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肩是教士胸前垂在两肩之间的金银宝石装饰物。——译者注］
一
“怎么，你是厨师的孩子吗？”我问坐在我对面的卡尔塔绍夫，“把你养活得又高又壮，吃得胖胖的。”
“说的太对了。”他肯定了我的推测，“不过，我想，你好象是另有所指吧？”
“只是随便问问而已。我想，象你这样滔滔不绝地描述珠宝钻石，恐怕也只有厨师的孩子才能胜任。”
卡尔塔绍夫大笑，笑得腮帮子上的肥肉颤动，搭在大肚皮上的金链也被振得直跳。
“怎么？是说厨师的儿子吗？你的目光可太锐利了。饥饿……假如我是一个诗人，我要为饥饿写一首赞美歌。为什么？饥饿把我们厨师的孩子们造就成为美的鉴赏家、反抗分子、发明家、诗人和思想家。饥饿可以使人产生想象力和创造力。人吃饱了是无所做为的，只会坐享其成。拿你来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想为人类造福，想让所有的人都吃饱饭。我认为，你不会成功。不过，倘若实现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羡慕子孙们：那是进步的终结，是停止、腐朽和死亡。所有的人都吃得饱饱的——那比瘟疫还要可怕的多。遭受脂肪流行病的折磨那可太痛苦了！”
“你本人不是已经吃得很饱了吗？”
“根本不是。”他又大笑，“根本不对，我不能算是吃饱了的人，而是正要吃饱的人之一。这可不是一码事。”
“努，瞧你的体格……”
“哎呀呀，这同体格不相干。我是正要吃饱的人之一，请相信我好了。我对自己的胃口挺满意，我的祖先：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在上个世纪把胃口养得不错。他们太饿了，也许到了我的重孙子那一辈才能吃个饱。”
我问他对克贝尔的看法。
“俄国珠宝业最优秀的大工匠之一。然而，他很不幸，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犹如脚上的镣铐：妨碍行动并硌路得两脚作痛。”
“你很习惯形象思维。”
“这倒是实话。我说什么？对了，关干克贝尔。我对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位对宝石和有价值的宝石史颇有研究的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诗人和极为正直的疯子。疯子，要明白，这可不是平常所说的那种疯子。他不是那种智力受到损害，四肢爬地的疯子。他的疯颠是在于天才，是崇高的，我甚至想说，是受人尊敬的。”
“受人尊敬的？”
“正是如此。不过。这只在我们俩之间说说而已，不会告知给他。”他用手指朝上戳了戳，“就连上帝也多少有些……他创造了人类并给于他们各种恶习，他没有想出任何好办法以使人类遵守圣经上的十诫！克贝尔也是这样……”
卡尔塔绍夫喜欢并擅于言谈。他津津有味地讲着各种奇谈怪论和箴言，就象是一个讲究吃喝的人在兴致勃勃地品尝一道美味的外国大菜：细细地咀嚼着并怡然自得地眯缝着眼睛。
他以一种荒唐可笑的方式谈完了对克贝尔的看法后，就又口若悬河地谈起了牧首法衣圣器室的宝物。可是，我漫不经心地听他讲，我的思想巳集中在即将进行的同修士大司祭的谈话，此时修士大司祭正坐在杜博维茨基那里等我。老实讲，我可以随时把卡尔塔绍夫打发走，这完全取决于我。然而，我却有意识地推延与季米特里见面，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
……在犯罪现场找到了一块断木板，可是其主人又证明自已不在现场；瓦西里·梅斯梅尔在屋顶上“周游”了一番；我们找到了一张珍宝清单，可是这张清单又似乎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珍宝没有任何关系；克贝尔同梅斯梅尔上校的关系很奇特；审讯时珠宝匠的回答又支支吾吾……
也许季米特里在制造混乱，有意把水搅浑？
我认为，他会这样做。
不过，他愿意这么干吗？
要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回答是相当困难的：季米特里是俄国东正教教会正常运转着的机器上的一个轮子，而且这个“轮子”在某些方面又与众不同。法衣圣器室执事的想法和做法并非永远符合俄国宗教界的通常惯例。
还在童年的时候，在我怀疑有上帝存在之前，我发觉每个信徒都有自己的上帝，而每个上帝又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在我的父亲——一个农村牧师，一个要赡养人口众多的家庭和染上酒瘾的牧师的观念中，上帝是一个严厉的教区监督司祭，反对喝酒，在做弥撒的时候，上帝会为区区小事训斥牧师们，威胁要取消其教职。父亲不喜欢上帝，然而却又怕上帝，一有机会就尽量地去献殷勤拍马屁。
对于我的母亲——一个面色红润、心宽体胖，整天嘻嘻哈哈的女人来说，上帝很象在两次酩酊大醉间歇时的丈夫：每当我的父亲祈祷赦免其酗酒之罪时，可谓是个好牧师和模范丈夫。母亲如同亲人似地与上帝讨论各种家庭纠纷，和上帝共享微小的家庭欢乐；商量、诉苦、恳求上帝别忘了在什么人而前求情，好让长子能进人中等学校，而后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可别象丈夫这个样子。对于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休金，也就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来说，上帝是最伟大的慈善家和哲学家，永远不知疲倦地为地球上的居民谋求共同的幸福。修士大司祭心目中的圣明而又慈悲的上帝如同他本人一样，对全世间的生活，亿万人民日常所关心的事情，并不了解。这些人们根本不愿意互爱互助，谦让容忍，因此不断地发动流血战争、造反和革命，就是在暂时平静的年代里——也是枪毙、屠杀、暴虐和醉后斗殴。休金的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存的：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地骗他。可是他，不管怎么样，却总是容忍和与人为善。
若用卡尔塔绍夫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可以把休金称为“最正直的疯子”，他总是试图把宗教信仰同理智、良心、正派和社会平等统一起来。
