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莫斯科访问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
关于她，我所知道的情况在活页夹里暂时只占了一小页：十七岁上前线，在第五集团军三十二坦克旅第一营作战，任卫生指导员。她还随该营一起参加过著名的普罗霍洛夫卡坦克大战。战后做共青团工作。鲍里索夫市的采访者收集了解放他们家乡的第三十二坦克旅的大量资料，也是他们帮助我找到了她。自从我在报上公布了几封有关战争的通信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少先队员们纷纷前来。就这样，很出我意料地，我身边出现了好些自告奋勇的帮手。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数十个被采访者的地址中如何进行选择？
起初，我把所有被采访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后来我发现，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该采用另外一种筛选和积累资料的办法。
我把现有的地址分类排好，努力体现这样一个原则：尽量记录不同军事岗位上的妇女的事迹。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去认识生活的。尽管这个比喻有它的局限性，但这样假设是合乎逻辑的：护士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面包师看到的是另一种战争；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飞行员则又是一种战争；冲锋枪排排长看到的也与众不同……每个人仿佛都有自己的视野半径。
这位女性是在手术台边工作的，她说：“我见过多少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啊……简直无法相信世上还会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似乎男人们不是受伤，就是阵亡了……(捷姆琴科，上士，护士)。
另一位女性，是围着炊事车的锅台转的，她说：“有时打完一仗，谁也没活下来……热粥热汤全做好了，可就是没人来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员)。
还有一位女性的活动半径只是小小的飞行舱：“我们的营地在密林深处。有一次我飞行归来，打算在森林里散散步。这时已经是夏季，草莓都长出来了。我沿着林中的小径走着，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德国人，是被打死的……您可知道，当时我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死人，别看我已经打了一年仗。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码事儿……下面是一片火海，废墟……只要一起飞，我们心里便只有一个念头：找目标，扔炸弹，返航。我们不必去看什么死人，所以这种惊恐我们从没经历过……”(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而在女游击队员的脑海中，至今还会把战争与熊熊篝火的气味联系在一起：“干什么都少不了篝火——烤面包啦，煮汤啦。就是篝火烧剩下的一些黑炭，我们也要在上面烘烤皮袄啦、毡靴啦什么的，大家有什么都拿来……”(女游击队员薇索·茨卡雅)。
坦克部队的卫生指导员，通常都是由男人担当，而这里突然冒出个毛丫头来！在战争中，干什么都有风险，但坐在光溜溜的装甲外壳上面去冲锋陷阵，没有任何防护，只背着—个医疗包——这，已经不只是风险，而纯粹是惊险了。
我收到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信后，马上收拾行装上路了。
我们这个包厢里，总共只乘了三个人。饮茶的时候，我们依照惯例开始闲聊。
“喝茶，本该设法再吃点什么的，可是不行。医生不准，说我心脏不好……医生说，体力活动太少。脑力劳动过量了，体力活动却不够。”
“我也是不久前心绞痛突然发作。好在我有一幢别墅。人们各有各的健身办法。有人早晨跑步，有人举哑铃，而我呢，有别墅就行了……”
“我女儿是大夫……神经科医生。她说，现在人们缺少笑，缺少兴奋快乐，而事实证明，缺了这些，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不能没有……”
“我可是一直没有工夫……我们总在奔波忙碌。战后那会儿，我们都还年轻；一无所有，喝茶时常常没糖可加。可是只要聚在一起，就十分快活。那时我们常常聚会。我们—起唱歌……可如今呢，就是年轻人也很少聚在一起，或一同去干些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位旅客叫尼古拉·鲍里索维奇——就是那个抱怨心脏不好的人。另一位叫柯切特科夫：“大家都只称呼我的姓，而不便于叫名字。我的爹妈真会别出心裁，给姐姐起名叫艾列克特利佳(即电学家)，管弟弟叫卢宾（红矿石），而我叫米尔(和平)——米尔·加利斯特拉托维奇……谢天谢地，幸亏他们没给我起名叫普廖姆尼克（收音机）……那时是盲目崇拜科技的时代。如今我们连宇宙飞船也造出来了，而不是什么收音机、无线电之类的东西了。现在时髦的是另一些名字，象克赛尼亚啦，娜塔丽雅啦，叶芙多基娅啦等等……”
