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魏斯慢慢苏醒过来，但他觉得好象突然挨了一击才神智清醒了——他看见了巴雷舍夫模糊的身影在他面前晃动。这个身影逐渐变小了，好象银幕上的形象，起初不在焦点上，后来突然一下子又显得清楚了。
巴雷舍夫宽宽的肩膀上披着一件白得耀眼的大褂。他呼哧呼哧地坐到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就象他们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用惯常的语调认真而又关切地问：
“别洛夫，你怎么了？感到不大好受？”他俯下身来，用刮得光光的面颊贴了贴魏斯的脸，然后挺起腰来说；“你好！外面很热，还是你这儿好，凉快。”他用手帕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环视了一下四周。“个人专用的单间病房。”说着从网袋里取出水果和各种食品摆在床头柜上。
魏斯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巴雷舍夫，以为这个幻影会重新晃动和消失，就象他前些时候为了判断自己是否还有视觉，竭力想看清一些东西，而它们很快就消失了一样。但是，随着巴雷舍夫的出现，病房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了，已经不再是幻影了，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
一个护士有点吃惊，不知所措地站在门旁，巴雷舍夫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小妹妹，请照莫斯科的办法，给我们泡点浓茶来，可以吗？不然的话，你们总把他当成法西斯分子，光给淡茶喝。”
“没有的事，”护土执拗地说，“我们是一直按照对待自己军官的水平来护理的。”
“好吧，”巴雷舍夫温和地说，“那么就按这个水平泡茶吧！”
据得到的情报，别洛夫正在德国一个小城镇里的驻军医院住院治疗。但是，巴雷舍夫上校来到这个医院后，值班医生检查了伤病员名册后告诉他，他们这里根本没有别洛夫其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是有一些伤病的苏联军官，但他们中没有上校要找的那个人。
“毕竟还有一个住院治疗的伤员吧？”上校并不死心。
“有一个德国人，是保安局的军官。”医生扬起了眉毛，态度坚决地说：“不过，作为一个医生，我反对您现在就审问他。这可能彻底破坏他的心理状态。他的伤势极其严重。”医生接着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看他的病历。这是个有经验的老牌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并没象对待战犯一样对待他。对我们医生来说，他只是一个住院治疗的伤员。”
“让我看看，我倒很感兴趣。”
医生把一份病历递给巴雷舍夫。
“党卫队上尉约翰·魏斯，”巴雷舍夫看完，好不容易才保持住自己的平静。
“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巴雷舍夫慢条斯理地问道，同时仔细地端详着长颈玻璃水瓶。
“这个人是个死心塌地的法西斯分子。他受了严重神经性外伤，导致神智不清，视觉、听觉和四肢功能暂时衰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自以为是个纳粹‘英雄’。的确，”医生稍停片刻之后又说：“他的变态心理有点与众不同：他认为，他是在自己人中间，住在德国医院。为了不致引起过分的不安，我们设法尽量不去说服他改变想法。他的状况非常糟糕，如果他知道他是俘虏，这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
“是这样。”巴雷舍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以赞许的口吻说：“当然，我不是医生，不过，我认为，从精神病疗法的观点来看，您的办法是有科学根据的。”
“当然，”医生说。
巴雷舍夫用手指捏了半天，拿出一支带纸嘴的香烟，倒着塞进了嘴里，刚想点着，又厌恶地把它扔进烟灰缸，担心地问道：“照您看，他会痊愈吗？”
