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勘察了被窃的法衣圣器室。同雷恰洛夫讨论了几种说法，从大胆的查理头盔上摘下的钻石“萨恩西”；沃尔任宁对秃头的销赃贩子的审讯；宝石原来是膺品；克贝尔的证词；监察员博林深夜跑到旅店来找我……
一天内办了这些事不太多吗？
阿尔秋欣还在睡觉，他就是喜欢睡觉。当我们住在撒马尔斯克村的时候；老阿尔秋欣，那个勤劳而正直的庄稼汉，每天早上扯着他的脚把他从火炕上拉下来。对我和雷恰洛夫说；“菲利亚从小就是这样，只盼随着年龄的增长能改就好了。”然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的指望落空了，菲利蒙还是爱睡觉。去年秋天我们俩人在托波尔斯克重新相遇时，我以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的身份去检查关押皇室成员的地方，这使我确信，菲利蒙仍和从前一样爱睡觉。
“菲利蒙·帕尔芬季耶维奇！喂，菲立蒙·帕尔芬季耶维奇！……”
他纹丝不动，不过鼾声倒是停了。过了一会儿他的嘴角露出了笑容。看来，他做了一个好梦：或许梦见了留在撒马尔斯克村的未婚妻；或许梦见了在皇帝那儿赢了整个俄国的棋友（尼古拉经常到值班室同卫队的士兵们一起下棋）；或许梦见了在我们动身去彼得格勒之前，在叶尔马克纪念像前举行的群众大会……
于是，我没有叫醒阿尔秋欣，穿好衣服，然后下楼去买报纸。我关心的是，舆论如何评论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一事。
在过分讲究礼节的“民族”饭店的前厅里，一片清晨的繁忙景象。在贴着戏剧海报的三合板广告栏前站着我们同一层楼的邻居，某家美国报社的记者。这是个又高又瘦的年青人，扎着黄色的皮绑腿，穿着方格马裤，故意卖弄地系着一条子弹带（不知哪位水兵送给他的）。美国人在描画海报上的俄文字母，这些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单字放肆地跳着康康舞，它号召所有的公民一定要出席“未来派的盛会”。
“布尔什维克吗？”美国人谨慎地、很吃力地用俄语问我，并用手指戳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宇。
“不是。”
“社会革命党人吗？”
“是位诗人。”
“诗……人……”看样子他不知道这个俄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在便条上做了一个记号。“这位呢？”记者的手指头向下移动，指着布洛克的名字。
“诗人。”
“那这位呢？”
“也是诗人。”
美国人疑惑地瞅着我：俄国一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布尔什维克、盂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而现在，又出了一个新党派——诗人……
我来到旅馆看门人身边，在他身旁围着一群“莫斯科市人力车劳动合作社”的半大孩子们，他们正在打开散发着浓重的油墨气味的一捆捆报纸。在我付钱买报的时候，美国人又来到我跟前。这次使他感兴趣的是贴在那个三合板广告栏上的“家长联合会”就当局对罢工教师采取的措施所发出的联合决议书。决议书是这样开头的：“听到各地机关解雇莫斯科市立学校的全体教员和让他们从所占用的校方住宅中搬迁出去的消息后，‘家长联合会’代表会议找不到语言谴责这种宪兵式的无耻举动……”不过。就象在文中所见，还是找到了言词，并且相当多……
“区管理局”，“家长联合会”洒下了痛心的泪水，“把管理学校的权力交给了看门人，而不是我们这些家长们，不言而喻，我们比看门人更有权……”
美国人用手指着“看门人”一词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似乎毫不怀疑我会为他服务一整天。应当摆脱这位过于求知好学的记者先生了。
“看门人，”我客客气气地给他解释，“请注意：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是看门人，也不是每一个看门人都是诗人，但唯一的是要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流氓流无产阶级。就请您这样写下吧！”
“噢，噢！”美国人兴奋地叹了一口气，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动笔写……
当我带着一卷报纸走进房间的时候，阿尔秋欣从床上跳了起来，发呆似地环视着房间。
“彼得·彼得洛维奇到哪儿去了？”
“博林，我那可爱的朋友，昨天夜里一点半就走了，而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当他梳洗时，我浏览着报纸。版面上层是有关同德国人谈判的文章，以及来自乌克兰前线，顿河前线和奥伦堡前线的彼此矛盾的片断消息。许多文章写的是正在增长的粮食危机。《消息报》刊登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关于登记和配给家具的决定，关于没收的房产交清洁工人联合会负责管理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住在这些住宅里的住户要象过去一样向原房主缴纳房租。
《俄罗斯晨报》，一如既往，登满了广告：“一位携带子女的迷人的青年小姐寻找伴侣。”巴黎的“鲁塞尔”商店对年青的共和国的公民们发出了警告：“你们的肚子太大了，你们太胖，皮肤松弛，人变丑了……”它忠告大家：“请尽快使用世界上最好的‘鲁塞尔’式的男子弹性腰带！以恢复你们健美的体形！”
消费者协会订购了美国皮鞋；沃尔皮扬住在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可用在国外被称为“新砷凡纳明［即九一四梅毒治剂］”的药剂，医治那些饱受梅毒之苦的人们，使其重温天伦之乐。有关刑事犯罪的新闻占了很大一块版面。但是所有的报刊杂志对法衣圣器室被窃一事都只字未提。
阿尔秋欣巳洗梳完毕，刮过了脸。他那红扑扑的面孔现出宁静和安乐的神情。对如何组织监视梅斯梅尔家的住宅，普斯科夫的口供是否属实，选派哪个干部去彼得格勒出差和从销赃贩子手中没收来的假宝石出自何人之手等事情，阿尔秋欣一点儿也不操心。
“菲利蒙·帕尔芬季耶维奇，你今天梦见什么啦？你在梦里笑得那么开心，简直连我也受到了感染。”
“没什么……”阿尔秋欣哼哼哧哧地说，又问我道：“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在牙上要盖戳子吗？”
