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施泰因格里茨少校的分队终于着手执行他们的直接任务。
在一座野战医院式的宽大帐篷里，四名士兵，其中也有魏斯，围着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分选文件。常常碰到一些撕坏的、血迹斑斑的文件，就把它们扔在几只五颜六色的铁丝篓里。
收集到的图章和硬印，先在纸上留下印样，然后编号放进一只大箱子里。
没有任何标志的地图一律扔掉，如果带有标志或手作的记号，便交给沃尔夫上士。由他逐张仔细研究，挑出一些小心折好，收进一只双按锁带皮襟的普通民用皮包里。
这几个当办事员的士兵象小官吏那样干得很起劲，一面还拉着家常，什么身体健康呀，家中来信呀，食品衣服鞋袜的价格呀等等。他们分选和浏览文件，隔一阵子就用浸了消毒药水的橡皮海绵擦洗手指，预防传染病。如果不是此情此景，不是他们身上的军装；不是从帐篷的赛 小窗孔照进来的那一束昏黄光线，那么这里的一切都只象普通的公务机关，而不象任何别的地方。
沃尔夫看到一些血迹斑斑的文件，对大伙说：“先生们，我提醒各位；请当心点儿，不干净的文件如果没有特殊价值，就扔掉吧。”
沼泽上的营地在几昼夜间变成了一座井然有条的军事小城。到处都是用圆木铺成的小路，还竖起了路标；司令部帐篷的四周挖好了堑壕，并有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朝外抽水。空中用火焰喷射器喷洒了一种辛辣的液体，蚊子也减少了。
不仅军官，就是士兵也一个个仪容整洁，好象他们脚底下不是一个又臭又脏的深渊，不是陷进去爬不出来的烂泥塘。
夜色中可以清楚地看见白桦树干搭成的带护栏的小桥，还有那些新铺好的运输通道、整整齐齐地架设在采泥煤用的撑木上或竹竿上面的电话线，——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都表明德军指挥部门经验丰富，能力高强，指挥有方，纪律严峻，也说明他们的物质装备很好。只有一件事荒唐可笑：让这些后勤机关驻扎在沼泽地里，而未能按预先的部署把它们安排在离居民点几公里的干燥的小山丘上。
德军机械化兵团快速推进，象铁钳一样深深夹入苏维埃国家的机体，毫不担心地把那些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被包围、孤立、分割成许多小块的苏联守卫部队抛在后方，让装备着最新式杀伤兵器的特种部队去消灭它们。
德国情报人员侦悉，据守库里奇基居民点的苏军起初只有几辆坦克和半个连的边防军，但是后来苏军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每天夜晚都有一批战士浴血奋战，拼命冲入库里奇基，尽管他们每冲一次都有将近一半的人被打死。
德军司令部认为，这种消灭敌人的方法很合算。为了全歼守军，调来了炮兵部队，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多大的面积需要多少发炮弹，发射这些炮弹需要多少门炮，这一切都作了精打细算。现在大炮已经在进攻基地周围各就各位了。但尽管如此，尽管苏联守军用火力封锁公路，使德国部队无法推进，德国人仍然不急于发起攻击，他们在等待坦克。
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没有袖手旁观。他俩常常驱车到射击阵地上观察敌情。由于他们的专业不同，他们所关心的方面也各自不同。
魏斯不得不中断他在帐篷办公室里的工作，跟随施泰因格里茨四处奔驰。
据悉，库里奇基的苏联坦克兵由于燃料告餐，已经把坦克埋起来了。因此不必担心被围困的守军会突然用坦克突围。
一天夜晚，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象平时那样，从观察所的剪形镜里观察那个网开一面的隘口。这时正有零散的小股苏军冒着机枪火力向隘口猛扑。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来一辆孤零零的苏联坦克，枪炮齐鸣地朝公路那边疾驰而去。
早已算好射界的各个炮垒马上一齐开火，坦克顿时被击毁了。
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命令士兵们去搜取阵亡坦克手身上携带的文件。他俩判断得不错：看来这辆坦克集中了最后一点燃料，它的乘员受命突围去找苏军大部队，与其说是为了求援，无宁说是去接受命令，好决定这支守军下一步的行动：是撤退呢还是死守据点。
搜取文件一类的命令和指示已向谍报局军官们下达过多次。德军报务员也常常在空中截获被围苏军向其上级司令部发出的呼号。
派往被击毁的苏联坦克的五名士兵没有完成任务。苏军猛烈开火，致使德军三人毙命，两人重伤，勉强爬回。
第二批五名士兵，无一生还。
被围守军如此不惜宝贵弹药保护那辆被击毁的坦克，说明其中定有无论如何也不可落入敌手的重要文件。
第三组五名士兵，是在枪决的威胁下才向坦克爬去的。其中三名立刻被击毙，余下两名没有爬出十米就一头扎进泥沼，再也不敢抬头。
天空繁星闪耀。平旷的沼泽地上水洼在闪着亮光。丛柳浴着银辉。寂静。远处山丘下屹立着一个黑 的宠然大物，那是被德军炮弹打得支离破碎的苏联双塔坦克。