这两个人都打过仗，因为他们的上装上佩戴着略章①。
【 ①一种长方形的标志牌，不同的略章代表不同的勋章，奖章级别，供平时佩带。——译者注。】
“年轻人哪里懂得当时的困难哟……”
“他们是懂的……我们不必责备他们。”
“不，他们根本就不想懂，因为我们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我们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要，光知道爱护他们。可是他们理解我们吗？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不用问，这番话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便详细讲给他们听，我是去采访谁，为了什么……
“我先来跟您谈谈吧，亲爱的姑娘，”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神经质地用匙子敲打着茶杯。我已得知，他过去是个工兵营长。“那时有两个小姑娘到我这个营来，还要当什么工兵排长。谁知道是干部处的哪个蠢货把她们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即把她们打发回去，尽管她们气得死去活来。就她们，居然还想到前沿去当工兵排长，排雷开路！”
“您干吗要把她们撵回去？”我问
“道理多了。第一，我有足够的优秀中士，派来的这两个小姑娘能做的事，他们全能做好；第二，我对她们的底细一清二楚，她们是我过去呆过的那所建筑学院的女大学生，我们同过学呢。我认为，女人没必要到前沿来。我们男人已经够了。而且我还想到，我将会给军务在身的弟兄们增添更多的麻烦：要为她们挖单独的掩蔽部，还要安排一大堆女孩子必不可少的、各种各样的讨厌事情。”
“这么说，您认为姑娘们在战争中只能是多余的累赘了？”
“不是，我可没这么说。要是回顾历史，在各个时代俄罗斯妇女不仅送丈夫、兄弟、儿子去作战，为他们担惊受怕，等待他们回来，而且在危难时刻还亲自与男人们并肩战斗。雅罗斯拉夫娜早先就登上过要塞城墙，把煮沸的松香浇到敌人头上。可是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男人的心里，总还是有—种负疚感：竟然让女孩子们来打仗！——我心里—直有这种感觉……我给您讲件事。那是我们撤退的时候，正值秋天，雨没日没夜地下着。路边躺着—个被打死的姑娘……是一个卫生指导员……她是个很美的姑娘，长长的辫子，却浑身是污泥……一个女人，就这样躺在地上，在我们眼前，那样的惨状，置身于那样的污浊肮脏之中，这种死在我们是多么难以想象啊！我见过许多死人，但这景象最使我忘不了……”
“到今天还有必要回忆这种事情吗？”柯切特科夫惊讶地说，“我曾听说过我们的护士们在陷入敌军重围后，拼命开枪，击退退敌人，保护伤员，因为这时伤员就跟孩子一样虚弱。对这一层我能理解，可是当我听说两个妇女带着狙击枪爬到中间地带去杀敌，我就不能理解了——这毕竟是‘狩猎’呀……虽然我自己就是个狙击手。我开过枪……但我到底是个男人呀……”
“可她们杀的是敌人，又不是大街上的普通行人。”
“我不懂，我不懂。”柯切特科夫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或许我能带这样的女人去侦察，但是我不能带我老婆去……不，让我老婆当狙击手，我可受不了。我习惯于把妇女当作母亲、当作未婚妻。我弟弟给我讲过一件事，当时一群德国俘虏被押着从我们城里经过，我弟弟那帮小鬼就朝俘虏队伍打弹弓。我母亲看到了，‘啪’地给了弟弟一个嘴巴。原来，俘虏也是些大孩子，希特勒把最后的老本也抛出来啦。我弟弟那会儿才七岁，但他记得很清楚：我妈妈怎样一边看着这些德国人，一边放声大哭：‘你们的妈真是瞎了眼，她们怎么肯把你们这样的人放出来打仗呢！’战争，就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事。可以写写的男人的打仗故事，难道还少吗？”
“然而，姑娘们参加战争决不是因为她们对杀人感兴趣。因为，当时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已是危急关头，连教授们都请求当民兵……”尼古拉·鲍里索维奇激动起来了。“请注意，姑娘们打仗都是自愿的，胆小鬼是不会上前线的。这都是些勇敢无畏、非同一般的姑娘。比方说，战场上去背伤员，这意味着什么？我这就给你们讲一件事……有一回我们发起了冲诈，但可恶的敌人拼命扫射机枪，整个营的人都倒下了……全都躺在地上……可也没有全部牺牲，大都负了伤。德寇还在扫射，火力不减……谁也没有料到，从堑壕里跳出了一个小姑娘，接着跳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她们开始包扎伤员并把他们往回背。看到这番情形，连德国人也惊呆了。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里十点多钟，姑娘们全都负了重伤，然而她们每个人都救出了多达五、六个伤员。可是上级给她们的奖赏却十分吝啬。战争初期奖章发得不多。那时规定，背下伤员还必须带回伤员的武器。进了卫生营，首先要问的是：武器在不在？因为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还不充足。不管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全都要背回来的。四一年曾经发布过关于奖赏救护人员的281号命令：从战场上救出十五个重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一道)者，授予‘战斗’奖章；救出二十五人者，授予红星勋章；救出四十人者授予红旗勋章，救出八十人者授予列宁勋章。而我给您讲述的，是在战斗中抢救出五、六个人所起到的作用……”