“在什么牙上？”
“在金牙上……在水兵镶的金牙上。”
“不，不盖戳。”
“太可惜了，”阿尔秋欣说，但他立即自我安慰道：“反正都一样，假如我能镶上金牙，尽管没盖戳子，在我回到撒马尔斯克村后，所有的姑娘都会跑过来围住我。金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还真稀罕！”
看，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看来与圣经上说的相反，住在天堂里的亚当也有某些不能满足的欲望，并随之而来的是灾难，这都由夏娃而引起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天堂就是天堂，而生活就是生活……不过，报纸为什么没有刊载关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呢？
当我例行向雷恰洛夫汇报工作时才得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是责任编辑们服从了一个毫不妥协的意见。提出这个意见的正是这位民警局苏维埃主席本人。
“让他们先沉默一两天再说，”雷恰洛夫对我说，“而我们暂且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了弄清一些问题。”接着他尖刻地问我；“显而易见，你没有审讯《俄罗斯新闻》报的记者吧？”
我向他汇报了销赃贩子、假宝石、克贝尔的陈述以及博林的工作情况。
“至于那个记者，我今天就去找他。”
“不用了，”雷恰洛夫说道，“今天早晨我为了一个案子到《俄罗斯新闻》报社去了一趟。原来他在东正教事务管理处办公室有个老朋友，是一名官员。这名官员用电话把被窃一事告诉了记者。我核对过了，他没有扯谎。”
他阅读了传问克贝尔的报告和夜里博林送给我的那份文件。
“博林这个人好象没什么问题，是吗？”
“没什么，还算听话。”
雷恰洛夫详细地问我关于假宝石的情况，我打算寻找仿造人的想法，以及是否采取措施查实伪装盗窃的说法。然而，他最关注的是梅斯梅尔家族的情况。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法衣圣器室的盗窃活动是吻合雷恰洛夫的推论。它的实质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化，势必要把特权阶级的代表人物视为刑事犯罪分子。
从本质上讲，这种推理不会引起异议。但我还是不相信，十月革命后每一个公爵必定要成为强盗，伯爵变成扒手，被剥夺了产权的工厂主变成收买赃物的贩子。
我怀疑瓦西里·梅斯梅尔参与了盗窃案，如果设想他是盗匪中的一员，那么，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随身带着一个首饰匣呢？为了给刑侦工作带来一些方便吗？此外，守门人和清扫工证实，瓦西里，梅斯梅尔离开莫斯科不晚于一月八号，而法衣圣器室的被窃据推断是发生在十五号以后。这就得出了一个他不在现场的结论，尽管还有某些可疑之处。倘若不是考虑到某些情况，我甚至会认为首饰匣是从梅斯梅尔那儿偷来的，并故意扔在盗窃现场以迷惑民警局的侦破人员。……
不过，有关瓦西里·梅斯梅尔的哥哥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男爵——瓦拉姆修道院的修士的材料令我困惑不解。如果出家人阿法纳西是在俄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其他修道院里祈祷赎罪的话，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然而。瓦西里·梅斯梅尔恰恰是选择了瓦拉姆修道院。这不由引起了我的各种想法。向题是，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这座距彼得堡不远的大修道院的首席神甫不是别人，正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从一九一六年起由他照管东正教的法衣圣器室……对此情况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因为我从托波尔斯克流放地逃出后，有几个月被迫隐藏在瓦拉姆修道院的领地内。
当然，这也许是很平常的巧合，不过也不能排除有问题，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权利不注意这个事实。
“彼得格勒民警局将负责对梅斯梅尔兄弟几个的工作吗？”雷恰洛夫问道。
“不。我想派自己人去办这件事，彼得格勒方面会帮助他们的。我巳经通过直线电话同彼得格勒刑侦局长谈过了。”
“派谁去呢？是博林吗？”
“苏霍夫。他今天动身。我委派演林查找假宝石的制造者。”
“我相信你不会让他闲逛的。”雷恰洛夫笑道，“就这样吧，开头似乎还顺利。”
二
用不着督促博林干工作，他很尽职。虽然他不象雷恰洛夫订出日程表，但也能及时完成任务。在我详细地给去彼得格勒的苏霍夫作过指示后，就去看望这位老探员。这时他告诉我一个新消息。在档案馆里没有查到假宝石“诺列”诈瞒案的案卷，可是博林找到了一位前警察和已故珠宝商巴夫洛甫的妻子。这位前警察曾向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的赫沃西科夫打听过此事。
原来，克贝尔知道的整个情况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完全搞错了。
假宝石的购买者不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而是他的父亲，在莫斯科极有名望的人所共知的商人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斯塔温，他从一九一七年年中就移居芬兰了。
米哈依尔从那时起开始经商，在我国加入了制作钉子和铁丝的卡特尔［资本主义垄断形式之一］。在一次投机活动中破了产，于是向父亲要钱。彼得·阿尔斯塔温拒绝帮助自己的亲骨肉。尽管米哈依尔曾以自杀要挟过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却连一个戈比也不给他。过了一段时间，小阿尔斯塔温带着一个黑头发，右眉上方有一道刀痕的青年人去见父亲。
黑头发青年人是荷兰的黄金行家，他到俄国来是为了经办商号。他建议老阿尔斯塔温买下他“偶然搞到的”光彩夺目的蓝钻石。看来，阿尔斯塔温产生了某种怀疑，拒绝了这个建议。可是商人终归还是上当受骗了……
