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大将有时也对自己的才智感到惊奇，居然能高瞻远瞩看来无法把握的纷纪战火，而且对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能明察其利弊得失，甚至于慧眼独具，早有预见。莫非这和他每每大胆设想，站在谋划和指挥作战的德国陆军战略家立场来思考问题有关？也许是环境造成的？因为他长期担任总参谋长之职，常常在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报告军情，总要遇到各种棘手的问题，而又要作出刻不容缓的准确回答和定下必要的决心。
现在，他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了，但仍丢不掉过去在总参谋部时的老习惯，还是想仔细思考一下战争的全局和局部。他在斯摩棱斯克高地这里，坚信不移，当此千钧一发，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力围歼灭红军主力的关键时刻，苏军在这个方向采取行动本身，就是对列宁格勒战线和西北战线的巨大支援。苏军力挫斯摩棱斯克之敌的锋锐，还可使其无法迅速侵入乌克兰东部和顿巴斯。
格奥尔吉·康斯坦了诺维奇已经看清，由于奉行苏联的一条基本战略原则，即在决定性方向上，集结强大的突击集群，投入战斗，以期取得最大战果，会赢得多么大的胜利。他看得更清的是，敌人选定了经由斯摩棱斯克攻占莫斯科这一主要突击方向。德军如能得逞，就有可能在今年夏夭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因此，朱可夫大将当时采取种种措施，使大本营集中强大兵力于斯摩棱斯克，是没有错的。
理解了总的战略形势，朱可夫大将顿时豁然开朗，信心倍增。回顾过主，他对总参谋部做出的决定，感到欣慰。当时，他把从内地调来的兵力主要在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一线展开，这确实表现了他在战略思想上的胆识过人之处。总参各部在时间上做了精确计算，准确估计了敌人的兵力和动向，而且极其充分地利用了战区的地形特点。在这个战区，红军重创敌军主要集团，迫使其转入防御，从而为英联赢得了时间，做好长期战争准备。
现在，朱可夫和他的司令部都觉得，西方向的战略战役态势已基本明朗。苏军虽然不可能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一举歼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但迟滞了敌人向东推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才有可能调动预备队实施下一步的反击。如同后来可了解到的，“中央”集团军群尽管不断得到补充，其步兵和摩托化部队和坦克部队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终究遭受了重大损失。七月二十八日，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在命令中指出：“由于后备力量充分……敌人可能顽强抵抗，力阻德军继续推进……应当估计到，俄国人正力图攻击我暴露的翼侧。”
八月初，卢金和库罗奇金指挥的两个集团军，奉大本营命令，由斯摩棱斯克地区调至沃皮河防线。与此同时，大本营为使朱可夫更有把握地对叶尔尼亚突击部实施决定性突击，又调来一些新锐师加强预备队方面军。为了阻敌增援叶尔尼亚，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从八月八日至二十一日，连续打击杜霍夫希纳和叶尔尼亚两集团。敌虽然没有丧失主动权，但伤亡惨重。为此，“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将疲惫不堪的一个摩托化师、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旅调出叶尔尼亚，另调来五个新锐步兵师。
朱可夫大将有鉴于此，要求各集团军司令员和各师师长继续消耗敌军，动用一切手段侦察敌情，他自己也亲自审讯德军被俘军官。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认真总结了八月份攻击叶尔尼亚的作战经验，同时汇集了有关敌兵力、火器、防御工事以及支撑点的情报。
一切都围绕打好这次主要进攻战役做准备。各部队和兵团明确了本部具体战斗任务，详细制订了炮火保障和航空兵突击计划。同时还要考虑到，叶尔尼亚突击部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叙役布势中居中央位置，而且，西方面军在社霍夫希纳和亚尔采沃两方向上的反突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第二十四集团军是否行动顺利。
但是，朱可夫大将身兼二任，他还要履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的职责。他随时可以得悉整个苏德战场的战况通报，同时要求他对战役战略形势做出判断，再把他的意见电告总参谋部。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他在莫斯科期伺就已会同总参各部做出了重要战略性预测，而且于七月二十九日向国防委员会陈述了己见，但未被斯大林采纳。而事态的发展，正如他所预见到的，德军的威胁日益迫近，时至八月中旬迄未消除。为了再次检验自己的判断，他召集方面军军事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克鲁格洛夫、参谋长利亚平少将以及炮兵主任戈沃罗夫少将，到他的指挥所来。
朱可夫十分看重利亚平和戈沃罗夫这样高级军事专家的见解。戈沃罗夫知识渊博，他先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后在捷尔任斯某炮兵学院任教。战争爆发时，年仅四十四岁的戈沃罗夫就担任指挥要职，大展才华。戈洛罗夫看上去为人拘谨，甚至显得沉郁，但他心地善良，对战友、部属体贴入微。他从不说废话，不轻易下结论，可他的判断一向令人折服。
朱可夫的避弹室内，挂着占半面墙的作战地图，上面标着战线，代表突击方向的箭头，表示预备队驻地的圆圈，还有一些旗形、三角形和方形符号，透过每一个符号，可以看出前线上的具体战斗队形和后方梯队。