中等学校的任何一名教师，甚至包指自由党人，语文教员索林在内，如果在学生宿舍里偶然发现了一沓规规整整放在床头小柜上的号召推翻专制制度的传单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向校长报告。休金却不去告密，他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行为。他甘愿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上帝，而不是校长，也不是总监。后来，过了许久，当我在彼得堡为躲避警察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接二连三地更换自己的住所。休金已是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了，他建议我到瓦拉姆变容节修道院去避难，并在百忙中抽空同我聊天，并想同我辩论。为了救助这个国家罪犯，修士大司祭冒了许多风险，但他毫不迟疑铤而走险。同时，他也是俄国教会主教中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的战斗中被迫炮击了被士官生占据的克里姆林宫。不能说克里姆林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在心理上产生的副作用很大。不过，有些炮弹毕竟还是损害了尼古拉塔楼、别克列米雪夫、特罗伊茨克塔吉楼和邱道夫修道院的正门、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大天使教堂。炮弹的碎片落到了斯巴斯克钟楼上的自鸣钟上，自鸣钟停摆了，再也不能奏出：“愿我主在天之灵保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的“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侧祭坛的穹顶也被打穿了。
这次炮击是教会发起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借口。一份有号召力的，标题为“来自圣克里姆林宫的求救声”的呼吁书，很快就被刊印问世，主教会以惊人的速度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搜集践踏莫斯科圣址的事实，并委托涅斯托尔主教写一本《炮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也很快问世了。毫无疑问。季米特里以与众不同的狂热参加这些活动，布尔什维克成了他信仰的上帝的私敌，因而也成了他本人的私敌。当我受市苏维埃主席团的委托参加制定维修的预算时，卫戍司令的助手同我一道去察看建筑物的损坏情况，陪同我们的季米特里竟然认不出我来了。他回答问题时怒气冲冲，双眉紧锁，态度生硬。修士大司祭固执地重复“炮轰克里姆林宫”这句话，终于把为人和善、性格恬静的卫戍司令的助手惹火了。
“修士大司祭公民，我们开枪不是要射击克里姆林宫，而是打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里的白匪强盗。”他说。
“那是些孩子。”季米特里说。
“不是孩子，而是士官生，”卫戍司令的助手反驳道，“士官生不是孩子。孩子玩的是玩具，而不是步枪和机枪。孩子不会开枪，只会喝粥。平心而论，与其说我们，还不如说你们，信徒们，对炮轰负有更多的责任。”
“这怎么解释？”
“是谁允许士官生们把机枪架在救世主基督修道院的钟楼上、伊维尔小礼拜堂和谢尔盖大教堂上的呢？是你！如果钟楼上不架机枪的话，就不会用大炮去轰击。”
“教会不能，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用武器去亵读教堂。”
“修士大司祭公民，这已是事实了！”
“这不是事实，这是对实际情况的不同理解。”季米特里反驳道，“如果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些钟楼上架设了机关枪，那么，这不是教会的过错，而是某些神职人员屈服于暴力和过分恐惧的结果。你们十分清楚，俄国东正教公开声明自己的中立地位和号召武装人员停止兄弟间的残杀。”
“清楚，”卫戍司令的助手说，“当我们把他们压下去的时候，你们就呼吁停止战斗．与此同时，邱道夫修道院却在祈祷战胜布尔什维克……算了吧，尊敬的修士大司祭大人，不管谁对谁错，我们不追究了。”
炮轰克里姆林宫不仅使建筑物受到了损坏，同时也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就是脆弱的，不稳定的。
室外已是黄昏。我打开了灯。
是的，很难把季米特里和他的上帝同不可相容的东西统一起来。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什么是暴力——历史的接生婆，不会理解为了修建共同幸福之道必须使用斧头、叉子、机枪和大炮，而不是忍耐和友爱。
“我的老兄，我说的话你根木没听进去，”卡尔塔绍夫用责备的口吻说，“看来我白费唾沫了，是吧？”
“为什么是白费唾沫？你的见解应当很好地考虑。”
“听伴奏曲？”
“好象是这样。”
卡尔塔绍夫轻轻地揉着肚皮．笑道，“看来，你也是厨师的孩子啦，对吗？”
“是牧师的儿子。”
“哎，这大同小异，尽管宗教界被看做特权阶层。牧师、圣堂工友和朗诵圣经的职员在斯捷潘·拉辛或叶梅尔卡·布加乔夫起义的时候，都曾指挥过起义军，彼得洛夫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亚历山大还亲自为叶梅尔卡打开了萨兰斯克的城门，这不足为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俄国东正教教徒是在十九世纪前就被征去当兵，遭受过鞭打，用白桦树枝抽打他们。还能谈得上对君主的忠心吗？桦树枝子做成的鞭子——可不是黍米饭，也不是荞麦粥，得不到任何欢乐……”
我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和有益的谈话。”他得意地笑着，也站了起来说：“按照俄国的表达习惯，可就简单多了：‘啰嗦够了——该告辞了！’”他向我伸出了胖呼呼的手，又说道：“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找到了披肩和“巴图林斯基的汤盘”——请通知一声。我会自己跑来的，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就满足了。”