会见“荷兰人”一周后，在《交易所公报》——一家可靠而有声望的报纸上刊出了一条短讯，报道举世闻名的钻石“诺列”——在阿姆斯特丹被窃。这时，老阿尔斯塔温不再怀疑让他买下的正是这颗钻石。购买赃物——这当然是件不体面的事，甚至要负刑事责任，不过，如此“出类拔萃”的钻石在莫斯科还从无人握有过。彼得·阿尔斯塔温喜欢一切“出类拔萃”的东西：如“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们在他的私邸里胡吹一通，又如“出类拔萃”的鲟鱼，这些鱼放在盘子上同尺子一道端上来，这是为了让客人们用尺子量鱼，从而确信，他们以前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吃过与此相类似的鱼……
简而言之，商人让儿子去找这位“荷兰人”，可是米哈依尔却说，外国人已经把这颗“偶然寻到的”宝石卖给了珠宝商人巴甫洛夫。巴甫洛夫证实说。是的，钻石确实在他手里。为了把它弄到手，他花了四万卢布。他是否会让出宝石呢？巴甫洛夫同意把钻石转卖给阿尔斯塔温。珠宝商要价六万卢布，阿尔斯塔温回价四万五，最后他们以五万的价格达成了交易。但是，后来发现宝石是假的，巴甫洛夫以诈骗嫌疑罪被捕……
虽然没有查到不利于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直接罪证，赫沃西科夫仍认为，这场诈骗把戏的组织者正是他，而不是巴甫洛夫。不管怎么说，他在父亲买下钻石后，立即付清欠债二万二千卢布。而且他也不能对赫沃西科夫解释清楚，他突然从哪儿弄到了钱。旧警察认为，“荷兰人”和米哈依尔都从这次诈骗活动中捞到了钱，而巴甫洛夫仅得到了零头。据赫沃西科夫分析，登在《交易所公报》上的那条短讯也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做了手脚，因为他在记者中有不少熟人。然而，他无法拿出证据证实这一切。于是，在巴甫洛夫自杀后，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还有一笔帐也应记在阿尔斯塔温的头上。
战争开始前不久，当米哈依尔还在实科中学饱受寒窗之苦时。曾企图把一批假宝石冒充名贵钻石卖给一名官员。这桩事被阿尔斯塔温的父亲制止住了，对这位精明的实科中学学生来说只受到了一点儿惊吓。
“看来，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值得在这个年青人身上下点功夫。”博林结束道。“他象是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起盗窃活动，有可能是间接的。”
从销赃贩子那儿没收来的假钻石确实仿制的同法衣圣器室的宝石极相似。正如克贝尔分析的，其仿造者见到过，甚至不止一次见到过，而且摆弄过失窃的宝石。博林搜集到的情报使颇有名望的商人的儿子成了嫌疑分子。
“你那位赫沃西科夫靠得住吗？”
“如果不去考虑他当过旧警察的话……”博林郑重其事地说，“那还是可以信赖的。我有幸同他一起共事十年。赫沃西科夫是个有经验的官员。如果允许的话，以我之见，他在刑侦局比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干活更有用。”
“‘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同样需要有经验的人，”我表示了异议，“不过，我可以考虑一下赫沃西科夫的事。如果他真没学好镀锡技术，确实有必要让他来干刑侦工作。至于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赫沃西科夫认为，伪造的“诺列”是出自他之手吗？”
“不，赫沃西科夫不是这样想的。仿制出这样惟妙惟肖的假宝石需要对化学有相当的造诣，米哈依尔对科学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不是干这种行当的人。他的老爷子揪住他的耳朵……想让他成器……制造假宝石的是马霍夫店里的一个人。”
“马霍夫？——”
“人们都是这么称呼马霍夫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老巢。一九一五年的春天，著名的惯犯福尔梅尔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跑了，我们得到情报，他隐藏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是在西特洛夫卡。那时我们仔细搜查了所有的乌七八糟的地方。不用说，我们也看望了那位马霍夫。结果并没有找到福尔梅尔，可是在搜查旅馆时发现了一只盛放着制造假宝石用的化学药剂和数十颗上等假宝石的箱子。”
“不用说，没有找到制造者吧？”
“没有。再说我们也不是为了去找他，制造假宝石本身并不违法。”
“关于‘荷兰人’了解到什么情况呢？”
“几乎一无所知。”博林说。
有关“荷兰人”的材料确实是太少了，只知道“荷兰人”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一道来找巴甫洛夫时，珠宝商人的妻子见过他一面。巴夫洛娃的印象是，“荷兰人”同米哈依尔彼此早就相识。此外，巴夫洛娃还说，听他俩与丈夫的谈话；脸上有块疤的那个年青人对珠宝行业很精通，她丈夫甚至同他探讨过把某块宝石琢磨成什么样式。因而，博林才推断出假宝石的制造者是“荷兰人”，而“荷兰人”通过马霍夫察看过牧首法衣圣器室里被窃的那些珍宝，并做了复制品。现在这些假宝石已借普什科夫之流销赃贩子之手，冒充法衣圣器室里的真宝石，卖给了幻想轻易发大财的财迷们。
“你把瓦西里·梅斯梅尔完全排除了吗？”
博林沉默了片刻，接着回答道：
“怎么对你说呢……赫沃西科夫说，梅斯梅尔家同阿尔斯塔温家早已结为世交。当然，仅从这一点还得不出结论。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很难相信什么。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坚定的信心，甚至说，难以预料我自已明天是否就要去“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干活。”
“那儿不缺人，”我说，“而且，你也不会镀锡。不过你有什么理由要离开呢？”
“这还用问吗？贵族，旧警察……”
看来，当时我在法衣圣器室里的作法有些过分了。
“请允许我向你在说，这是徒劳的。”我说，“我们很重视尽职的人，而你，依我看，是一位工作认真的人。”