医生耸了耸肩膀说：“您要知道，他遍体微伤。伤口愈合情况还可以，但大脑活动功能——这暂时对我们还是个谜。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只要一受某种外界因素的刺激，整个心理器官就能突然恢复失去的平衡。但也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长时间睡眠疗法上了。神经系统的全面休息一般能产生最佳效果。”
“那好嘛，他能睡着吗？”
“您看，连特效安眠药都不起作用。而且患者往往假睡：眼皮对光线刺激有反应。睡着了的人不是这样的。”
“您听我说，”巴雷舍夫恳切地说，“您就让我作一个最有效的刺激因素吧。亲爱的，您要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啊，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最平凡的英雄，不过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不能在报纸上公开报道的。”
医生惊奇地盯着他。
巴雷舍夫已经是在央求了：“您看行吗？”随后他坦率地说：“我本人很激动。您给我点，”说着用手指打了一个榧子，“比如象草酊之类的药。否则我的神经也会受不了的。”
最后，巴雷舍夫终于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从刚一进入别洛夫的病房起他就摆出一副派头，好象他们一直是在一起，而他只是暂时离开很短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
巴雷舍夫环视一下这间狭窄的病房，然后若有所思地问别洛夫：“你不反对吧，如果在这里，在靠墙的地方给我安排一张病床？当然，我不是伤员，但对医生来说只要是人，总会在他身上找出病来的。”
根据巴雷舍夫的请求，病房里又增加了一张病床。
这工夫他也换上一套住院服，对别洛夫说：“我总想把自己的病治一治，可往往又没有机会。有时我也确实碰上了外科医生，可那是被抬到医院的，想自己走着来看病，从来没有时间。可是毕竟应当爱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有它，我们才能生存。而我们多半是这样：只要身体还能挺得住，也就算了。”他躺到床上，又说了一句：“睡一会儿，怎么样？”接着又不放心地问：你怎么样，能睡着吧？”
别洛夫不安地凝视着巴雷舍夫。
巴雷舍夫按了按电铃，马上进来一位护士，随后又进来一位医生。
“还是请你们给我看看吧，我觉得浑身无力，”他含含糊糊地说，随后又拍了拍他那肌肉发达的有点倾斜的肩膀，问道：“可能是风湿病吧？也许还发烧？”
在医生和护土给他检查的时候，巴雷舍夫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起天来。一会儿问医院附近的池塘里有没有鱼，用什么作鱼解；一会儿供应怎么样，这里是否带放电影。
医生和护士走后，别洛夫吃力地问道：“他们是俄罗斯人吗？”
“护土不是，她是地地道道的乌克兰人，医生是西伯利亚人，”巴雷舍夫说。“医生是军人，护士没有军职。”
“是俄国解放军，”别洛夫说。
“怎么啦！”巴雷舍夫提高嗓门说。“他们怎么能到这座苏军医院来？”随后他的口气缓和下来：“萨沙，你放心。要客观地估计形势，不能性急，对各种情况要进行分析。”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睡不着。为了叫你很快睡着，他们给不给你吃什么药？”
“给。但我把药片放在手里弄碎，然后当做灰尘吹掉，使他们找不到，叫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吃药。”他眯起眼睛。“他们想使我入睡，这我知道。”
“你真行，会动脑筋，”巴雷舍夫赞许地说。“不过，现在你得给我一片安眠药。你也吃一片，咱俩一块睡。不然的话，我睡，你不睡——不好意思。”
“我不睡，”别洛夫说。
“怎么，你不相信我？常言说得好：‘有福同享。一人一片。”巴雷舍夫递给别洛夫一片药和一杯水，看着他把药咽下，抚摩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这样就对了。”
巴雷舍夫重又躺下，隔了不一会儿就看到，别洛夫的脸上呈现出宁静、疲倦的神情。“他睡着了，”巴雷舍夫心想。“别的不说，他还用这种办法折磨自己。”
他仰面躺着，久久不能入睡。这次重逢太使他激动了，有什么能比见到亚历山大·别洛夫——萨沙·别洛夫（巴雷舍夫对他的习惯称呼）更让他高兴的呢？
他感到有点儿内疚……