“如果找到了，我很愿意这样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我想，我们俩人会更早一些见面的。要知道，你非常了解牧首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情况，是个行家。”
“科萨切夫斯基先生，厨师的孩子都能做到这一点。”他说，“厨师的孩子都能做到。”
二
从修士大司祭的外貌上很难找到出家人的温顺美德。他高傲着头，两肩不宽也不窄，双肩的优美线条更加衬托出了交叉地挂在脖子上的象征着十字架的两根肩带，胸前佩戴着满是花纹的银质十字架。在极为讲究的真丝绸长袍的扣眼上是一种更为小巧的十字架，这表明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完成了论文答辩并成了神学硕士。
他迈着刚毅而又轻快的步子走进了办公室。厌恶地皱起了被黑色僧帽包着的额头，吸了一口满是烟雾的混浊空气。这时会听到他那句口头禅：“列昂尼德，你的烟吸得太厉害了。”也正是从这句老生常谈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夜间对话。每当失眠和头疼时，瓦拉姆修道院的首席神甫就到圣岛上来找我，我在这儿得到了一间简陋小屋。
季米特里受着失眠和头疼周期性的折磨己有十五年了。但他从不医治，也不吃药。在这种时候，他本来就无血色的脸变得更苍白了，蓝眼晴更暗淡了，说话也慢多了，声音比平时更低，象是害怕把神赐给他的头痛病吓跑了似的，紧闭着的双唇不时痛得抽动几下。
“列昂尼德，你烟吸得可太厉害了……”这一次他没说这句口头禅。季米特里尽量想表示出这次见面带有官方的味道。我们俩人代表两个互为对立的阵营：我——借助武装暴力夺取政权和不信神的布尔什维克，并用炮轰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而他——基督的未婚妻——东正教。这次在他的眼神里没有显露出我在视察被窃的法衣圣器室时曾见到的那种敌意。
我看到季米特里那副难受的样子，就站起来打开一扇小窗。一股新鲜冷空气扑进房内。
“你不会着凉吧？”
“不，不会。”
“好吧，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愿为你效劳，洗耳恭听。”
季米特用用纤长的手指数着琥珀念珠，凝视着我。他似乎十分吃力地吐出每一个字，慢腾腾地说；“我已经把拜见你的目的告诉了杜博维茨基先生，我深信，你也是知道的。生教公会及其至圣的吉洪牧首对牧首法衣圣器室丢失的教会财产深感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应当指出，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执政当局认为没有必要将调查进程告知主教公会，这样不仅必然引起宗教界领导人，而且也会引起整个俄国东正教徒们的猜疑。如果在俄国，或更为严重，在国外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人民委员部苏维埃出于某种理由，对此我们暂时还只是猜测，对寻找和归还全俄东正教会的宝物不表示关切，那将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
在洗练而流畅的词句中，除了暗示还隐藏着威胁。看来，“照会”的内容来自吉洪的府邸，是在那儿策划的。
“我想，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国外，谁也不会产生这种印象，认为我们对寻找失窃的珍宝不关心。被窃的珍宝与其说是教会的财产，还不如说是全民的财产更确切。”我说道，“显而易见，您没有研究过人民委员会‘关于信仰自由法令’的内容。法令直截了当地宣布：“俄国教会和宗教团体的全部财产归人民所有’。”
“你很清楚，俄国东正教没有承认这个法令，”他反驳说，“主教公会及至圣的牧首大人已经号召东正教徒拒绝执行这个法令。”
“我知道，但又不理解：教会强调，一切权力来自上帝……”
“这道法令与上帝的和人间的规定相抵触，”季米特里说道，“在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类似的东西。”
“是这样的吗？俄罗斯教会和修道院的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产总是引起种种指责。彼得一世也好，伊丽莎白也好，还有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曾想把它们掳为己有……”
“然而，教会保存并扩大了自己的财产。
“的确如此。”我同意他的说法，“根据神学研究院罗斯季斯拉沃夫教授提供的资料，到上个世纪末存在俄国银行的修道院的财产已达数千万卢布，而黄金、白银和宝石的价值尚未计算在内。教授写道，邱道夫修道院的圣障［指圣像壁。——译者注。］共值十万卢布，圣障的中门耗去了十三普特的白银。他估计，特罗伊茨克一谢尔盖大修道院祭坛供桌上的服装约值一百五十万卢布，而保存在特罗伊茨克一谢尔盖大修道院和诺伏格罗德尤利耶夫修道院法衣圣器室的珍宝值三千万卢布。包在脚座上的银板足有八普特重，墓穴用了二十五，甚至九十普特的白银，神灯上镶着二百颗钻石和珍珠，手提香炉和袖珍圣母像都是金质的。这一切都是为上帝准备的吗？有这么一句话：‘不要为自己在尘世间搜集珍宝……要到天堂去搜集……因为你的珍宝所在，正是你的良心所在……’谁也不能为两个上帝效劳：仇恨其中的一个，必定喜欢另外一个；或者是对一个忠心耿耿，而对另一敷衍搪塞。您不可能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效力。”
季米特里皱起了眉头。
“救世主是指人，而不是修道院。教会掌握着财产，而不是它的神职人员。”
“我不敢冒昧地去解释圣经。但我清楚，远非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认为豪华的陈设是上帝的神庙必不可少的财产。中等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休金常常对学生们提到那些指责教会和修道院拥有财产的牧师和神学作家。例如，休金讲过尼尔·索尔斯基长老的故事，这位长老反对修逍完拥有私有财产。长老认为，黄金在教会里是多余的东西。他喜欢说，上帝还没有因为修道院装饰得不好而惩罚过哪一个人。依他所见，财产应当分给穷人，而不是捐赠给教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休金是赞赏长老及其信徒的……亚力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没有记错吧？”