他低下了头。
“过奖了。”
“我期望，你的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同莫斯科地区的罪犯作斗争。”
“太过奖了。”
“过奖”之类的词犹如一道密实的篱笆墙把我同博林隔开了。不过，在任何一道篱笆墙上都留有小门……
“随便问一句，彼得·彼得洛维奇，”我第一次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地，“我对一切都好奇，你为什么选择了刑警这个行业呢？”
他用惊异和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
“这是见不得人的工作吗？”
“去你的吧！我作为前政治犯可以证明，这种工作要求一个人具有许多特长，其中包括智慧。说实话，在第三厅［指俄国一八六二年设立的政治密探机构。——译者注。］的范围内我很少碰到聪明人……”
“我与这个部门毫无关系。”
“那当然了。我只是顺便提提，不过，据我所知，刑警局并不把贵族放在眼里。如果我的问题引起了你的不快……”
“没有，为什么会引起不快呢？”
博林神气地摸弄着胡子，眼里闪过一丝笑意。
“这是智力游戏！”
“什么意思？”
他避而不答，突然兴致勃勃地问我：“你从来没玩过侦探捉强盗的游戏吧？”
“玩过。说实话，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还在上中学之前……”
“那就是说，你的保护神保护了你，而我的保护神却玩忽职守……”
“那么，民警局苏维埃应当感谢你的保护，是吗？”
“那还能去感谢谁呢？按着他的旨意，我的童年拖长了好多年。我在中学里玩过侦探抓强盗的游戏。不过，快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般的侦探了，而是法国侦缉队长维多克［巴黎侦缉队“瑟尔泰”第一任队长，全名欧仁·费郎斯瓦·维多克。——译者注。］了。我模仿他，先当了罪犯，三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跑，而后表示愿意为拿破仑一世的政府效力。‘只有罪犯才能制服犯罪行为’，我曾这样说过，并同十二名流放犯一道（他们是我的助手）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在巴黎抓到了上千名杀人犯，撬门入室的强盗和扒手……”
“真是官运亨通呀！”我说。
“那当然啦！官运一直不错。到了七年级，当我的朋友们在死记硬背拉丁文动词变性法的时候，我已经在扮演伦敦侦缉队队长约翰·菲尔丁式的人物了。他是一个盲人侦探，能根据声音辨认出伦敦三千名惯犯中的每一个人。后来，我又扮演过艾伦·平克顿【于１８１９年在格林斯哥诞生，于１８４２年来到美国。在１８５０年创建了全国性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十九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许多欧洲人把“平克顿”当作是美国警察的名字。——译者注】我在美国创立了侦探事务所，选定了一双瞪得大大的眼睛作为它的标记，座右铭是；‘常备不懈’。我那时捉到了许多罪犯，甚至揭露了谋害林肯总统的阴谋……”—一博林不说了。皱起了眉头。他好象对自己的坦率直言感到后悔。此时犹如坚冰的官腔已融化，剩下的是回忆……
“中学毕业后你又扮演过谁，彼得·彼得洛维奇？”我问道，“是贝蒂隆［１８７９年，是法国警察厅侦查部门的助理公务员，后为现代犯罪对策学安放了奠基石。——译者注］还是福雪［１７５９－１８３０年，拿破仑一世帝国和路易十八统治时期的庞大警察间谍机关的首脑人物，是个阴谋家和钻营者。——译者注］？”
“你猜不到，”他摇了摇头说，“中学毕业后，我装扮了一个不受贿的诚实警宫。这是愚蠢的举动，是吗？”
“或许是这样，”我表示同意，“不过这个举动倒是独树一帜。就我所知，无论是维多克，还是平克顿，都不干这种事。我想，你干这种事还不感到厌烦吧？”
他苦笑了一下。
“你不必担心。当一个诚实的警官要比在‘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里好得多。可见，是保护神，是对侦缉工作的嗜好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把我推上了干这一行。如果可以的话，请问……”
“我们都赤诚相见。”
“是的。什么使你成了一个革命者呢？是对掌权者的仇恨，对功名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是生来就喜欢搞慈善事业呢？”
“这三点都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也是对历史的嗜好。”
“是对侦缉史吗？”
“不，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史。当我理解了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后，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要促使其灭亡的愿望，这样我就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正如你所见到的，我的幻想与你的不同，不是‘不切实际’的，而是应当实现，而且已经实现了。”
“‘别看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成为天下的主人’，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彼得·彼得洛维奇。而这是合乎规律的，是公正和合乎情理的。”
“合乎情理……”博林重复了一句，“请多多原谅，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他又神气地抚弄着自己的胡子。“现在全都浮在上面的那些肮脏泡沫，在你看来也是合乎情理的吗？”
“苏维埃政权诞生在俄国土地上只有三个月零几天。为什么忘了这一点呢？泡沫终归是泡沫，首先浪大时，必然会有泡沫，其次……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古代的人们断言阿芙洛迪特［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注。］正是在泡沫中诞生的……”