事情是这样的：驻柏林的一个工作人员奉命立即找到别洛夫。但是，在接到这项命令的前夕，他在盖世太保的档案室里发现一份关于约翰·魏斯死于车祸的材料，并附有照片为证，而主要的是有公墓里的墓碑为证，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这个工作人员办事十分精明、细心，自然而然地怀疑到这有可能是保安局搞的鬼。于是他便进一步查阅特务机关的文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总部接到了“教授”发来的一份询问别洛夫健康状况的密电，而且附有在这类正式文件中不宜添加的请求：一个叫娜佳的向别洛夫转达问候。在这种情况下，焦急不安的巴雷舍夫便急速动身飞往柏林，并在两天之后驱车前往伞兵和别洛夫小组曾经协同作战的地点。
巴雷舍夫有要事不得不在柏林停留。其中也包括会见老熟人，阿德隆饭店从前的看门人，十恶不赦的盖世太保弗朗茨。
巴雷舍夫到监狱去看了弗朗茨。监狱里给了弗朗茨笔墨和大量纸张，他详细而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供词。
巴雷舍夫大致看了一遍这份供词。他高兴地发现，在弗朗茨供出的得到华特·舒伦堡特别赏识的保安局第六处最有才干的特工人员名单中有约翰·魏斯的名字。
弗朗茨的记忆力很不一般，他一眼就认出了巴雷舍夫。而巴雷舍夫的记忆力也绝不亚于他，上校劝告弗朗茨在供词中不要忘记写上他很想忘记的他本人在盖世太保中的活动。对此，巴雷舍夫是十分了解的。
现在，巴雷舍夫感到万幸的是，他终于找到了别洛夫，并且深信他的萨沙·别洛夫长期以来成功地扮演了约翰·魏斯的角色，看来，要摆脱这个角色，对别洛夫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别洛夫差不多睡了一天一夜。睡醒后，他畏怯地睁开眼睛，担心周围的一切又会变成模糊的影象。后来他发现用不着担心，视觉几乎完全恢复了。他看见，巴雷舍夫身穿住院服，正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打瞌睡，于是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兔得惊醒他。可是，巴雷舍夫的觉很轻，一有动静就醒了。他冲别洛夫微微一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赞美起天气来。
“现在若能去采蘑菇可太好了！”他用行家的语气说。
“这样的小树林里常有蘑菇，特别是在林边。”
除了寻找别洛夫，巴雷舍夫在此地还有别的重要任务，夜里他怕穿拖鞋发出响声，便光着脚来到走廊，在主任医师办公室给莫斯科打了电话，报告他的行踪。他说，他认为自己留在医院事关重大。根据他的请求，一位教授应该在今天飞抵驻军医院。另外，巴雷舍夫还同别洛夫的父母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
“最要紧的是，”他对着听筒大声说，“体温正常！就是这样。既然体温正常，那么人也是正常的。”
早晨当别洛夫突然下床到洗脸池洗脸时，巴雷舍夫有点不知所措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是装病喽？”
别洛夫说：“为了不致丧失走路的能力，我经常夜里起来学盲人走路。我曾经仔细考虑过。如果我能逃走，我就冒充德国国防军的瞎子士兵。”
“咯，想得不坏，”巴雷舍夫说。他长出了一口气。“不过我想象得出你什么也看不见，磕磕绊绊走路的样子……你可知道我们的司机们往往横冲直撞不顾行车安全吗？他们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驾车飞驰。在德国人面前派头十足。”接着他用责怪的语气说：“必须给他们点处分！”
早餐后，别洛夫态度坚决地说：“我必须去柏林！”
“老弟，不行，暂时有危险。”
“您看过我的证件吗？您看到那是由谁签署的吗？”
“看到了。是一群魔王笠署的。”
“这就行了，”别洛夫说。
“什么行了？”巴雷舍夫问道。“根本不行！任何一道关卡都可以对你不放行。”
“只要能让我通过战线就行，”别洛夫恳求说。
“不行，”巴雷舍夫断然拒绝。“不行。而且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战线，你的证件只不过是博物馆的一件陈列品罢了。”他不无遗憾地低声说：“也许，正如医生所说，这对你也是一个刺激，不过就算是刺激也告诉你吧，战争结束了。我们的军队正在易北河一带等候命令。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出差证上到达和出发的时间都要经柏林城防司令盖章同意的。我在那里用不着带手枪，正象在索契海滨浴场用不着穿毡靴一样。你明白吗？”
“这么说，工作结束了？”
“对，结束了，”巴雷舍夫说。
