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我和其他苏联工程师一起被派往法国购买“雷诺”公司生产的“高德隆”体育运动飞机。
我早就想去巴黎看看。这一次列车终于载着我从莫斯科出发向西奔驰了。列车把华沙、柏林、列日抛到身后，最后到达法国边境。这时，马上感到天气暖和起来。在途中我们见到身穿法西斯制服、冷酷无情、官僚派头十足的希特勒政府的官员，佩戴着万字袖章，说起话来断断续续，象喊军事口令似的。而我们一到法国，遇到的则是亲切的目光和诚挚的微笑。法国话听起来特别悦耳动听。这里的自然环境也不同于德国城市的刻板划一，法国看上去更自然一些。
我见过罗马、柏林、伦敦和华沙，在这几个欧洲首都之中，没有哪一个能象巴黎那样更有魅力，更博得客人的喜欢。就连法国外省的小城镇，那里的弯曲狭窄的小胡同，古老的房屋，拥挤的咖啡馆和小饭馆，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欢笑声和歌声，这一切都博得人们的好感。
我曾读过许多描写巴黎的作品，因此，当我游览巴黎的名胜古迹时，仿佛以前似曾相识，倍觉亲切。
巴黎，她沉浸在一片碧绿之中。宽阔的人行道两旁生长着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树木。商店的橱窗装饰得非常漂亮，把街道点缀得格外的美。许许多多咖啡馆的小桌子径直摆在人行道上，排成几行。白天到一定的钟点，这里总是坐满爱说话的巴黎人，大街上一片抑制不住的欢乐和喧器声。
市中心大街上各式各样的车辆象流水一般，从巨大的两层公共马车、各种不同型式的汽车一直到自行车，络绎不绝。
我尽情观赏着这座城市独特的美景，所到之处都会遇到我童年时代就已从仲马、巴尔扎克和莫泊桑写的书中读到的那些名胜古迹。你看，这里就是凯旋门。在凯旋门的“星星”广场上便是无名战士墓。平卧在地上的墓石上刻着“法兰西的儿子，无名英雄安葬于此”几行大字。墓石的孔洞里喷出永不熄灭的火焰。
我们参观了先贤祠。这是法国伟人的墓地，修成巨大的庙宇形式。先贤祠内墙壁上画满了带有宗教历史内容的壁画。宽阔的石阶通向宽敞的、亮着浅蓝色灯光的巨大地下室，地下室两侧有装青铜格栅的壁龛。这里安葬着十八世纪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著名的作家雨果和左拉。法国社会主义者若莱士的骨灰盒也在这里，他曾大声疾呼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死于雇佣的刺客之手。
对于巴黎的一些角落和建筑物，我似乎非常熟悉，因为在我读过的书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的描写。眼前就是康西尔监狱，在许多法国的历史小说里都提到过它。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这所监狱里曾经设立过革命法庭，审判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玛丽亚·安东尼特王后。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其他一些革命家在处死前也曾监禁在这里。
我们来到巴黎圣母院。雨果在他的小说里描写得那么清晰，这些塔楼和哥特式窗户我仿佛早就见过似的。
我们还参观了埃菲尔铁塔，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位于塞纳河畔，几乎是在巴黎市的正中心。从远处看，它似乎非常精致而又轻盈，高耸入云，实际上它是巨大的钢铁结构。
听说刮风天站在埃菲尔铁塔顶上，会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塔在摇晃。我很想试一试是否如此。于是，我们便选了一个晴朗而有风的一天，决心攀登这座铁塔。三百米高分乘三种升降装置：先是齿轮传动的大型升降机，然后换乘小一点的升降机，塔越高，升降机就越小。最后，登上最顶层的时候，乘用的是小型电梯。
从埃菲尔铁塔的顶端远眺，巴黎和它的四周一派奇异风光展现在眼帘。不过，站在这样高的塔顶露台上凭栏远眺，也是挺不舒服的。
一刮大风，铁塔确实就摇晃起来，可以觉察出露台在脚下摆动。为了检验一下我是否在动，我坐在长凳上，通过露台的栏杆盯准地上一点，发觉这点时而往右，时而往左，这表明塔顶在向左右摆动。据说摆动幅度整整一米。