他没有反驳，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就要熄灭的烟卷。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最奇怪的是，我同你，看来，要协手共事了。”
“我不怀疑。”
“在法衣圣器室里的那次谈话之后，我根本不相信能做到这一点。而现在……”
“现在，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让我们再回到案子上来。”我说。
“是的，是的，当然了，案子——高于一切。”
雷恰洛夫非常满意的是博林非常理解“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性。顺便说一句，纪律对雷恰洛夫来说，简直是一种本能。
依照雷恰洛夫的指示，我暂时解脱了在民警局苏维埃的工作，转到刑侦部门，杜博维茨基为我安排了办公室。
他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十分高兴。但他尽量装出满意的样子，不断地来看望我。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对他说，对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深受感动，但无权领受。这些话使他清醒了。
根据我的命令，纠察队组织了几次搜捕，阿尔秋欣和沃尔任宁也参加了这些行动。如果说，他们俩人还没交上朋友，那么，已彼此熟悉了。在一次搜捕后，阿尔秋欣得意地给我拿来了三块假宝石，是法衣圣器室里收藏的宝石的仿制品：菲拉列特牧首拐杖把手上的“苦行僧”，缟玛瑙红宝石“特级公爵”和钻石“第一个叫安德列的人”。搜查前，一个被拘留者把这些假宝石扔在值班室的地板上，究竟是谁扔的还没有查清。克贝尔肯定了我的初步判断，这些假宝石在制造手法上与前者相同，毫无疑问，出自一人之手。给人一种印象，好象这位不知名的大工匠正在大批生产人造宝石，指望以此发财。然而，这位大工匠是谁呢？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即逮捕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赫沃西科夫已经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们；还必须逮捕来自西特洛夫卡的老头子马霍夫；四下搜查，审讯被捕者，必要时进行当面对质。不过，最简单的办法未必是最聪明的办法。对上面提到过的那个普什科夫的无结果审讯已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只好把他放了。简单的做法往往得不到真实的口供。如果我们逮捕了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如果在他的住所里我们什么也搜查不到，那么我们得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商人的儿子会立即意识到。我们除了抽象的推测外，任何证据也没有，即无人证，也无物证。这又怎能迫使他供认呢？所以，我倾向采用别的办法：对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的住所进行长期监视，如果有可能，对他本人也要监视起来。我认为，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迟早要与“荷兰人”和马霍夫见面。
对付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马霍夫则更困难一些。无法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设立监视哨，接近马霍夫也很难。马霍夫被视为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二号人物。
“是的，”赫沃西科夫对我说，他由博林推荐重返刑侦部门工作。“我敢说，这个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够你对付的。我清楚这一点。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有自己的耳目，比我们的要能干。我们曾几次想打入他的内部，可是没有成功。他是个狡猾的销赃犯，能使鬼推磨……”
赫沃西科夫在旧警察局忠心耿耿地干了三十年，他长着一对酒鬼似的红肿眼睛。他对犯罪世界了如指掌，阅历很广，工作热情也很高，用阿尔秋欣的话说，“在新政权下不能盘腿闲坐。”他不愿意到“镀锡工人劳动合作社”干活。现在他要使出浑身解数协助我们侦破法衣圣器室的盗窃案。
“正如所说，没有资金，寸步难行，”赫沃西科夫得意地对我说，“无论是做公平的买卖，还是去犯罪，都一无例外。溜门撬锁需要各种工具；拦路抢劫——需要武器。这些东西到哪儿去弄呢？西特洛夫卡的商人们就有这些玩意儿。那些人既搞现钱交易，也可以赊帐。偷来的东西又怎样销赃呢？同样得去找他们，尽管只出一半的价钱，可要比旧货市场可靠得多。于是钱就朝着他们那儿流去，有时象小溪，有时就象涨水的大河……”
他说，西特洛夫卡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很阔绰，据警察局的情报，这些人的收入曾达到过一年可赚一万到一万五千卢布。最富有的人甚至雇用经理和推销员，他们把主人的商品（撬棍、万能钥匙和职业赌棍用的纸牌）推销给外省的地痞流氓。有些人，其中包括马霍夫，在其他城市开设了地下办事处，店铺和分支收购点。
西特洛夫卡的资产阶级分子养肥了刑事犯中的上层人物，在犯罪世界颇有影响。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的大头目经常关心自己的“工商业者”，在没有同“希瓦自由城［希瓦是乌兹别克的一座古城，曾是过去希瓦汗国的首都。希瓦汗国是十六世纪时出现在阿姆河下游的中亚细亚封建国家。马霍夫自称是“一国之王”。——译者注。］的头号商人马霍夫谈妥前，他是从不做任何决定的。
尼基塔·阿夫里坎诺维奇一马霍夫在五十年前是一个普通的扒手，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犯罪生涯。当时他有一个滑稽可笑的绰号——莫尔科夫卡（胡萝卜）。后来干过投机买卖，并与侦缉队暗中勾结，买卖越干越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已当上了“苦役”酒馆的老板，斯维尼胡同里的黑窝子和制造纸牌的地下工厂的头子。数十名销赃犯和卖私酒贩子为他效劳。马霍夫的酒馆成了西特洛夫卡集市上独树一帜的交易和行政中心。西特洛夫卡集市好象已成了俄国犯罪世界的指挥部。这时，马霍夫已不再怕警察局了，而是警家局怕他。