别洛夫沉默良久。他眯缝着眼睛，想着什么心事，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突然问道：“您有汽车吗？”
“就算有吧。”
“派人去把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找来，假如他还活着。叫人用车送来。”
“第一，他活着，”巴雷舍夫说。“第二，‘叫人用车送来’是什么意思？现在，施瓦茨科普夫同志是一位负责人，一家大企业的经理。”
“在哪里？”
“还能在哪里？在我们的管辖区呗。暂时叫管辖区，以后德国人会给它起个适当的名字。我们的工作很简单：他们的人民政权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不过，我想见到他。”
“你以为我就不想见到他吗？我们发个电报就行了。至于交通工具——不成问题。个人专用汽车，也是职务的需要。”
“‘钉子’怎样了？”
“他可不是原来的钉子了。现在他是个大人物——集体农庄主席。装了一条假腿，不过近况还不错。”
“那么埃莉扎呢？”
“哪个埃莉扎？啊，奥尔洛娃…当上干部了，只是对民法学大感兴趣，她怀疑：祖鲍夫同一个德国女人结婚是否合法？民事机关的人员认为，她爱上了祖鲍夫。”
“祖鲍夫在哪里？”
巴雷舍夫神色忧郁，绞尽脑汁寻找着适当的字眼。
“他和党卫队特派员乘坐的那架飞机没有到达目的地，”他说。“至于后来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一致认为祖鲍夫是个英雄。”
“他……活着吗？”
“但愿如此！”紧接着巴雷舍夫就转了话题：“柳霞·叶戈罗娃，你记得她吗？她脸上有烧伤；但当她转过半个脸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她现在当妈妈了，是个十分热情的人。有一回我去作客——她让我待在走廊里，说：‘先在外面暖和暖和吧，您马上进屋会使孩子感冒的。’我往摇篮里一看，裹着被子的小家伙正躺着吸吮橡皮奶头呢。她让我待在走廊里，我也回敬了她一下。我从孩子嘴里取出奶头扔在一旁说：‘从现代医学观点看，这是不卫生的。’爱司现在还是当头头——在区执委会里发号施令。”说到这里，巴雷舍夫问道：得了，该休息了吧？”随后又严肃地说：“这样吧，头一回我们交换情报的时间是十分钟，以后每次再补充十分钟。要规规矩矩。这是制度。我们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住院。我自己也是个普普通通的病号。医护人员突然听到我们在闲聊，会惩罚我们的——给我们额外注射维生素。针头往哪儿插？对准最敏感的部位。”末了他开了句玩笑：“我真想知道，那些将军们、元帅们也这样吗？或者他们还有更好的部位？”
就这样，巴雷舍夫自愿住进医院，耐心细致地护理着萨沙·别洛夫，同时向召他去莫斯科的上级首长说明了自己留在此地陪伴正在康复的别洛夫的重要性。
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一到医院，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别洛夫，和他紧紧拥抱，然后便小声地讲起了他匹马单枪继续工作的经过，这中间还不时地看一眼巴雷舍夫。巴雷舍夫以为苏联侦察员同自己的战友谈话时他在场有所不便，就到走廊去了。
他在开水罐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吸着烟，和一位住院的军官聊起天来。他们谈到现在国内的生活，也谈到了今后。
当他敲了敲门回到病房后，海因里希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我不知道您就是巴雷舍夫上校。”
“这怪我疏忽，”巴雷舍夫说。“我没作自我介绍。”
海因里希首先想向巴雷舍夫谈谈在法西斯德国垮台前夕他所获得的重要情报。
巴雷舍夫一直很有礼貌地听着，然后对他表示了感谢。接着上校若有所思地说：“实际上，常言说得好，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而您，海因里希同志，现在要考虑的是德国的前途。我们已经消灭了法西斯主义，而你们将建设一个新的德国……”他用手捋了捋自己灰白的头发，接着说：“您是约翰·魏斯的战友，我可以告诉您，为了逃避我们的惩罚，希特勒的机要部门及其全部档案和人员已经转移到西方，留给了那些妄图成为希特勒继承人的家伙。这样一来，就必须使他们的美梦不致变成你们痛苦的现实。
“至于说某些具体工作问题。我觉得不能同意您的决定——我已经知道这项决定——您不任用弗里德里希·迪特默尔工程师仅仅因为他是个残废人。”