如果说法国、巴黎、法国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好感的话，然而对法国航空方面的了解却使我们感到大失所望，甚至困惑不解。
法国有权被看作是航空创始国之一。在航空发展初期，法国的飞机公司最多，而且法国的设计师布莱里奥、法曼，高德隆、瓦赞等人在发展世界航空技术方面都起到很大作用。这些设计师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办了公司。就研制新机的数量来说，法国当时居世界第一位。航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埃菲尔在法国生活和工作。早期的航空科学家和活动家的所有代表会议都是在法国举行的。然而后来法国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优势。1936年，也就是跟德国开战前三年，法国航空工业的状况是非常可悲的。
我们参观了法国最著名的设计师布莱里奥、雷诺、波泰和梅西埃的工厂。
布莱里奥工厂并不大，坐落在巴黎郊区美丽的塞纳河畔绿荫丛中。工厂的创始人和总设计师是法国的民族英雄和航空先驱路易·布莱里奥。
1909年，布莱里奥驾驶他自己制造的单翼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第一个完成了从法国到英国的长途飞行。在当时这是一项轰动全世界的不同凡响的成就。因此我们当然对布莱里奥本人和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了。
然而这座工厂和法国官方人士对待这位发明家的态度却给人留下了非常令人痛心的印象。工厂的一部分关闭了，有些车间虽在工作，但开工不足。这家工厂经受着资金不足的困难，正濒于奄奄一息。
位于巴黎近郊比杨古的雷诺工厂在技术方面给人的印象稍微好一些。工厂里车间的生产秩序比较好，不过飞机的制造和装配还是手工业方式。
除了生产起落架的梅西埃那个小厂以外，我们参观过的其他工厂看来都相当不景气。
每当参观法国航空工厂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将这些工厂与我国的航空工厂加以比较，而每次我都非常满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产规模和设备质量上，在我见到的法国航空工厂中没有哪一家能比得上我国一个普通航空工厂的。
战前许多年，法国就一直没有能让设计师和工业部门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工作的明确的军事航空技术政策。在开战之前，法国内阁更迭频繁。而每新换一位航空部长，技术政策也随着改变。
法国长期以来就存在这样一种占优势的观点，似乎最重要的是尽量多研制原型机，以便将来从中选出最佳型号。这种做法只能对那些自称企业家的形形色色骗子和冒险家有利。他们雇佣设计师，研制无数新型飞机，从而捞取国家的资助和补贴。
三十年代中期，法国沉湎于大量研制新飞机的原型机，并且挑花了眼，难于从中选择一些最佳型号投入批生产，以提供战时使用。这样一来，设计师们的工作便付之东流了。
1936年，我访问法国航空工厂期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法国航空活动家们已经认识到他们已落后于可以设想到的敌人——希特勒德国。
法国前任航空部长、参议员罗兰·埃诺克曾经毫不隐讳地谈到德国人在航空方面的优势：“由于丧失了空中优势——罗兰·埃诺克写道———法兰西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比较不大的、但同时又较为现实的任务，这就是在空中力量上与德国人达到平衡，或者至少接近这种平衡。”
但是，他的这些话没有得到兑现。
这位部长抱怨说，德国航空预算达200亿法郎，英国是180亿，而法国仅仅80亿法郎，而且德国航空工业约有一百万工人，而法国航空工业仅有五万工人。
法国有人呼吁将月产50架飞机提高到200架，甚至300架。这就要求组织大批量生产。
罗兰·埃诺克分析得对：
“要实现飞机的大批量生产，必须先具备许多必不可少的因素：
1)要有值得批生产的原型机；
2)要有专用机床，不然便不可能进行批生产；
3)积极的劳动力；
4)使整个航空工业按厂、车间进行专业化，并协调发动机、飞机和特种设备的生产；
5)有组织良好而健全的工业企业；