同赫沃西科夫的谈话给我的印象是，他直到现在还惧怕马霍夫。总而言之，他也好，博林也好，除了建议我等待时机外，再没有提出其他好主意。如果说，对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或者梅斯梅尔“等待时机”尚可获得什么的话，那么，对马霍夫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监视他，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法去监视他。必须在西特洛夫卡集市上建立一些关系。这时，我突然想起可以利用在集市上落户的“无党派者协会”或者“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
可是从何下手呢？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我们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关系还是彼此相容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把自己军火库中的武器分发给黑卫军［黑色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色，黑卫军即其武装力量。——译者注。］，那么，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关系就冷落了下来，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一月份，在相互关系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尖锐的矛盾。诚然，联盟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公开声明中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奉公守法。譬如说，列昂·乔尔内在同一家报社的记者谈话时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支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的政策都符合人民的利益。但令人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根本社会改革时，表现了令人不能理解的迟缓和拖延。因而这才迫使无政府主义者“促进”他们一下。
“实际上，矛盾很深，也是原则性的”——这不是别人，正是克鲁泡特金［１８４２－１９２１，公爵，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７２年他在旅居国外时参加了巴枯宁所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译者注。］亲口说的。老头子早就不搞实际活动，与联盟断了联系，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才可能说出心里话。他在人数众多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声明无政府主义现在和未来将同任何一种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同沙皇，同布尔什维克……无政府者既然反对任何政权，那么就不会，也不可能对我们有所例外。
无政府主义者无视中央征用委员会的一切法令（联盟装做承认它的存在），强行侵占商店，把食品和布匹分发给老百姓，征用私人住宅、汽车和仓库。他们把贵族和地主的庄园及其全部财产都捐赠给了自己的公社。因此没有他们的参与，屠格涅夫的庄园不会被洗劫一空。毫无疑义，这一切全部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促进”行动迟缓的执政党布尔什维克。
当我们提出抗议时，他们恭恭敬敬地听取，并保证无政府主义者不谋求政权，最后还困惑不解地耸耸双肩。
我把打算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寻找牧首法衣圣器室失窃珍宝的想法向雷恰洛夫做了汇报，他持怀疑态度。可是当我把巴里事件讲给他听之后，他笑了。
“看来，这是个办法，或许会搞成。试试好了。”
据我估计，巴里事件完全可能成为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暂时合作的基础。这起事件在莫斯科引起过很大反响，而在无政府主义分子中则引起一片惊慌不安。克鲁泡特金就此案给我打过电话，他希望在释放狱中国犯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克鲁泡特金只字不提巴里事件。但是我很清楚，这正是突然看重我这个普通人的奥秘所在。巴里事件象根鱼刺一样便在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咙里，没有我的帮助或者是雷恰洛夫的帮助，无政府主义者就无法拔出这根刺。
这是一桩大丑闻。著名的莫斯科工业家巴里是一个饮酒作乐的家伙．八天前他被绑架。这事发生在深夜十二点左右，当时巴里酒足饭饱后正同令人倾倒的女歌手一道走出“莫斯科自由俱乐部，——前“莫扎伊卡”剧院。在台阶旁停着一辆“代姆列尔”牌小轿车。巴里还没有来得及抬腿，两个健壮的小伙子就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汽车。当女歌手明白过来她该干什么时候，是晕倒在地还是喊人救援，汽车已疾驰而去……
绑架犹如在美国电影里看到的：使用氯仿［一种麻醉剂。——译者注。］、戴假面具，不言而喻，还蒙上眼睛。