“不，”海团里希说，“不是因为这个。我收到几封检举信，说这个迪特默尔是个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
“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巴雷舍夫打断他的话说。“我希望您提高警惕。暗藏的纳粹分子总是想方设法抵毁那些不隐瞒自己过去的错误而希望同您合作的德国专家。”
“弗里德里希·迪特默尔！我也了解他！”别洛夫突然大声说。
“问题不在于你正好了解他，”巴雷舍夫说。“问题在于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不同的阴险手段和我们斗，但敌人的目的总是一个：不是把你干掉，就是把你搞臭。所以，”巴雷舍夫笑了笑，“海因里希同志，我对您有个请求：您还得做个人类灵魂的侦察员。”
海因里希把脸转向别洛夫说：“魏斯，我决心加入共产党。你看会接受我吗？”
“对不起，我又要过问了，”巴雷舍夫的语气非常严肃。“您要考虑到：只要人家知道这件事，就会写检举信给党组织，告你的状，说你当过党卫队。到时候你可不要抱怨，因为只有正直的人才会写这样的信。”
“的确，”海因里希说，“我理解。”在告辞时他问道；“魏斯，你以后能来看我吗？”
“那你能来看我吗？”
“到莫斯科——一定，”海团里希说。“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别洛夫说了地址。海因里希记下来，合上笔记本。
“等等，写给谁呀？”别洛夫说。
“是啊，我倒忘了，你还有个别名。”海因里希沉思着，重复了好几遍：“亚历山大·别洛夫，亚历山大·别洛夫。”他抱怨说：“你知道，我真不习惯。我很奇怪，原来你不叫魏斯。”
“好吧，你写信就写别洛夫收好了，可对你来说，我还是约翰·魏斯。”
海因里希走后，巴雷舍夫说：“最要紧的是挽救人。这里面包含着崇高的目标和莫大的快乐。”他上床躺下后问道：“我们睡一会儿吧？”
别洛夫微微一笑：“不大想睡。”
“这违犯规定，”巴雷舍夫严厉地说。“你要强迫自己！”随后他下了命令：“就回我带头，我们俩一起睡。”说完他马上关了台灯。
但是窗外还很亮。巴雷舍夫怎么也睡不着。他瞥了一眼别洛夫，见他已经入睡，面容安详，呼吸均匀。“真是个意志坚强的小伙子，”巴雷舍夫不无羡慕地想道。“也许，这就是青春吧？因为年轻人总比有了一把年纪的人易于克服困难。”后来，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心中充满了自豪；“为了完成这种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有人道主义；正象对待世界上一切惨无人道的现象需要残酷无情一样。”
别洛夫并没有睡着。他不过出于礼貌，为了安慰巴雷舍夫而装睡罢了。
祖鲍夫的牺牲使他无法平静，不过这些年来他已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以现在即使当着巴雷舍夫的面，他面上看起来也很自然，没有流露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此时，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思念起祖鲍夫来，他想起了他们一起在汪泽湖游泳那个静悄悄的清晨，祖鲍夫的形象活生生地浮现在脑海中。
祖鲍夫忽然问他：“您希望长寿，甚至想活到一百岁！？”接着又很干脆地说：“这，我也愿意！”
如今，祖鲍夫已经不在了，离开人世了。不过，他仿佛没有死，他仍然活在别洛夫的心中，现在成了他生活旅程中看不见的永久旅伴。
这是一架改作运输机使用的轰炸机。驾驶飞机的是两名年轻的少尉飞行员。在战争结束前夕，他们刚从航校毕业。他们的军装上既没有勋章和奖章，又没有负伤标志，所以只是从样式看知道是发下来的。
飞行员的年龄，他们那好象刚刚从军需仓库里拿出的崭新的军装以及他们那忧虑重重的神情——这一切都使坐在铝制折叠椅上的军人乘客，其中多数是年长的军官，想起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奔赴战场的。
座舱顶棚的有机玻璃罩上到处是打着补钉的弹孔，在罩子下面曾有空中射击员悬在机枪旋转架旁的帆布吊带上射击过；如今炸弹舱上面的起重设备已经拆除，带螺栓的固定梁象衣架一样，上面挂着外套和制帽。
舷窗外面阳光灿烂，朵朵白云一动不动地飘浮在平静无风的碧空之中。
飞机在德国领土上空飞行。
乘客们斜坐在金属折叠椅上，笨拙地转动着脖子，透过起飞后蒙上一层水汽的方形舷窗向下观看。