季米特里一声不响。他的手指急促地数着念珠。过了一会儿手指的动作慢了下来，他拾起了头。
“你是否想证明，只有在你的人民委员部里坐着真正的基督教徒，而你们那道关于信仰自由的法令毁灭了教会和剥夺了神学教师们的最后一块面包。只有那道法令才是追随上帝最喜爱的目标吗？”他问道。
“根本不是这样，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笑了，“我不追求如此遥远的目标。”
“那么，你的全部论据又是为了什么呢？”
“亚历山大·维肖季耶维奇，您先前曾对我讲过，每一个概念都应当具有本身的含意。”
“那又怎么样？”
“本着这种思想，我把一切都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按照这道法令，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人民的财产，无论怎么说，这些财产的绝大部分不应当只用到宗教仪式上。仅由于这种情况，那些说我们对找回珍宝不关心的责难和传闻就不攻自破了。任何人也不敢指责我们不爱护俄国的民族瑰宝，我们正在寻找并一定要找回它们。现在我来谈谈法令本身的一些问题。这是国家政权的法令。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将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它不取决于以主教公会和吉洪牧首为代表的教会对它承认与否。至于道德规范方面的问题，没收修道院和教会的财产是符合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它与‘上帝的和尘世间的法规’不发生矛眉。”
我说到这里，细心地观察季米特里的反应。没有，我没有感到敌对情绪。季米特里的哲学知识渊博，在这种人中很少产生病态的宗教狂热分子，尽管他们有时甚至在违背本人的意愿行事，他们不能不考虑对手的论据。
季米特里叹了一口气，把念珠放在一旁。他的脸变得有些血色了，看来，头疼减轻了。
“列昂尼德，你相信大家都会正确无误地使事物恢复本来的真面自吗？”
“我坚信不移。”
他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是的，‘坚信不移’……你还在中等学校念书时，就喜欢使用这个字眼。为了做到坚信不移，就需要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无所不知。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无法做到的。一个人只能知道他该知道的事情，知道的太少了。也许，这也正是人的幸运之处：因为‘巧者劳而智者忧’呀——在《耶稣言论集》里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碰到过许多很自信的人。”
“我也碰到过许多，这令我惊讶。”
“只有那些充满自信的人才能在生活中有所创造。”
“创造？人是无所做为的。他只会讨取。至于说到自信的人，我已在许多年前对你说过，这样的人值得受人尊重，但不能鼓励。对住何人来说，关键不在犯不犯错误，而在有没有自信心，不在于是否带来恶果，而在于他是否干方百计地为人们谋求幸福。自信的人当认为言语不能起作用的时候，就迟早要付诸于暴力。而上帝的造物是脆弱的……当我想到那些颇为自信的人们时，我想起了一个善良的少女。这个少女非常想拯救一只失去母狗的小狗。少女让小狗喝牛奶，可它还不会喝。这时，少女就把小狗的脑袋接进盘子里，强制它喝，她使劲按着它的头，毫不手软，结果把它呛死了。看来，这个小女孩自信自己能改正上帝的过失……”
寓言的含意极为鲜明，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讨论还未能按我原定的计划进行。这次讨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只说了一句。小狗也许是饿死的。他无精打采地笑了笑。
“也许是的……可以认为您没有说错，人们正确地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那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还是让我们谈谈法衣圣器室的事吧，”我提示道，“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委托我侦破盗窃案的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都没有任何理由隐瞒破案的进展情况。如果主教公会和牧首本人确实有兴趣了解情况，那么，几天前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获知一切。”
“当然，你对此也坚信不移，是吗？”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从各方面判断，教会的兴趣不在这方面，而是在别的什么上。”
“是什么呢？”
“利用盗窃案进行反苏维埃宣传。”
“你错了！你的观点过于偏执。”季米特里表示反对。但是，我的猛然抨击并没有刺疼他，而他的反驳也只是走走形式，是出于主教公会官方代表所负的使命。看来，他认为法衣圣器室的被窃与炮轰克里姆林宫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怪罪布尔什维克，围绕盗窃案掀起的叫嚣并没有得到他的同情。看来，牧首应当把这个微妙的任务委托给其他昧着良心干事的教士。
我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卷宗，封皮上写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案”，又从中抽出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
“先请您看看这份材料，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他拿起了文件，修士大司祭因年老眼花看东西很吃力，但他又不喜欢戴眼睛，尽管在他的内衣口袋里经常装着一副老花镜。季米特里低声地唸着：“……号召全体公民一致行动寻找和交回被窃的珍宝，追回被窃珍宝，并根据珍宝的不同价值制定赏金，最高到一百万卢布。请外交人民委员会转告各国关于国宝被窃一事，并请给予协助，在边境线上组织截获……”