巴里被带到某个别墅里，一个“脸色苍白、目光紧张的小伙子”用左轮手枪对准他，递过来一张纸，上面盖着“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莫斯科地下小组”的图章，在一格里写着被绑架者的名字，而在另一格里写着赎金的数目：八十万卢布。巴里掏出钱包，里边仅有五十卢布。“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们狂怒了，但还是收下了这笔钱。然后他们让他写一张两天为期的欠条，共欠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五十卢布（巴里讨价还价定为三十万）。在欠条上还有这么几行字：“在我获释之际，我做为共和国公民和一个正人君子立下誓言，并已正式警告我，如果拒付和延误交付欠款，将对我和我的全家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直至使用威力巨大的炸弹。”
巴里表现出令人羡慕的镇静，这天夜里他照旧在情人家里过夜。可是，再挺不住了，第二天清晨巴里全家逃出，搬进刑侦局……
杜博维茨基着急了，他还没有碰到过如此果断的行动。
“你们，怎么啦，是打算在这儿过夜吗？”他问那位热爱生命的一家之主。
“是的，”巴里干脆地回答道。
“可是明天你们总还得回家呀！”
“回家吗？挨炸弹？”巴里反问道，“不，你错了，明天我们也不离开这儿。”
“你们打算在这儿住多久，一周还是一个月呢？”
“你什么时候抓到强盗，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去。”
“假若我们抓不到罪犯呢？”
巴里对刑侦局局长的宣言没有在意。他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这时搬运工已把皮箱和行李搬进来。
世上杜博维茨基最怕争吵。他决定不能让受到死亡威胁的一家人露宿街头，于是把巴里全家安置在二楼宽敞走廊的尽头处。这里摆上了吊床，桌子和沙发。这使那些搞侦缉的战士们，尤其是住在营房的纠察队的年青战士们过得舒适一些了：这儿有从“莫斯科自由俱乐部”餐厅弄来的食品，而在第一天晚上为庆祝自己的搬迁还备有香槟酒。
喜欢热闹的沃尔住宁对巴里十分关切和同情。他喜欢巴里的处境，也喜欢他如此泰然的态度，他住在刑侦局里犹如在自己家里一样。沃尔任宁一有闲空就登上“餐厅”同乔迁的主人聊上一阵子，顺便也同漂亮的侍女闭扯一会儿。我不知道沃尔任宁的殷勤献得如何，用阿尔秋欣那挖苦的话说，他象一只土鹅似的在姑娘面前摆来摆去，不过，找到劫持犯的功绩却属于沃尔任宁。
杜博维茨基正准备同这些吵吵闹闹的房客讲和，但不料就在沃尔任宁查明汽车是温达沃至雷宾斯克的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之后第四天，就抓住了罪犯。
这个犯罪集团共有七个人，首领是一名牙科医生的儿子，一个超龄的中学生，因学习成绩太差被莫斯科第二中学除名。他就是那辆汽车的司机。
这桩案子纯属刑事案件，因为绑架巴里的这伙人不属于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是在搜查其首领的住宅时。刑警偶然注意到了一个留着额发的青年人的照片。这副面孔很熟悉。刑警从墙上摘下了照片，在背面的硬纸板上写着：“我们不再毫无意义地重复那句‘尊重法律’的老话，我们要说：“藐视法律，摆脱一切约束！’‘服从法律’是怯懦和卑鄙的语言，我们要取代的：‘否定一切法律，与其相对抗！”
谢尼亚，要永远、随时记住克鲁泡特金说的话？！
这个中学生叫谢尼亚，而照片上的青年人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社会革命的无私无畏的好汉”。照片背面是他亲笔写的克鲁泡特金文章中的摘句。
尽管刑警暂时还未彻底查明格雷兹洛夫是否直接参与了策划绑架商人一案，而谢尼亚也避免回答那些敏感的问题，但案件牵连到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如果报纸转载了调查材料，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便会处于非常困窘的境地。他们很懂得这一点。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能否在马霍夫这件事上协助我们呢？
我把博林和赫沃西科夫叫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如何评价无政府主义分子在西特洛夫卡的影响。
博林借口近年来很少接触“希瓦自由城”，因此说得含糊其辞。不过，他觉得对“无党派者协会”和“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在那儿的影响不应忽视，仅管这两个组织不超过一百五十人。赫沃西科夫说，“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的成员彼此抱得很紧，所以集市上的大头目和马霍夫都尽量同他们搞好关系，况且联盟也还没有给他们增添麻烦。
赫沃西科夫走后，博林问我，是不是想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去寻找牧首法衣是器室丢失的珍宝。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有了帆就要利用风。”
“不过，首先应当把帆做好……”
“我们要把它缝制好的。”
“请问，用什么缝制呢？”
“很显然，用帆布。”
就在当天我给萝扎·什捷伦打了个电话并约定了见面时间。不过，“缝制风帆”一事只好推迟了，因为彼得格勒通报说，瓦西里·梅斯梅尔已经启程来莫斯科来了。
莫斯科刑侦局侦察员帕·沃·苏霍夫赴彼得格勒的出差报告
我在出差期间对案件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1．梅斯梅尔·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
由于我在彼得格勒停留时间较短，因此不能亲自去瓦拉姆修道院。但是在彼得格勒民警局同志的帮助下，我已同维博尔克省谢尔多博利县苏维埃取得了联系。
从谢尔多博利县民警局和赤卫队总部获悉：奥·格·梅斯梅尔公民，法名阿法纳西，于一九一二年进入修道院。一九一七年初，受苦行戒律大礼后，就隐居在“先驱者约翰骑士团隐僧修道院”。
在整个期间内，奥·格·梅斯梅尔（阿法纳西）公民没有离开过修道院，然而却与许多人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从所附名单上看出，阿法纳西公民的收信人中有他的父亲、弟弟、表姐、姐夫，以及瓦拉姆——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正是由这位季米特里照管的。