6)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
这些因素法国一项也不具备，尤其缺乏“新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因为事实证明，后来的法国统治者更多的是在准备投降，而不是抵抗。
发展航空工业需要时间和金钱。这位法国作者把生产汽车和飞机作了一番对比：制造一辆装有发动机的“雪铁龙”汽车需要600工时；制造一架不包括发动机在内的歼击机需要12，000～15，000工时，制造一架不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双发飞机需要30，O00工时。汽车平均每公斤售价20～25法郎，而飞机则为500～1，000法郎。当然，批生产汽车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对歼击机来说，它的市场取决于战争。并不需要特别的先见之明便可发现，战争已临近法国的大门。然而法国领导人却视而不见。
战前，希特勒和戈林大耍手腕，宣称不反对就限制“柏林—罗马轴心”空军武装力量的方案进行谈判，条件是只要与法、英空军数量相当就行。实际上这是一个骗局。德国已经制定了并正在实施取得制空权的计划。只有那些甘愿上当受骗的人才会相信德国的花招。
法国开展了争取生产5，000架飞机的运动，并把这件事在报刊上广为讨论。戈林从报刊上得知内情后大为高兴，因为在1938～1939年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法国日产仅几十架飞机。
原来暴露意图(泄露国家机密)，透露法国航空内情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法国航空部长吉·拉·尚布尔，他在一期《航空》杂志上这样说道：“军用飞机计划月产100架，而1938年一至八月，平均每月只生产44架，九至十一月，平均55架，十二月74架。”
当我们专家小组在法国访问期间，时逢英国举行所谓皇家航空检阅。这与我国航空节检阅有点相似。我们全组为观看检阅便去英国几天。通常，火车开进任何城市，甚至象莫斯科、列宁格勒、罗马这样一些大城市，一见到城市建筑物，你就得赶紧收拾，再过几分钟就要进站了。而伦敦却迥然不同。
从开始看到郊区房屋，火车还要飞快地行驶好一阵子，经过许多不是有公园就是有花园的街道。然后眼前又出现街道、桥梁和十字路口，一直到最后听到一声刺耳的刹车声。火车才在维多利亚车站停下来。
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有很多独家小住宅的城市。这些独家住宅都是两层或三层楼房，分散在一大片绿化的市区里。仅在市中心才建有高层大楼。的确，市中心本身就代表着整个城市。这里是伦敦商业区，即所谓“西蒂”(City)，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城市。这里没有生活住房，只是机关、事务所和商店。街道很窄，弯弯曲曲，绿色的草木—点也没有。当我乍到伦敦还不熟悉风俗习惯的时候，许多事物都使我感到奇怪。
伦敦市区运输和火车的交通规则跟我们那里现行的相反，车辆是左侧通行。因此，几乎每次乘车外出，我总觉得非要撞车不可似的。
只有到了英国我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都钦佩我们莫斯科的地下铁路。实际上，伦敦的地铁和莫斯科的地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伦敦没有象我们莫斯科那样的式样美观的地铁入口前厅，地铁入口通常在住房或某个机关楼房的第一层。从沥青地面的走廊里用象煤矿上用的那种有顶盖的矿井吊笼把旅客送到很深的地下。车站本身并不引人注目：墙壁是混凝土的、没有任何装饰，天花板也是一样。空气污浊，并有强烈的消毒水的气味。伦敦地铁的车厢也全然不象莫斯科地铁的车厢那样漂亮、雅致和舒适。
当然，也不要忘记伦敦地铁比莫斯科早建五十年。
我第一次到伦敦，很想看看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我们参观了著名的伦敦塔和跟它齐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还看了“大自鸣钟”的钟楼，钟声一响，BBC(英国广播公司——译者注)就开始广播。我们去到英国议会，参观了上院和下院。见到了我们童年时代从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中就早已熟悉的伦敦警察厅。最后我们游览了英皇郊外的离宫——温莎城堡。