“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草拟的7”
“四天前。遵照民警局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的命令，此文件已复制并将发往共和国的各个省。外交人民委员，据我所知，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此外，我给民警局苏维埃全体干警每人发了一份清单的副本。顺便说一句，在我同收首的法律顾问谈话时，他说，他要将类似的清单副本发往各个教区。这件事办了吗？”
“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
“太遗憾了。”
“是的，应当通知各个教区。”他表示赞同，并问道，“你允许我把这份决定抄下来吗？”
“当然可以。不过，有什么必要呢？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通过这个决定后，我立即派刑侦局的通信员给吉洪大人送去了。”
“牧首大人没有收到。”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他没有对我提起过。”
“有道理。”
“指何而言？”季米特里没听明白。
“他不说，这是有道理的，”我解释道，“否则，我们开始谈话时，您发表的那个声明就不会那么真实和官腔十足了。他的沉默有利于您去完成任务，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对寻找失窃的珍宝不关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真会办事！”
修士大司祭皱起了眉头。
“列昂尼德，你总是不大尊敬教堂的神职人员。”
“我同他们打交道太多了。”
“可你并不认识至圣的牧首大人，也从未同他交谈过。”他反驳道。
“此外，”我接着说，装出没有察觉到由于我对牧首大人的冷漠，而引起了他的反感，“近日我们在莫斯科各地进行了近二十次的搜捕：在格拉契伏卡、上马斯洛伏卡、玛丽娜林地、西特洛夫卡市场、斯摩棱斯克市场和苏哈列夫卡。我们首先搜查了珠宝首饰店和古玩商店。”
“你们找到了被窃的珍宝吗？”
“找到了。在对一些高级商场进行普遍搜查时，刑侦局的侦察员们发现了三十七颗珍珠，其中三颗珍珠，勿庸置疑，是法衣圣器室丢失的。”
这次对高级商场的含有成效的搜查是由沃尔任宁负责的。因而，在今天对梅斯梅尔的行动失败后，我才没有要求将他开除。不管怎么说，找回这些珍珠，毕竟是我们初次取得的成果。
季米特里问：“三十七颗珍珠……请告诉我，在哪儿找到的？”
“在高级商场，在格拉祖科夫的店里。”
“格拉祖科夫？是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吗？”
“正是他。”
“不过，我知道他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季米特里惊异道，“他还参加了神幡手联盟。”
“他首先是个商人，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进一步说，“我们的检查员审讯了格拉祖科夫。他供认，他偶然地从一位陌生人手里买下了这些珍珠，他是在圣母职业介绍所碰到那个人的。他去那儿是因为介绍所要给他推荐一名伙计。至于卖珍珠的那个人，他已不记得了，也认不出了，他很后悔，遇上了麻烦事。”
“也许他确实不认识那个卖珍珠的人？”
“有可能，尽管这很值得怀疑。不过珍珠已落到了我们手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就请……”
教区的模范教民兼神幡手联盟的成员与倒卖赃物的贩子连在一起对修士大司祭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很了解格拉祖科夫先生，”他嘟囔道，“人很规矩， 信宗教，信奉上帝……”
“人，生来就是多面的，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安慰道：“他一面朝着您，而另一面对着我们。再说，又何必要指责他呢？也许他不知道珍珠是从法衣圣器室里偷出来的？也许，他认为珍珠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偷来的……”
“列昂尼德，你说话太厉害了，”季米特里说，“太厉害了。”
“那么您是怎样看待扒手们的行径呢？”
“象是误会。”
“如果恰恰相反呢？”
“我不认为自已有指责他人的权力。”他说，“不过，我们不要争论了。我想问你另一件事：被你们找到的珍珠确实是法衣圣器室丢失的吗？”
我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铁盒，用两个手指头夹出一颗珍珠，它的形态很象一个留着波浪发的人头。
“能识别吗？”
“我对珠宝不在行。”
“这是镶在尼康牧首法冠上的缀有金片的三粒黑珍珠中的一粒。”
季米特里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他没有去拿珍珠，而是把桌上的台灯移近了一些。
“是‘三少年’吗？”
“是的，在失窃物品清单上它们被称为‘三少年’。这是为了纪念尼康死去的三个孩子……”
季米特里拿起了念珠，一边数着一边说：“克贝尔对我说过，黑珍珠比其它颜色的珍珠更难见到，可是……”
“这不是一般的黑珍珠。请注意它的形状。”
“象头颅吗？”
“是的。这种珍珠，也是那位克贝尔告诉我的，被称为象形珍珠。黑色象形珍珠是极为罕见的，而黑色孪生象形珍珠还从未见人有过。还应指出，不论是从形状上，还是从重量上看，这粒珍珠同镶在尼康法冠上另外一粒极相同。”我把象形珍珠放进盒子里，又取出一粒梨形奶白色珍珠。“这两粒是装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贡物——镶着许多小粒钻石的金星上的。”
“这又怎么辨认呢？这只是普通的大粒珍珠。”
“不是普通的珍珠，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完全不是。这被称为椰子珍珠。在法衣圣器室被窃的珍珠中共有两粒梨形椰子珍珠，一粒重十八又四分之一克拉，另一粒重十七个半克拉。就是您见到的这两颗。”
“椰子珍珠？从没有听说过。”