柯切特科夫到走道里抽烟去了。只剩下我和尼古拉·鲍里索维奇两个人留在包厢里。
“在前线的姑娘里，有不少人长得很漂亮。”他继续说。“可是我们没把她们当女性看。尽管在我看来，她们都是些相当出色的姑娘，但是我们都是把她们当作奸朋友看待的。
“你们对她们就没产生过柔情吗？”
“什么叫‘产生柔情’？她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她们从战场上把我们抢救回来的。我两次负伤都是她们给背回来的。我怎么能对她们怀有非份之心呢？难道您能嫁给自己的兄弟吗？那都是我们的小妹妹……”
以上是我在火车上的一次不期而遇的交谈。
……走出地铁，我来到一个普通的莫斯科庭院。冬天，这些院子不知怎么搞的，各是各的样儿，比在夏天时还要突出。好象每个院儿里都住着一位不露面的设计能手，他们用白雪装饰着树木、长凳、游乐场、秋千。也许因为不露面的巧匠们都在独自工作，所以各个庭院也就各各不同了。在这家能工巧匠掌管和布置的小庭院里，秋千座使人觉得象铜鼓，树木好象是没有修剪好的干草垛——不知是管理人太疏忽，还是因为心烦意懒，手忙脚乱。
在我看来，采访一个人总是在我进入他家之前，在我打开活页夹、录音机之前就开始了。这院子的情景和电话里那种惊奇的嗓音，已经在我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您来了？马上要到我家？您在老战士协会里什么也没搞清楚？可是关于我的全部材料都在他们那儿呀！”我一路上紧张地思索着，猜测着。我的幼稚想法的可靠性每次都经受到生活的考验，生活对它们毫不宽容。
一位个子不高、体态丰满的女人开了门。她象男人那样，朝我伸出一只手表示欢迎。一个小孙子拽着她的另一只手。从这孩子的沉着镇静，便可猜出她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陌生人的频繁来访。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把我请进她的房间。
“很遗憾，您没有预先说—声，我没有做准备……”
“或许，不准备更好。记住的是最生动最精彩的……”
“我有一些剪报。关于我们三十二坦克旅，人们有很多报道。我去把这些材料拿给您看……”
房间很宽敞，就象许多办公室那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书籍(大部分是回忆录)；很多放大的战时留影；在一支鹿角上挂着一顶坦克帽，在一张光滑的小茶几上摆着一排小小的坦克模型，每个小坦克上都带有赠与者写的小标签：“某部队全体官兵赠”、“坦克学校学员赠”……在沙发上，我旁边“坐着”三个布娃娃——穿着清一色的军装。就连窗帷和房间的壁纸也都是保护色的。
“我的女邻居们都很奇怪：‘你怎么搞了个军事陈列室啊？’而我生活里却不能没有这些。”尼娜·雅柯夫列夫娜说。
她把孙子打发到隔壁房间去后，我打开了录音机。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准尉，坦克营卫生指导员)说：
“坦克兵部队本来不肯收女兵，甚至可以说根本不予考虑。那我是怎么进去的呢？我家住在加里宁州的科纳柯沃市。那时我刚刚通过考试，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还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它对于我们还象是一种游戏。我们充满了好奇……
“那时我们家住的是公寓，里面住着好多人家，每天都有人上战场，彼佳叔叔，瓦夏叔叔……大家去送他们，好奇心强烈地折磨着我们这些孩子，我们一直跟他们走到火车站。当乐曲奏起来时，妇女们嚎啕大哭——这一切都没使我们害怕，相反，却把我们逗笑了。我们向往的，首先是能坐上火车到外面跑跑。在我们看来，战争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比如说我吧，喜欢军装上的纽扣，它们那么闪闪发亮。尽管我已经到救护训练班学习去了，可仍象是在做游戏……