观察所设在一个很整洁的工事里；四面围着光洁的板壁。德国军官们坐在折叠椅上。电灯明晃晃地照着，小桌上的保温盒里盛着热腾腾的晚餐。军官们膝上铺着纸餐巾，一面用餐，一面品评食物。
一名陆军军官正在洗耳恭听施泰因格里茨的高论。少校谈论西班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烹调特色，讲解详尽入微，对烹调技艺十分懂行。他对这些国家很熟悉，在那边当过间谍头儿。
迪特里希间或懒洋洋地插上几句。他也深 欧洲烹调，甚至比施泰因格里茨还略胜一筹，因为他常常旅行，总是投宿最好的旅馆。施泰因格里茨则不然，他在国外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执行间谍任务，是工作。他总是从拨给他的活动经费中尽量扣下一笔钱来装进腰包，即使执行最重要的任务也不例外。虽然他预先知道回国后可以领到多大的一笔奖金，他仍然象考虑行动计划那样仔细地盘算如何多捞一把钱。他总是从第二处处长那里领取奖金，不是现金，就是支票。
一个陆军军官说，他们调用的坦克大约两小时后到达，那时就可以接近被击毁的苏联坦克，从阵亡坦克手身上取来文件。眼下只好耐心等待。
魏斯默默地侍候着两名军官，他现在对此习以为常了。他撤碟子，摆肉食，往军用塑料杯里斟葡萄酒，切面包，在电炉上热葛缕子干饼和装在扁平罐头里的油腻腻的香肠。他一面麻利地干着，一面暗暗思量眼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十五名德国兵没有达到的目的看来完成的可能性很小。冒险性太大。他有权利冒险吗？
在家里时，人们对他说：你的生命现在不属于你自己了。既然许多人的生命系于你一身，你的生命就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如果你鲁莽行事，轻率冒死，不仅你个人丧生，还会断送掉许多苏联人的性命；他们将成为法西斯阴谋破坏的牺牲品，而这本来是可以由你防止的。一个优秀侦察员的生命，有时就象与大数相乘的爱克斯，它们的积等于许多人的生命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如果这个侦察员只会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好逞匹夫之勇，他就要贻患无穷。下管他怎样估计自己，不管他牺牲得如何英勇壮烈，都是无足轻重的。侦察员应当深谋远虑。在某些情况下，明智的按兵不动较之仓卒行动要难能可贵得多，因为那种看似果敢的行动只能济一时之急，解决局部性的任务。舍本求末地贸然行事，使自己对敌人不再构成威胁，他就变成了一个虽生优死的苏联侦察员，而一旦被敌人活捉，还会受到拷问，逼迫他供出全部与过去工作有关的事情。
在眼前这种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自告奋勇爬到苏联坦克那儿去，当然可能牺牲。但是却也未必，他也许能够爬到那里，钻进坦克，把肯定是交给了一名坦克手带在身上的那封文件销毁掉。既然守军集中全部燃料让坦克突围，又甘冒耗尽弹药的危险不让人接近这辆坦克，这就说明文件极其重要，是许多人生命之所系，也许至少是一千名官兵的生命。这就是说，现在的比例是一比一千。
尽管魏斯被禁止拿生命冒险，但是在这样的比数下，他大概有权冒一次风险。还有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情况。他已经忍耐了很长时间，总不能没完没了地忍耐下去。他怎能一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睁睁看着祖国的大地血流成河，处处焦土，看着苏联人惨遭杀害，而自己却低三下四地侍候这些刽子手，好象完全无动于衷似的，这种日子得过多久啊！他必须给自己一个喘息机会，摆脱一下这种无所作为、度日如年的痛苦生活，哪怕是几分钟也行。只要有几分钟的行动，他就会重新获得毅力、自制力和伪装的能力。几分钟是短暂的，然后他可以和从前一样重新等待，没完没了地等待下去。他能准许自己冒一次险吗？他不会出问题的，他将小心翼翼，一定能爬到坦克旁边。何况他考虑的也不光是自己：他要毁掉那封文件，拯救一批人的生命。这有什么不好呢？文件销毁后立即返回，一切照旧。不，甚至不是照旧：他会变得更加灵活，更加机智，更加审慎和坚忍不拔。
魏斯把热好的火腿香肠切成整齐的小块，跟热腾腾的马铃薯一起盛在碟子里，将剩下的一点褐色糖酒斟入塑料小杯，解下围裙，正了正无檐军帽。
“少校先生，如果现在没事要我做的话，请准许我到被击毁的苏联坦克那儿去，把文件取回来。”他说这番话的口气，就好象在问少校：“您还要加点调料吗？”
施泰因格里茨出于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心理，不愿意表露出他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请求。士兵希望建立功勋，这是合情合理的事，对于德国士兵来说甚至是绝对应该的。少校眼睛没有离开碟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魏斯从墙上摘下装有几枚木柄手榴弹的帆布挎包、钢盔和一位陆军军官的冲锋枪；穿戴停当后，举手敬了个札，走出掩蔽部。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