“我也是在最近才不怀疑它们的存在。由于经常与珍珠宝匠人接触，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原来，找珍珠不一定要潜入海底，有时长在棕榈树上……椰子珍珠或者奶白珍珠，不是从贝壳上取下来的，而是从椰子核上取下来的。有时这种珍珠呈粉色，但最常见的是白色。它的硬度和光泽与普通珍珠差异很大，珠宝匠是很难弄到的。在俄国几乎无人知道椰子珍珠，所以这是不会弄错的。我想，您的疑虑打消了吧？”
“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习惯相信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说的话，”季米特里说道，“他是一位珠宝内行家，对法衣圣器室的全部宝石了如指掌。如果他确认这些珍珠是法衣圣器室的……”
我们俩又走到岔道上了，要决定如何往下谈。当然要冒风险……但值得冒险。
“说实话，我们没有把珍珠拿给克贝尔看。我象是顺便提起，“但让别的有经验的珠宝匠看了。”
“没拿给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看吗？”季米特里惊异道：“可是有谁比他更了解法衣圣器室里的珠宝呢？我不敢擅自过问你们的内部事务，并向你们提出什么建议，可是我，应该承认，对此感到不解。”
“我理解您的心情，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理解，”我用忧郁的语调对这位堪称楷模的修士说，“如果不是出现了一种令人痛心的情况，我也和您一样对此感到不解。克贝尔凭其经验和学识确实可以在寻珍宝上给予宝贵的协助，但是，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今后不再指望他了。”
“为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谈话能保密，好吗？”
“如果需要的话，那……”
“我想和您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希望我的坦白不会招致恶果……”
“我对你说过，列昂尼德，要干坏事就要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克贝尔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他的诚恳态度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怀疑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诚恳态度？！显而易见，他没有得到你的信任。至于他是个规矩人，态度诚恳……请原谅，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已经对您讲过，人生来有多面性。当然欺骗人是件痛心的事。不过，如果就连神幡手联盟的成员也能昧着良心去冒险，收买从牧首法衣圣器室偷来的珍珠的话，那么……顺便说一句，再过一个小时，我将审讯格拉祖科夫，不反对您也参加听听。”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奉陪。”
“随您自便，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既然神幡手联盟的成员能买下赃物，那么一个笃信宗教的凡夫俗子为什么就不能窝藏犯罪分子呢？”
“克贝尔不会干这种事。”季米特里果断地表示道。
“‘会’或者‘不会’——这是哲学概念，而我注重事实和证据。要知道，我是一个务实的人，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不想成为一个空谈者。我向您介绍一些确凿的事实，而由您自己去下结论。”
他默默地低下了头。
“在勘查犯罪现场时，”我说，“我们的侦察员在雪里，恰巧在法衣圣器室的窗子下面，找到了几块首饰匣的碎片。这只首饰匣同法衣圣器室所藏物品毫不相干。因此，自然就想到，这是一个盗贼的私人物品。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首饰匣的主人。它的主人是梅斯梅尔，瓦西里·梅斯梅尔男爵，旧军官、上校，住在彼得堡并在当地的军区司令部里供职。在法衣圣器室被窃前不久，这位军官到过莫斯科并随身带着这只首饰匣。在他返回彼得堡时没有把它带回。当报上登载了关于牧首法衣圣器室被窃的消息后，瓦西里·梅斯梅尔又急忙赶到莫斯科。在出发前。他给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贝尔发了一封电报……”季米特里不动声色地坐着，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在听我说话。“瓦西里·梅斯梅尔到了莫斯科后，没有从车站去他父亲家，而是直奔克贝尔家。但是珠宝匠不在家，没能见到梅斯梅尔……”
“你们逮捕了瓦西里·梅斯梅尔吗？”季米特里打断了我的叙述。
“在这种情况下，案子的关键不在梅斯梅尔，”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提问，“而是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我们审问了克贝尔。”
“有结果吗？”
“他的回答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怀疑。克贝尔不能自圆其说，他说不清楚是什么把他同瓦西里·梅斯梅尔结在一起的。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审讯记录拿给您看。”
“不必了。”
“随您便。但我要重申：通过审讯，我们更加怀疑他的真诚态度。”
“那么，瓦西里·梅斯梅尔的弟弟，瓦拉姆修道院的修士……你们难道没有对我的真诚态度产生怀疑吗？”季米特里平心静气地问。
我没料到弯子会转的这么突然。修士大司祭的问题使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可以不回答我。”季米特里说。
“为什么？我愿意回答您。”我说，尽量在拖延时间，以便想出一个合适的回答。
“不必了，”季米特里摇了摇头，“沉默要比扯谎好。”
“您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对我们闭口不谈某些事情吗？您要是讲了，会有利于我们寻回失窃的珍宝。”我转为主动进攻。