“后来学校停课了，动员我们去修筑防御工事，住在荒郊野外的棚屋里。我们甚至为比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总算开始做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了。我们被编入弱劳力营，从早晨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挖防坦克壕。我们全是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一次，正在干活中，我们突然听到一种声音。有人高喊：‘空袭——！’又有人叫着：‘德国人——！’大人们急忙跑开躲避，而我们却觉得很有趣，想看看德国飞机是什么模样，德国人又是什么模样。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什么都没看清楚。过了一会儿，飞机又转了回来，这回飞得很低，我们看清了上面的黑十字，不过仍然是一点儿恐惧都没有，只有好奇。突然，飞机上的机枪口冒火了，开始了猛烈扫射。我们亲眼看着平时在一起学习、干活的小伙伴们倒了下去，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站着，看着。成年人向我们扑过来，把我们按倒在地上，可我们还是一点儿都不害怕……
“很快，德国人离我们的城市非常近了，只有十来公里。我和姑娘们—起跑倒兵役委员会去，说我们也要去保卫祖国，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们。结果，我们没有全部被收下，只收下了有耐力、有气力的姑娘，当然首先得要年满十八岁。有个大尉在给坦克部队挑女兵。不用说，他对我不屑一顾，因为我只有十七岁，还小。
“要是步兵受了伤，通常倒在地上，’他向我解释着，‘你可以爬到他跟前，就地包扎，或者背回掩蔽部。坦克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是他在坦克内负了伤，就必须把他从舱口里面背出来。难道你能背动这样的壮小伙子？你知道吗，坦克兵个个都是大块头！在你要往坦克上爬时，四面八方都在朝它开火，子弹、炮弹皮到处飞。你知道坦克燃烧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我不是跟大伙儿一样的共青团员？’——我差点要哭出来了。
“‘当然，你已是共青团员。可是你太小了……’“和我在同一学校和同一救护训练班学习过的女友们——她们确实是高高大大、体格强壮的姑娘一—都被招走了。我感到很委屈，她们都要走了，我却要留下来。
“我去为朋友们送行。当然，我什么都没对父母说。姑娘们很同情我，同时也舍不得分手，于是她们把我藏在帆布里面。我们乘坐敞篷的吨半卡车往前方开去。大家都扎着各式各样的头巾：有黑色的，蓝色的，还有红色的！舒拉·基赛廖娃甚至把吉他也带上了。卡车向前行驶，我们已看到战壕了。战士们看到我们，大叫大嚷：‘演员来了！女演员来了！’我们好象受到了莫大侮辱，我们是到前线打仗的，可是他们竟然说我们是什么‘演员’！
“我们开到司令部驻地，大尉下令整队。全体都跳下卡车排好队，我站在最后一个。姑娘们都带着行装，而我啥都没有。因为我是突然跑出来的，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带。头上扎着的也不是头巾，而是妈妈的—件短衫。舒拉把她的吉他塞给了我：‘拿着，不然你手里什么都没有……’“参谋长从司令部里走了出来，大尉上前去向他报告：
“‘中校同志！十二名前来服役的姑娘听候您命令！’“中校看了看我们的队伍，说：
“‘可是这里并不是十二名姑娘，而是整整十三名。’“大尉还是坚持己见：
“‘不，是十二名，中校同志。’他绝对相信是十二名女兵。可是他转身一瞧，立刻向我走来：‘你是打哪儿钻出来的。’
“我说：‘我是来打仗的，大尉同志。’
“‘你给我站出来！’
“‘我是和女友们一道来的……’
“‘你要是和女友一起参加舞会，就—起参加好了。可这里是战场……给我走近些！’
“我妈吗的短衫还扎在头上呢，我就这样朝大尉走过去，向他出示了救护班的证明书，请求道：‘您不用怀疑，叔叔，我是有力气的，我做过护士工作，我还献过血呢……您行行好吧……’“两位首长都看了我的所有证件。最后中校还是命令：
“把她送回家去，搭最早的便车！’
“在汽车还没来时，他们决定把我暂时放在卫生排。我坐在卫生排里，做着纱布棉球，只要一看到有汽车到司令部来，我马上就溜进树林。在那里呆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等汽车开走了，我再回来……
“这样过了三天，我们营投入了战斗。我们三十二坦克旅第一坦克营……全体出动去作战了，我就在掩蔽部内做接纳伤员的准备。半个小时不到，伤员就开始送回来了……还有牺牲的人……这次战斗中我们的一个姑娘也牺牲了。这下倒好，大家早把我忘在脑后了，他们对我的存在已习惯了。指挥员们甚至已想不起我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得有军装穿啊。上面只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背囊，好让我们放放私人物品。背囊是新的，于是我把收口的绳子剪断，把袋底拆开，套在身上，就成了一条军裙……我又找来了一件不很破的套头服，腰里系上一条皮带。我决定去向姑娘们炫耀一番。可是，我刚扭着腰肢在她们面前走了几圈，准尉司务长到我们掩蔽部来了，后面跟着参谋长。
“司务长大喝一声：‘立正——！’
“中校走了进来，司务长向他报告：‘报告中校同志！姑娘们中间出现严重事故：我发给她们背囊，让她们放私人物品，可是她们却把自己套进去了！’“参谋长一下子认出了我：
“‘哦，你还在这里呀，你这小兔子！那么这样吧，准尉，发给姑娘们全套服装就是了。’“至于要我搭便车离开前线一事，早就没人提了。给我们发了全套军服。坦克兵有帆布裤，膝盖上还缝有垫布，而给我们发的却是薄工作服，象是印花布那种料子。土地里有一半儿是金属碎片，石头也全都翻了出来。所以没过多久，我们浑身又破破烂烂的了。因为我们不是坐在坦克车里，而是在地上爬来爬去。坦克常常起火燃烧，坦克手就是活下来，身上也被烧伤了。我们也会烧伤的，因为要钻到火里去，要往外背浑身着火的人。从舱口往外背一个人很困难，特别是炮塔射手。