几乎是垂直撒下的阳光把大地装点得绚丽多彩，看上去就象是古典美术大师描绘的一幅沃野千里、百花争妍的田园风景画。
从高空俯视，土地确实是经过精耕细作的。架着高高瓦屋顶的小房子看起来是那样明亮、洁净、舒适，就象格莱吉尔和贝特佐得编著的教科书油画中描绘的一般。坐在飞机上的许多中年乘客在战前老早就用这本教科书学习过德语。现在他们出神地凝视着这片土地。曾几何时，这里到处还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时有人以为这里会永远成为一片焦土，寸草不生，而如今大自然和人们的劳动已使这片土地开始改观。
在这场战争中，千百万人丧失了生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用自己的才智和劳动为人类贡献出伟大的发明，为征服自然和人类的进步开拓新的途径。然而，他们却被杀害了。
扶植德国法西斯的不光是德国帝国主义者，他们那些指望分得一份战利品的西方股东也在推波助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这些股东一再动摇不定，唯恐错过追随强者的机会。直至法西斯军队被击溃，他们的摇摆才告结束。但是，胜利带给他们的并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惊恐不安。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奋起参加抵抗运动，苏军帮助他们击溃并赶走了占领者。现在这些国家的人民在继续为争取社会自由而斗争着。
东欧各国也是如此。它们已经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居住在苏军解放的德国东部领土上的德国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驻扎在东德的苏军正在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个国家尽快从废墟上站立起来，使它的人民能够沿着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开始建设一个新德国。
正因为这样，大多数乘客才如此出神地凝视着窗外：飞机正在德国上空飞行，田野里是一片绿油油的麦苗——这是战后的第一茬庄稼。
亚历山大·别洛夫也在透过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舷窗向外观望。在他的胸前，也象年轻的飞行员一样，既没有勋章，也没有奖章，他的服装象他们的一样，也是崭新的。还留着手术后拆线痕迹的剃得光光的头，两只深陷的眼睛，嘴唇上病态的皱纹，两鬓的白发——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乘客们的好奇。
从年龄看，他应该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但是，他没有一枚奖章——那就是说，受过处分。也许，战争一开始就当了俘虏，被关进了集中营？
坐在别洛夫旁边的一位上校问他是哪一年上前线的，参加过哪些战役，他听了真有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是眨了眨眼睛解释说：“其实，我是在后方…”
上校望了望别洛夫那明显塌陷的胸部，体谅地给他扣上军装衣袋的扣子，用教训的口吻说：“您知道，在最困难的关头，所有后勤人员统统上了前线，参加了战斗。”他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有许多人是我亲自为其请功的。”
“是啊，那是当然，”别洛夫说。
“那么说，您在法西斯集中营呆过？”上校已经猜到几分。
“正是……”
“受得了吗？”
“总算熬过来了，”别洛夫说。
上校转过身去，用挺实的后背对着他，不再和他交谈了。
飞机进入云层。座舱内一片昏暗。
别洛夫望着上校的后背，一下子想起了祖鲍夫：他的后背也是这样健壮宽阔。
有一次祖鲍夫哼哼着掀起德国制服说：“你瞧瞧我这个地方，厉害吗？”接着他自豪地说：“他打伤了我，但我没有打死他，我忍住了。你可以理解，我觉得可惜：他太年轻了。”
这件事发生在祖鲍夫行动小组袭击铁路地区一个燃料基地之后。当然，祖鲍夫疼得直皱眉头，可眼睛却在笑，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用铅笔算一算，我们使德国人的飞机少出动多少架次，那可真有意思。让我们开一开心吧。”