“不对，列昂尼德，”他平静地说，“我要是知道盗窃犯是谁，我会说出他们的名字。收藏在法衣圣器室里的珍宝不管在形式上为谁所有，是教会还是国家，但它是国宝。我不仅是东正教教会的公仆，我还是俄国人。而你也是俄国人。我若知道那些贪财不要祖国的恶棍是谁，我会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的，可是不知道。但我知道……”
“知道什么，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
“你搞错了，列昂尼德，无论是瓦西里·梅斯梅尔，还是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都和亵读牧首法衣圣器室的勾当毫不相干。”
“我很愿意相信您的话，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说，“众所周知，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比如说。您对格拉祖科夫就看错了。有什么理由认为您就没有看错梅斯梅尔或者克贝尔呢？”
“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季米特里说，很遗憾，我无法向你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无法澄清误会。如果我的话对你还有点用的话，请相信：无论是瓦西里·梅斯梅尔，还是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都与盗窃一事无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在你、在上帝面前都是清白的。”
“上帝是不要证据的，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我有意说的如此不客气，“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于我……我相信您，也相信您的话，但我希望您能正确理解我……”
他迟疑片刻，然后果断地说：“我理解你。你需要证据，而我尽力去做，让他们提供证据。我可以保证，不用多久你会收到瓦西里·梅斯梅尔和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无罪的证据。”
“我先向您表示感谢，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如果您在这方面需要我帮助的话……”
“不，不需要。你能给一点方便就行了。”
“什么方便？”
“停止修理克里姆林宫里的电话线。”
我看了看表。
“亚历山大·维肯季耶维奇，请放心好了，这已不成问题了。”
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列·鲍·科萨夫斯基审讯珠宝店店主阿·费·格拉祖科夫的记录
科萨切夫斯基（以下简称科）：据我们所知，珠宝匠克贝尔曾邀请你到牧首法衣圣器室鉴赏珍宝，对吗？
格拉祖科夫（以下简称格）：是的，有过一次。
科：就一次吗？
格：不，好象是邀过我两次。
科：两次吗？
格：记不准了，不过也可能是三次。
科：是克贝尔让你看珍宝的吗？
格：是的。
科：克贝尔说，你是公认的珠宝专家，而他只是宫廷的珠宝匠人。
格：这怎么说呢……
科：从你那本一九一六年的帐簿上看，你卖给了女皇的珠宝匠三十七粒大珍珠和五盎斯小珍珠，卖给了根德里科夫伯爵夫人的珠宝匠六颗大珍珠。我们问过这些珠宝匠，他们证实在你的店铺里还有更好的珍珠。这些珍珠是巴黎的珠宝匠桑德斯提供给你的，是吗？
格：是的。
科：你用什么价钱从桑德斯那儿买下了那些名贵珍珠的呢？
格：白色的、形状最圆的珍珠最名贵，这种珠子不是附在贝壳上，而是自然地长在贝壳体内，我以国际市场定下的中间价格买到手的。每克拉——四十六到五十五个法郎，而中间价为五十法郎，用战前的汇率拆算约合十九卢布五十戈比。
科：黑珍珠呢？
格：那更贵了。一克拉值到五十五到六十个法郎。
科：象形珍珠呢？
格：象形珍珠不存在中间价，一克拉重的象形珍珠可以卖到八十、一百，或是五百法郎。
科：你说一克拉珍珠的中间价可为五十法郎，以此类推，十克拉珍珠应当是五百法郎。应当指出，从这张发票上看，你为十克拉珍珠付出的钱不是五百，而是五千法郎。
格：问题在于大颗珍珠的价格是按重量的平方数涨价。一克拉珍珠值五十法郎，比方说，八克拉的珍珠需要五十乘以八的平方数，也就是三千二百金法郎。重量超过十克拉的珍珠需要给另标价。一般情况下超过十克拉的珍珠每克拉要加价二千到五千余法郎。战前不久，我从桑德斯手里买下一颗重十六克拉的特大珍珠，花了四万二千法郎。
科：椰子珍珠的价格呢？
格：在当地人中间也是按上面统的那个价格交易，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是在欧洲就要便宜多了。
科：从你的帐簿上看，你从一个叫格卢兹曼的人手里弄到了三颗椰子珍珠，价格要比重量相同的普通珍珠高出一倍半。
格：从一九一六年起，欧洲流行椰子珍珠，价格也就上涨。
科：明白了。一九一七年你的商店交易额增长了多少？
格：没有增长！我勉强应付着过日子。请相信我的话。
科：我相信。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买卖不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增添一个伙计？你正是为了找个伙计才去职业介绍所。
格：我想用他去替换另一个伙计。
科：两个伙计中的哪一个呢。
格：维什尼亚科夫。
科：可他在你那儿干了十二年。而这些年来你对他一直挺满意。
格：什么满意！他是个恶棍，滑头……
科：怎么是这样呢？谢谢，使我们擦亮了眼睛。否则我们还在相信他说的你二月一日那天没去职业介绍所，一整天都呆在自己的商店里。他说的象真的……那第二个伙计也是个滑头吧？
格：不是……菲利蒙诺夫是个诚实的人。
科：奇怪，可是他们俩人说的情况一样。你撒谎？
格：为什么要“撒谎”？我确实想不起来了，或许是把日子搞混了？
科：我们也这么想。可他却说：很准确。原来二月一日是他妻子的命名日。他说，他想早点下班，但不行，主人一整天都寸步不离地坐在商店里。他说，一会儿让他干这个，－会儿又让他于那……
格：搞错是经常有的事。
科：确实如此。让你买下他的珍珠的那个公民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吗？