“我们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就到部队来的，所以对于什么军衔是什么官儿，一无所知。司务长一个劲儿向我们灌输说，现在你们是真正的军人了，应该向任何军街比你高的人敬礼，走路要挺胸昂头，大衣要扣好纽扣。
“可是那些男兵呢？见我们都是些黄毛丫头，便总爱拿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卫生排派我去打开水。我到了炊事员那儿，他打量着我说：
“‘你来干什么？’
“我答道：‘打开、开水。’
“‘水没烧。’
“‘为什么？’
“‘炊事员们还在锅里洗澡。现在先洗澡，然后用锅烧开水……’“我信以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医生：
“‘你怎么空手回来了？’
“我回答说：‘炊事员们在锅里洗澡呢，水还没烧。’
“医生搔搔后脑勺，问：‘哪有炊事员在锅里洗澡的？’
“他带着我转回去，狠狠教训了那个炊事员一顿，给我灌了满满两桶开水。
“我提着开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长。我立刻想起来，上级教我们要向每个军官行礼，因为我是列兵。可现在来了两位军官，我该怎么同时向他们两人敬礼呢？我—边走一边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两只手同时举到帽檐上，分别向他们两人行礼。他们正走着本来没注意我，这时却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是谁教你这样敬礼的呀？’
“‘准尉教的，他说必须向每个军衔比我们高的人敬礼，而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走……’“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军队里的样样事情都是深奥复杂的。要学会识别肩章标志就特别困难。我们参军那会儿，还有菱形的、小方块的和长方形的各种领章。你总得费劲去想，某某军官是什么军衔。有一次，一个军官对我说，你把这包文件给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识别他是大尉呢？我边走边想，结果把‘大尉’这两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说：‘叔叔，有个叔叔，就是那边的一个叔叔，叫我给您送这个来……’“到底是哪个叔叔呀？’
“就是穿蓝裤子绿上衣的那个……’
“我们记得住的，不是这个中尉或那个大尉，而是别的特征：好看的或难看的，棕色头发的或者高个子的……‘喏，就是那个大高个儿！’——你马上就知道是指谁了。
“不用说，当我看到了烧焦的工作服、烧焦的胳膊、烧焦的面孔时，我才懂了，这就叫战争。坦克手们从燃烧的坦克里跳出来，浑身都着了火，而且除比之外，他们还常常断了胳膊、断了腿，伤势都很严重。他们躺在那里，向你请求道：我要死了，请写信给我妈。或者，写封信给我妻子……每逢这时，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比恐怖更折磨人的感受。
“有一回我双腿受伤，坦克手们把我抬到一个村庄。我记得这村庄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带，叫黄村。卫生营所在地的女房东哭着说：‘真细（是）的，介（这）么年青的小伙子！……’
“坦克兵们笑了：‘大妈，介（这）不细（是）伙子，细（是）个丫头！”
“她坐在我身旁，仔细端详说：‘细（是）丫头？细（是）丫头？明明细（是）个年轻小伙儿嘛……’“我那时头发都剃了，穿着连衫裤工作服，戴着坦克帽——象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大妈在高板床上给我让个位置，甚至还为我宰了一头小猪，好让我快些养好身子……她老是怜悯地说：‘莫不细（是）男人不够了，介（这）么一个小妞儿都挑来打仗……还细（是）个小丫头嘛。’“我十八岁那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被授予一枚战斗纪念章和红星勋章；十九岁时，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部队补充新兵时，来了许多小伙子，他们年纪很轻。对他们来说，勋章当然是很稀奇的。何况我和他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有一次，几个小伙子讥笑地问我：‘你是怎么弄到这勋章的？ ……你也参加过战斗？’甚至还有这样故意挖苦的：‘难道子弹会穿过坦克铁甲吗？’
“后来，我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给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包扎。我记得，他叫谢戈列瓦特。他请求我原谅：‘好护士，原谅我吧，我那时挖苦过你……’