伦敦塔是一座用凿得很粗糙的方石砌成的阴森的中世纪古堡，曾是监禁许多英国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青石板铺的庭院里至今仍保存着处死刑的场所。到这里会请您参观断头台和曾砍掉安娜·布林以及历史小说中著名的其他英国人的人头的斧头。伦敦塔里至今仍保存着历代英皇的遗物。这里的服务人员身穿莎士比亚时代的服装。跨进这座古堡的阴森森的拱门，您就仿佛进入了中世纪的环境。每走一步就是英国历史的一页！
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伦敦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这所建筑物的哥特式风格以及它内部的装潢，特别是伴随那阵阵风琴声，会给人们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修道院里至今还举行祈祷和全国性的重要仪式。这里是英国最著名人士、科学家、诗人的墓地，安葬着艾萨克·牛顿和查尔斯·达尔文，石板上刻着他们的名字。看到这些，我立刻想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里的苏沃洛夫墓，巨大墓碑上刻着朴实感人的墓志“苏沃洛夫在这里安息”。
不列颠议会颇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这是一座有许多不同用途房间的庞大建筑。每一房间都使人想起英国现存的传统。
我们到过叫做国王朝议室的一间屋子，国王或女王在这里等候下院议长的允许才能进入下院会议厅。下院会议厅休息室的陈设不比寻常。靠着墙壁陈列着著名政治家的大理石雕像。向导向游览者介绍这些人的生平。如果说外国人，特别是经常到这里来的法国人、美国人，一般对这些介绍总是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而英国人却不然，他们毫不掩饰内心的崇敬心情，聆听着向导的介绍。
上院是一间用浸染柞木装潢的小会议厅。厅内紧后面是有华盖的国王宝座。另一边是议长的扶手椅。在议长和国王宝座中间阶梯式排列着供上院议员坐的包有精制红色山羊皮的软沙发。
会议厅的中央是一张皮革包面的无靠背的大沙发，作什么用途向导没有说。据说这张沙发是供伦敦高级牧师用的。在厅中央还放着一张大桌子，桌上有一部大开本的英国法典。可以想象，在会议期间，上院议员在作出决议时是要看一看那部法典的。不过这仅仅是一种传统做法而已。
去下院必须从上院走进去，要穿过好几个房间，其中还有一间房，是国王或女王用的，称为国王第二朝议室。国王或王室无权进入下院，但可在这间房里接见下院议员。
下院规模比上院大，也有软沙发，不过是用绿色皮革包面。下院还有接待来宾的大型会客室。
英国皇家温莎城堡坐落在伦敦近郊的一座小山上，山的周围景色秀丽：碧绿的草场，水面如镜的池塘，枝叶繁茂的树木。王宫的前面是一块修剪整齐的草地，精心装整得宛如一张非常平整的大地毯。草地上没有任何人工建筑或人造的花坛。
王宫的城堡和城墙是用天然青石砌成的，与绿色的草地、树木和到处爬蔓的常青藤非常和谐。
温莎城堡是古代英国国王的王宫，它跟伦敦塔一样，至今仍保留着中世纪的风貌。城堡的一部分是中世纪武器、生活用品、绘画、雕塑的博物馆，供公众参观。另一部分供国王的一家夏天来此避暑。与国王内室相连接的那部分花园禁止通行。城堡由穿红色制服、头戴高高的熊皮帽的皇家近卫军守卫。近卫军不久前还装备着古老的武器，如今守卫时已经用现代化的自动武器了。
我们游览了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可与之媲美的只有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我国列宁格勒的伊萨阿基耶夫斯基大教堂。
圣保罗大教堂也是英国著名活动家的大墓地，主要安葬英国的军事统帅。这里墓碑下安息着英国民族英雄海军上将纳尔逊。此地还有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吉青纳元帅而树的一座大理石雕像，这是他穿着全身礼服躺在灵床上的形象。