后来，别洛夫眼前又出现了祖鲍夫的面孔。祖鲍夫正在弯腰把自己的降落伞从飞机上扔到起飞跑道上。他看到了别洛夫惊奇的眼神，向别洛夫丢了个眼色，甚至还耸了耸肩膀：毫无办法，只好这样。
祖鲍夫的形象消失了，别洛夫又看见了另一张仰起的面孔，额头上皮开肉绽。这是布鲁诺的面孔。当布鲁诺的目光同他充满绝望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布鲁诺把头微微一动，好象默默无言地表示：只好这样。
“也许，您吸烟吧？”一位制服上挂着一枚崭新的金星勋章的坦克兵少校凑过身子来关切地问别洛夫。“显然，您是想吸苏联香烟，想得很厉害吧？”说着递过来一包：“请拿着吧。”
“谢谢，我有。”
“那么说，已经发过了，”少校说。“我也被俘过，但是跑掉了。伤势不重，一清醒过来，马上就逃掉了。所以没有受审，心里十分坦然。”接着他的口气变得十分坚定：“但是，假如一个人已经以血赎罪，虽然他胸前没挂奖章，但却挂在心里。现在要紧的只有一条：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能适应今后的生活，我不是指服役。要使人们心中的伤口愈合，要安排好生活——大家已经吃尽了苦头。”他朝舷窗一挥手。“我的两个弟兄就埋葬在这里。剩下我一个回家。怎么对母亲说呢？‘妈妈，你好！’‘你的兄弟们呢？’‘牺牲了’。而我却活着。难道我的这枚金星勋章能让她高兴吗？高兴不起来的。”
“您这话就不对了，”别洛夫说。“如果我国人民没有建立这样前所未见的功勋，那么还会有千百万父子兄弟丧生。”
“不错，”少校说。“其实，功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能胜任多少人才能干的事。就是说，叫别人活着，好象后夺了他们。对吗？。他明显地激动起来。t’我在战斗中就勘。么想的：你不干掉他们的坦克，他们就会干掉我们的。这样也就干掉了。当你担心因为你，自己人可能会牺牲，你也就不为自己担心了。”
飞机穿过云层，重新见到了太阳。
副驾驶员走出驾驶舱，庄严宣告： “同志们，我们正在飞越苏联国境。”稍停片刻，他又轻声地说：“不然的后，有些久经沙场的战士会责怪我们，已经到了祖国，为什么不打招呼。”
别洛夫一直没有离开舷窗。
战壕纵横、弹坑遍地的祖国大地掩映在茫茫林海的绿荫中，显得是那样的辽阔和温暖。别洛夫觉得好象不是飞机在下降，而是他本身由于引力的作用不得不越来越接近大地。
巴雷舍夫在德国机场为别洛夫送行时说：“那么这样好了：你先到嘉奖处去领取各种勋章，然后再到局里去。你知道：我是个注重荣誉的人，我的干部就是我的骄傲。你千万不要忘记告诉父亲：如果你们去钓鱼，叫他到我的密藏点去拿鱼饵。”
娜佳把别洛夫叫到一旁，打开手提包，严厉地望着他的眼睛，吩咐说：“您记住：这纸里包的是鸡 右边是四个煮鸡蛋，一盒黄油，一暖瓶可可。爸爸叫我转达：您一定要保证营养。”
别洛夫带着抱怨的神情望着她：象往常一样有点傲慢的脸儿，又直又短的小鼻子，孩子般圆润的嘴唇，睫毛下一双含情脉脉的灰绿色眼睛。
“那您呢？”
“我怎么？”
“您今后会到莫斯科来吗？”
娜佳奇怪地耸了耸肩膀；
“我们家就住在那里，”说着她把硬实的小手伸过来道别，同的提醒别洛夫；“饭前要吃维生素。维生素在装雷管的小盒里。”
海因里希说：“没有你，我会感到寂寞的！”
“我也是，”别洛夫苦笑着说。
海因里希转向巴雷舍夫：“象魏斯这样的德国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没关系，”巴雷舍夫说。“我的别洛夫绝不比他差。好了，时间到了。”
为了多看一眼这些亲切的面孔，别洛夫是退着登上舷梯的。
现在飞机越飞越低，仿佛顺着象玻璃般的非常平坦的斜坡向下滑去。
飞机轮子刚一接触地面，飞机上的一位不现形迹的乘客——约翰·魏斯突然失踪了。他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再也没有和亚历山大·别洛夫一模一样的人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别洛夫少校。刹那间，他感到十分孤独。但是，这种感觉来得快，消失得也很快。
任何人，甚至连亚历山大·别洛夫都没有肃立默哀，以悼念约翰·魏斯的逝世。没有任何人这样做！
别洛夫如饥似渴地、迫不及待地用眼睛在欢迎的人群中寻找世界上对他最重要的人——母亲的面孔。她不仅是萨沙·别洛夫的母亲，而且也是约翰·魏斯的母亲。正因为她不知道这一点，所以魏斯的失踪并没有使她感到忧。
帝国保安局的党卫队上尉约翰·魏斯就这样消失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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