“同志们，请看苏德战场的最近战况，”朱可夫阴沉的眼神扫了一下地图，“是最新情况。”
大家默无一语，仔细看地图，等朱可夫发问或说出他的判断。回答朱可夫问题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事先腹内已有答案。他认为，只能就地图和图表大谈作战态势和滥发议论的人，算不得通晓军事，更算不上有什么将才。而预见敌人当前和今后的企图，采取对策，夺得主动权，对他来说才是至关紧要的。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象催人思考似地说：
“发现敌情，这固然很好，很重要。但主要的是揭示敌军行动意图，明确下一步行动目标……同志们，你们能从图上得出什么看法？”
“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戈沃罗夫首先发言，“判断敌人意图其实不难。”’
“对，不难。”朱可夫表示同意，“为了节省时间，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哪位不同意，请直抒己见，可以商量……”
将来一定会有一位思想家说出这样一个道理来，即恋人、战士，以及置于死地或渴求生存的人，一定最会一针见血，一语道破。具有这种天赋的人（不知这是祸是福）有朝一日，一定会突然发现，他们说的那句无足轻重的话（我们要补充一句，这是振聋发 的警告），将终生难忘，历久弥深。
七月二十九日，当朱可夫向斯大林说出那一番令他五内俱焚，痛断肝肠的话，说基辅只能放弃，将有被围之虞的部队调至普肖尔河地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情。他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心，是因为敌必将出动“中央”集团军群右翼，包围我中央方面军的第三和第二十一集团军，而且可能迂回过第聂伯河东岸基辅方向上的苏军集团，直捣西南方面军后方。
现在，朱可夫把当时对斯大林说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地又向克鲁格洛夫、利亚平和戈沃罗夫重述了一遍。他说这话时，神情严峻，心中隐隐作痛，自感无能为力，而又不肯溢于言表。
在他看来，这是昭然若揭的真理，他为当时在莫斯科未能说服斯大林，而深深自责。
戈沃罗夫又发言。他看着地图，用压低的嗓音说：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不能不同意您的判断。但失去了时间，主动权已操在敌人手中。”
朱可夫长叹一声，好象是欲哭无泪的样子。稍顷。他并没有征求利亚平和克鲁格洛夫的意见，就从桌上拿起一张纸，说：
“再次向最高统帅报告，说明我们的判断。法西斯德军必将次第突击我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正因为如此，敌人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开先例，在我们掩护的主要战略方向上，被迫转入防御。”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声音嘶哑，好象早就预感到斯大林会不同意，读道：“我作为大本营成员，我认为有必要报告敌军动向。敌人获悉，我已在通往莫斯科的路上集结大批兵力，并把中央方面军和大卢基集团作为两翼，所以暂缓攻打莫斯科，转入对我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积极防御，而把所有快速突击力量和坦克部队用来对中央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作战。
敌人的企图可能是：粉碎中央方面军，进抵切尔尼哥夫——科诺托普——普利卢基地区，从后方实施突击，以粉碎西南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尔后，绕过布良斯克森林，向莫斯科实施主要突击，并进攻顿巴斯。
为了反击敌军，避免中央方面军覆灭，以及不使敌军前出至西南方面军的后方，我认为有责任报告自己的看法：必须尽快在格卢霍夫——切尔尼哥夫——科诺托普地区集结重兵集团，以便在敌人开始实施其企图之际，打击敌之翼侧……”
朱可夫建议这个突击集团应有十个步兵师，三至四个骑兵师，不少于一千辆坦克和四百五十架飞机。照他的看法，这些兵力应从远东、莫斯科防区和内地军区抽调。
他心情沉重，发了这份给斯大林的电报，心想，他这封电报并没有什么特殊发现，因为无论对沙波什尼科夫来说，还是对斯大林来说，现在一切都应该一目了然了。法西斯德国军队集群已箭在弦上，马上就会以泰山压顶之势向苏军冲来。避开打击虽不可能，但不能贻误战机，束手待毙。战争中的新转折点，新的血战高潮，已见端倪。不过还蒙着一层未知数的模糊帷幕，必须拿出新锐兵力，当机立断。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对朱可夫的来电没有拖延答复。当天，即八月十九日，朱可夫关于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近日必有所图的判断，大本营主席和总参谋长甚表同意，而且先后以电报和电话告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已从预备队中调遣新锐部队至有良斯克方向，组建以叶廖缅科中将为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的部队亦转隶该方面军。
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任务是：对在罗斯拉夫尔、乌涅奇、绍斯特卡诸方向突进之敌第二装甲集群实施反突击，将其粉碎，并阻止其向西南方面军方向突破。
这一任务只完成了一部分：敌军在我反突击下，伤亡巨大，但从总体上说，我军尚未取得重大战果。尤其是九月中旬，德军第二装甲集群前出至科诺托普、巴赫马奇地区，、由克列缅丘格基地开来之德军第一装甲集群的光头部队，又在罗姆内地区与该集群会合。这就意味着，敌坦克大军已窜入我西南方面军的右翼和中部。尽管敌人尚未形成水泄不通的包围圈，我军显然已遭到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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