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