我们乘车来到大教堂的时候，教堂里正在进行晚祷。在长凳上坐着信徒，他们面前是乐谱架。这种乐谱架很象学生的课桌。大多数信徒手里都拿着祈祷书或印有当日祷文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是预先放在乐谱架上的。
来祈祷的人不多，我们在长凳上坐下(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们)，仔细观看着教堂里的陈设，同时注视着祈祷的程序。在我们前面左右两侧的专用(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厢座上坐着教堂唱诗班的歌手。祈祷的全过程是：念祷文，唱赞美诗和演奏风琴。祈祷十分庄严，教徒们无疑已被这仪式吸引住了。
我们坐了几分钟，便悄悄地走开。我拿走一张当日念的祷文。
皇家空军检阅的日期已到，在伦敦近郊的亨顿机场上举行。
航空节组织得很好。虽然观众非常多，但一点也不拥挤、到这里来参观的人不费什么劲便可以找到自己的座位。检阅完毕后，散场也很有秩序。
机场通行证是用不同颜色的硬纸板做的圆牌，上面标明在机场上的地段和位置。圆牌用线绳系在纽扣上。因此，入场时不必查问通行证，只要看一看衣服的纽扣孔上有没有这种圆牌就行了。
航空节头一个节目是各种不同结构的飞机竞赛飞行。参加这个节目的飞机同时从机场起飞，沿一条很短的航线飞行。谁第一个飞到，就算谁得胜。
参加表演的飞机当中，有本世纪的第一批飞机：莱特兄弟的双翼机。布莱里奥的单翼机以及其他飞行器。
这些飞机使我想起童年时代有一次我在霍登卡(莫斯科中央机场所在地区——译者注)看见的那架飞机。它们与其说象飞机，倒不如说象个格子架或者风筝。
在这个节目之后，空中出现了去年新生产的各种结构的歼击机和轰炸机，相形之下就更加显得早年那些飞机特别简陋了。
有五架歼击机表演的特技飞行非常有趣。起飞前用挂着小旗的彩带把这五架飞机联在一起。五架歼击机的动作非常协调，它们同时在机场上起飞，表演了所有高级特技，然后着陆，却一条彩带也没有拉断。
这次航空节还表演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节目。
不知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的一大群深色皮肤的人，手拿武器突然又喊又叫地跑向空旷的机场空地，这显然装扮的是阿拉伯人。他们身穿带风帽的白色斗篷．头上缠着头巾，嚎叫着向观众扑来。他们来得突然，有点吓人。可是从机库后面超低空飞来几架飞机，用机枪扫射这些“野蛮人”，并向他们扔了一些小炸弹。
非常明显，这是有意扮演的一场闹剧。机枪哒哒哒地响着，“炸弹”在机场上观众面前爆炸，“野蛮人”全被“消灭”，一个不剩。这是殖民地掠夺方式的典型例证。
第二天，在哈特菲尔德“德·哈维兰”公司的机场上，专为各国航空工业的正式代表举行了一次英国最新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和军械的展览。
哈特菲尔德机场与伦敦相隔一小时路程，是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草地边缘上是公司的工厂和机库。
机载设备和航空军械的展览在机库内举行，而二十来架新式飞机则分成两行排列在机场上。
首先我们到各个机库参观展台。但是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下午新飞机的飞行表演。在塔台附近为观众摆好了轻便椅子。塔台通过无线电广播了表演的程序。
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滑行到起飞线，每架间隔几分钟，然后起飞。
当某架飞机起飞的时候，塔台上便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公司名称，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姓名。
所有飞机都着陆以后，每架飞机都滑行到各自位置，这时允许观众开始参观。
展出的有歼击机、轰炸机和旅客机。各国航空工程师和设计师在飞机上爬来爬去，反复观看飞机，着了迷似地向飞行员和机械员详细询问。
当时，我是从事运动飞机设计的设计师，最感兴趣的当然是这些小巧玲珑的飞机了。
我先看小功率飞机，然后去看旅客机，最后才看歼击机。
在展出的歼击机中，有两架新式单翼机：一架是霍克公司的“飓风”式歼击机，另一架是英国航空技术装备的最新样机“喷火”式歼击机。正是这些“飓风”和“喷火”式飞机在几年以后，也就是在1939年与入侵英国的戈林空中强盗作战中，成了英国歼击航空兵的支柱。