“你问我们那时懂不懂爱情？如果说懂，那也是中学生的爱情，而中学生的爱情是幼稚的。我记得，一次我们被包围……四面八方的敌军围得越来越紧。我们下了决心：夜里行动，或者突围出去，或者死掉拉倒。我们知道，死的可能性最大……我不知道，下面这件事该不该对你讲……
“我们坐等黑夜到来——毕竟还是想冲出去啊。当时营长负了伤，米莎自告奋勇担负起营长的职责。他最多十九岁……突然，他对我说：‘你总尝过滋味儿吧？’
“‘尝过什么？’我那时倒很想吃点什么。
“‘不是什么，是人……’
“‘没——有——……’
“我也还没有尝过那滋味儿。要是就这么死掉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滋味儿……夜里我们会被打死的……’
“‘你说些什么呀，傻瓜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可怕的不是你被打死，而是你就要死了，却还不懂得生活，什么滋味都没有尝过。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为了生活而死，可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
我们又回到了最痛苦、最折磨人的话题上来。
“……在坦克部队里，卫生员死得相当多。因为坦克上没有规定给我们的位置，只能紧紧趴在铁甲上面。我们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别把脚伸到履带里去。还必须留神哪辆坦克起火……然后要跟着跑过去，爬上去……在前线时，我们共有五个知心女友：柳芭雅辛斯卡亚，舒拉·基赛廖娃，托妮亚·鲍布柯娃，季娜·拉泰什，还有我。坦克兵们都管我们叫‘科纳柯沃城的五姑娘’。那四位女伴后来全都牺牲了……
“在柳芭·雅辛斯卡亚牺牲的那场战斗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搂着，说心里话。这已经是一九四三年了，我们师打到了德聂伯河畔。柳芭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次战斗中会死的……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到司务长那儿去，求他发一件新衬衣给我，可他舍不得，说是你不久前才领过一件。明天早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说：‘我已经和你一起打了两年仗，现在子弹都怕我们了。’“可是到了早上，她还是——个劲儿地劝我一同去找司务长。我们总算讨到两件新衬衣。这样，她终于有了件贴身的新衬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紧带儿……结果她真牺牲了，全身是血……白的衬衣，红的血，红白相间——这情形到今天还留在我记忆里。她事前已经想到了……
“我们四个人一起把她抬到担架上，她的身子似乎特别重。我们把所有的小伙子安葬在一起(在那次战斗里我们死了很多人)，而把柳芭放在最上面。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她已经不在了，她已经死了。我想：我要从她那儿得到点东西留做纪念。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什么质料的，金的还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我把它取了下来，虽然小伙子们都劝我，说你还是不要拿，这是不祥之兆。最后告别时，每个人都按惯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投了下去，投进坟里，……留给柳芭……我记得她很喜欢我这枚戒指……她的一家人，父亲参加了整个战争，活着回来了，她哥哥也从战场上回来了。连男人都活着回来了……而柳邑却死了……。舒拉·基赛廖娃，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是被烧死的。她把重伤员藏在干草垛里，敌人开枪扫射，草垛着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来，可那样就得扔下伤员，而他们谁都动弹不了……结果，伤员全都烧死了，舒拉也和他们一起……
“托妮亚·鲍布柯娃牺牲的详细经过，我是不久前才刚刚得知的。她是为了掩护情人才被迫击炮弹片击中。弹片飞舞时，那真是千钧一发呵……她怎么还能抢在前头？她救了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中尉的命，她爱着他。这样，中尉便活了下来。
“三十年后，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从克拉斯诺达尔来到莫斯科。在我们前线老战士的聚会上，他找到了我。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鲍里索夫，找到了托妮亚牺牲的地点。他从她坟上取回了一把土。后来他写信给我说，他把这土撒在他自己母亲的坟头上了。‘我有两个母亲，’他这样写道，‘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托妮亚，她救了我的性命……’“我们五个姑娘当初—起离开母校，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妈妈身边。我干吗要回来呢？伙伴们都死了，而我却回来了……瞧，她们的照片全挂在这里。我们一共五个人……