格：什么印象吗？平常人，穿的挺干净，有礼貌……
科：不咬人吗？不狂吠吗？
格：这是什么意思？不是疯子，神经正常……
科：奇怪。
格：奇怪什么？
科：怎么说呢？请拿起笔，估算一下被你买下的那粒大珍珠的价值或者检查一下我的计算结果。我已经仔细地研究过了你的公式。
格：什么公式了
科：计算公式。我计算得准确吗？
格：好象准确……
科：用这种办法计算，你从陌生人手中买下的珍珠至少值三万到四万金卢布，而你只付了二千五百卢布。只有疯子或者小偷，为了尽快地把赃物脱手，才会这样压价出售。那人不是疯子，那么，一定是小偷。而你给了他那么低的价钱，就是说，你知道他是个小偷。
格：请高抬贵手，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人世间无奇不有哇！
科：当然，怪事是不少，形形色色。然而，你没把这笔买卖记进帐簿。这是为什么？啊，对了，还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买下来的是偷来的赃物。你还知道这些珍珠是从牧首法衣圣器室里偷出来的。
格：科萨切夫斯基公民，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再说了！
科：应当给上帝一点面子，对神幡手联盟的成员来说，这是违背教规的一桩大罪。
格：我不知道珍珠是法衣圣器室收藏的。
科：你不会不知道。这颗黑色象形珍珠是镶在尼康法冠上的。而克贝尔曾经给你看过法冠上的珍珠。珍珠专家不会认不出这举世无双的象形珍珠，甚至连我都认得出来。你是知道的，倒卖赃物是犯罪行为，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格：知道……那怎么办呢？
科：我劝你拿出点儿诚意来，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这是一种美德，我们，布尔什维克，对诚意是珍惜的。
格：可我全都说了……
科：我真愿意是这样，不过，你暂时可要住一下禁闭室，在那里继续考虑，仔细回忆一下，突然忘了什么。有这种情况，对吗？
格：是的。
科：就这样！我在这里还要呆两个小时。如果想起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叫值班人员把你带来见我。我很乐意同你继续谈下去。
格：假如我真的想起了什么，象你讲的“实质性”的问题，可以放我回家吗？
科：我不是商人，不习惯做交易。但是我想，这种可能并不排除。显而易见，一切都取决于你究竟能想起些什么。
莫斯科市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列·鲍·科萨切夫斯基审讯珠宝店店主阿·费·格拉祖科夫的记录（续）
科：你在这一个半小时里想起了什么？
格：还是关于珍珠的事。说老实话，这些珍珠不是在职业介绍所里买下的……
科：这已查清楚了。
格：一位陌生的公民在吃午饭前，刚打过十二点时，给我拿来了这些珍珠。我坐在后屋里，正在查帐。我听见有人敲门，我以为是维什尼亚科夫。门留有缝隙，我看见一位陌生人站在门口。“有何贵干？”他说，“找你有点事——我想让出一批珍珠。等钱有急用，”他说，“否则是不会卖的。”我看了看这批珍珠，一眼就看出：是从法衣圣器室弄出来的。我曾想马上给民警局打电话，但他在身边，怎么打呢！我就说：“我有一件紧要的私事要办，请你在走廊里稍候。”但他哪儿也不去。他说，或者你立即买下，或者他马上就走，说完就朝门口走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鬼迷了心窍，于了一件造孽的事……他朝我要价一万金卢布。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么多钱，还价二千。最后以二千五成交……
科：继续讲下去。
格：还讲什么呢？我现在悔过认错，痛改前非，心里十分不安，我在受折磨，科萨切夫斯基公民，受折磨……
科：就这些吗？
格：就这些。
科：为了这点事真不值得打搅值班人员、既然如此，我不再打搅你了，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明天见！
格：请等一下，科萨切夫斯基公民，我想把他的外貌描述一下。想了好一阵子才想起来。
科：请讲吧。
格：是个成年男子，年龄在三十上下，举止端庄，自尊心很强，不象个坏蛋。记得，是个黑发男子，穿着一件考究的大衣，灰羊羔皮大翻领……羔皮帽子，也是灰色的，还留着小胡子。
科：这样的人在莫斯科成千上万。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特征。
格：实在对不起，对侦探我是外行，特征是什么？
科：比方说，脸上有伤疤……
格：是指伤疤？
科：对，是伤疤。
格：这是维什尼亚科夫告诉你的吧，对不对？
科：是我在提问题，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他的脸上究竟有没有伤疤？
格：象是有，很小，不大显眼。这是我刚才想起来的。
科；在脸上的哪个部位？
格：在眉毛下面，右眉底下。
科：现在请你告诉我，这位公民的姓名，并讲讲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你同他认识的。
格：我头一次见到他，科萨切夫斯基公民！
科：为什么这样激动？我准备相信你说的话。不过……如果狡猾的维什尼亚科夫宣称那个“陌生人”从前曾多次找过你，那该多不好啊！我不愿有人对你的诚意产生怀疑。顺便问一句，你最后一次同阿尔斯塔温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格：同哪个阿尔斯塔温？
科：同商人阿尔斯塔温的小儿子，就是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他参预了假钻石“诺列”的黑交易。
格：科萨切夫斯基公民，你把我弄糊涂了，我再也不想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还是再把我送进禁闭室去吧。
科：我不反对。也许你对伙计们有什么吩咐想通过我传达，我愿意为你效劳。
格：伙计……全都该死！他们是阴险的毒蛇，根本不是伙计！
科：我不准备同你争论，你更了解自己的职工。明天见，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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