有几位收信人曾单独拜访过阿法纳西公民．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当湖面结冰可以通过时，阿法纳西公民的表姐奥尔加·乌瓦洛娃和弟弟瓦西里·梅斯梅尔公民都曾来过这个小岛。
阿法纳西不喜欢与人交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只在迫不得已时，才与教会同行联系。他尽量避免接触来自谢尔多博利和彼得格勒的朝圣者。没有发现越规行为。
2．梅斯梅尔·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我在彼得格勒时，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公民在英格兰大街从布加列夫处租下了两间一套带家俱的房子。住在这儿的多半是旧军官和前国家官吏，有几套房子往着自由职业者。梅斯梅尔于去年十二月从基罗奇大街搬迁到这儿。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之前他曾任皇庄警卫部队副司令。但是，由于警卫部队“士兵苏维埃”对他持不信任态度，他辞去了这个职务。从此他就在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炮兵管理局供职，他是个君主主义者。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既反对临时政府，也反对苏维埃政权，但不介入武装冲突。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反革命叛乱时，他持消极态度。他在军区司令部里是一个勤勉而有文化的军官。他因公务曾到埃斯特良省和托波尔斯克省短期出差，也到过莫斯科。
从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炮兵管理局军官的花名册上查到：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最后一次从莫斯科返回是在今年的一月六日。我对舒克林娜公民的询问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情况。舒克林娜出身于彼得堡省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被布加列夫家雇为清扫工，每周三次收拾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梅斯梅尔公民的房间。舒克林娜对我说，她确切地记得梅斯梅尔住在莫斯科的时间。因为是她帮助他把东西装进皮箱的。他回来后，又是她收拾了房间并把穿脏了的衬衣交给了洗衣女工。
她说，梅斯梅尔是在圣诞节那天离开的，而回到彼得格勒的时间是一月六日傍晚。
舒克林娜详细地描述了那个首饰匣，（首饰匣掉下来的一块壁板被我们在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窗下的雪堆里发现了）。在梅斯梅尔的房间里这个首饰匣总是放在大衣柜的上层隔板上，里面放着相片，信件和别的公文。梅斯梅尔公民很珍惜这个匣子，不准清扫工碰它，自己亲手擦灰尘。
当梅斯梅尔去莫斯科时，首饰匣也就不见了。她认为首饰匣是他随身带走了，尽管以前他一般是把它留在房间里的。舒克林娜进一步证实说，在梅斯梅尔离开这里的前一小时首饰匣还放在大衣柜里，而到了傍晚它已不在原处了。梅斯梅尔离去后，舒克林娜发现，原来放在首饰匣里的东西放进了一只黄色公文包，藏在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梅斯梅尔从莫斯科回来时，没有带回那个首饰匣。
梅斯梅尔只在这所住宅里过夜。他一般早晨八点离去，直到夜里才返回。他平时都在哪儿，晚上都干些什么，我还尚未查清。他很少在自已家里接待客人。
他很少收到信件，看过之后立即烧掉。如果他给别人写信，看来，都是由他亲手发出；与同楼的邻居也毫无往来。
彼得格勒刑侦局局长与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通话记录
莫斯科（以下简称莫）：我是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同志。
彼得格勒（以下简称彼）：我想把你所感兴趣的那个人离开的消息告诉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莫：我听明白了。
彼：你感兴趣的那个人四小时前乘火车去莫斯科了。
莫：你可以告诉我车次和车厢号吗？
彼：可以。一次列车，二等三车厢，六号包房。
莫：谁跟随着他？
彼：你派到彼得格勒出差的刑警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跟着他。他们俩就在一个车厢里，紧挨着五号包房。在迎接他时请注意：他带有武器。
莫：感谢你的通报。对他途中改变预定路线的可能性做了准备吗？
彼：做了准备。到达一个中转站，就给科萨切夫斯基发电报，告知抵达或改变路线。还有什么问题吗？
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流传说德国人又要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没有收到来自彼得格勒的任何官方消息，应视这种说法为煽动性的语言吗？
彼：很遗憾，这些说法部分符合实际。我从组编工农红军全俄委员会得到的情报，德军指挥部今天发出通知，从二月五日起按原水平恢复军事行动。你在近几个小时内就能收到关于这方面的官方消息。
莫：协议规定，应在进攻前一周发出通告。看来，你把日期搞错了，是二月十号吧？
彼：不，我没弄错。德国人撕毁了协议，违背了有关规定。德国人的突击部队将在后天，二月五日开始行动。还有问题吗？
莫：没有。谢谢。
电报
莫斯科“民族饭店”第三百四十五号房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科萨切夫斯基先生亲启。
你等待的货物正包装完毕，在彼得格勒办事处的协助下按指定地点发出。提货单副本请凭收条交我和你在彼得格勒办事处的代理人。我们白天抵达莫斯科。如有迟误和变化，我将立即用电报或电话通知。
最后请备好仓库和运输工具。
忠于你的苏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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