“我到过很多地方，给人讲她们的故事……我还亲自动手写……儿子对我说：‘你总是没功夫。’可是我们前线老兵的聚会我却回回不拉。不论我人怎样不舒服，我爬也要爬去……我是为这个活着的……这次的聚会完了，再等下次……”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诵起诗来：
我一生历经了无数事物，
但最最美好的回忆，
莫过于在烈火中抢救同志，
从死神手里夺回战友……
“这是我写的诗。”她不好意思拙承认，“我在前线就写诗，现在还在写。姑娘们可喜欢了……”
这也是件奇事儿，她们中间很多人在前线写诗，到如今还在用心誊写，保存在家庭档案里——诗歌写得虽然苯拙，但令人感动，充满了真诚的情感。我从采访和多次的会见中，已经养成习惯，看待这种感情就象看待文献一样。正是在这感情的文献中，我听到了时代的语言，见到了一代人的风貌。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两年前，我找到了瓦尼亚·波兹得尼亚柯夫。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死了，谁知他还活着。他那辆坦克（他是车长）在普罗霍洛夫卡会战中打掉了德军的两辆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们全牺牲了，只剩下瓦尼亚一个人——但失去了双眼，全身烧伤。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不料过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还记得，我走上他家那座楼梯时，两腿直发软：是他吗？不会弄错人吧？他亲自开了门，用双手抚摸着我，辨认着：‘小尼娜，是你吗？小尼娜，是你吗？’您想啊，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认得我！
“他母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他和她一起过活。她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不停地抹着泪。
“我问她：‘您干吗还要哭？我们老战友会面了，应该高兴才对。’
“她回答我说：‘我三个儿子上了战场。两个死了，只有瓦尼亚活着回来了。’“可是她的瓦尼亚的两只眼睛没了……
“我问他：‘瓦尼亚，你最后看到的是普罗霍洛夫卡战场，是坦克大战……你还记得那一天吗？’“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我过早下命令叫全体乘员离了车(而小伙子们后来还是都牺牲了)。不然，我们本可以再打掉一辆德国坦克的……’“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触还在继续，不过已经是书信交往了。我根据录音带把她的故事整理出来后，遵照诺言，给她寄了一本去。
几个星期后，从莫斯科来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我拆开一看，是剪报，文章，和关于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军事爱国主义贡献的正式报告。我寄给她的那本资料也邮了回来，里面简直没剩下什么了——删得面目全非。关于炊事员在大锅里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丝毫无损于她的“叔叔，那边的叔叔派我给您送来这个”那段，也删掉了……在写有米沙故事的那页纸上，划了三个愤怒的问号。我不得不解释说，我需要的不是什么剪报，而是她的生动讲述。
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这种事：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譬如，如果在房间里除了讲述人之外，还有个什么亲朋好友或者邻里街坊，那她就讲得缺乏激情，缺乏信任，远不如和我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我甚至认定了这样一个规律：听者越多，故事越是枯燥无味。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自己也这样说，她对我谈的是—种战争：“就象跟女儿谈心一样，要让你们知道，当时我们完全还是孩子，却不得不经历那一切。”而另一种战争，却是为演讲大厅准备的，“人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象报纸上的官样文章……
我读着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来信，回忆着那天我们在她的餐桌旁无拘无束喝茶的情景。她一个人讲，我们两人一起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