“喷火”式歼击机当时只有一架，我们见到的是第一架样机，后来生产了上万架。
当时不让观众走近“喷火”式飞机，因为这种歼击机是英国最新军事机密。飞机周围用粗绳围了起来，不准靠近。对这架飞机没作任何解说。
直到很久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偶然在莫斯科出版的《不列颠的盟国》报上才得知“喷火”式歼击机的设计师是雷金纳德·米切尔。
米切尔自幼就制造航空模型，并爱上了航空。这位有才华的青年二十岁就当上了一家航空工厂的主任设计师。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职务独立工作的头一年，就为参加施奈德杯国际速度竞赛造了一架水上飞机。
施奈德是一位法国富豪，他很喜爱航空，设立了航空奖金，发给每年在竞赛中速度最快的飞机。参加竞赛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根据竞赛条件规定，凡连续二年得奖者，奖杯就可归他永远保存。
为了参加1925年度的竞赛，米切尔制造了一架飞机曾轰动一时。人们第一次看到这种流线型的飞机，然而正要滑往起飞线的时候，这架飞机受到损坏，因而未能参加竞赛。
这次偶然事故大大影响了米切尔的工作。他服务的那家私人公司不愿意再出钱制造新飞机参加下一年度的国际竞赛了。结果英国有两年没参加竞赛。
1927年，皇家空军司令部才做出参加竞赛的决定，并拨款建造飞机。这次，米切尔制造出一架漂亮而速度很高的飞机。
围绕着竞赛，一时竟激起高度狂热。墨索里尼生性好说大话，在致电英国时就事先打保票说：意大利将赢得奖杯。谁知赢得冠军的却是米切尔的飞机，它的速度达到每小时450公里，而意大利的“马基—卡斯多利吉”飞机的速度是每小时434公里。
第二年，英国人又赢得了奖杯。米切尔设计的新的全金属结构飞机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米切尔第三年的竞赛准备是艰难的，因为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议会拒绝国家拨款制造飞机。这次米切尔的工作经费是由一位有钱的爵士夫人资助的。
因为已离竞赛的时间不远，所以米切尔决定不另造新飞机，只把以前的那一架改进一下。米切尔的飞机以每小时575公里的速度第三次获得了奖杯。为了达到这样高的速度，这架飞机安装了大功率发动机。飞机的流线型几乎达到理想程度：没有一个突出在机身外面的、尖的或带棱角的零件。冷却发动机用的散热器原来露在机身外面，为减少阻力，也把它藏到机身蒙皮里面了。
这一次，意大利人甚至没敢起飞，这样，施奈德杯便永远归英国所有了。
米切尔是个谦逊的人。为赢得国际竞赛的冠军，他贡献出自己全部力量，然而并非为的是个人出名。他明白，参加竞赛可以积累高速飞行方面的研究资料。
没用多久，他的这番努力，果然给英国带来了好处。
1934年，米切尔着手研制他的“喷火”式歼击机。两年以后，这架飞机就同其他飞机一起，在哈特菲尔德机场参加航空节的飞行表演。遗憾的是，我们那次没有机会见到雷金纳德·米切尔本人，当时他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米切尔匆匆结束了他所设计的歼击机的研制工作，因为他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米切尔死于1937年，那时他的飞机已经投入了成批生产。
“Spitfire”这个词译成俄文，意思是“喷火物”。米切尔死后两年，他的“喷火”式飞机以它的航空机枪火力胜利地抗击了入侵英国的德国轰炸机。这种飞机成为当时英国空军的主要歼击机，在与德国戈林空军空战中起了重大作用。
英国之行总的印象是这样的：英国在发展航空工业方面大大超过了法国。战前，英国在建立空军，特别是歼击航空兵方面不仅有一条经过深思熟虑的方针，而且还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基础。
我把英国航空同苏联航空作了对比之后，得出了这样一种看法：从飞机总的设计式样以及制造飞机过程中大胆解决某些最重要问题方面来看，我国并不亚于西欧。而在文明生产和飞机小零件的精加工技术方面，我们是落后的，这方面必须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