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苏联文坛诞生了一批侦探小说作家，他们以本土生活为背景，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结构与叙事手法，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苏联侦探小说。在苏联侦探小说的园地里，五十年代诞生了一位著名作家，他就是阿·阿达莫夫。
阿·阿达莫夫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前后有20余年，其主要作品有《形形色色的案件》、《恶风》、《圈套》、《侦察员谢夫》、《狐狸的足迹》、《黑蛾》、《团伙》、《许多未知数》、《追捕》等。阿·阿达莫夫不仅有创作，而且他还是一位侦探小说的研究者，他写的《我喜爱的写作体裁——侦探小说》一书，全面论述了西欧侦探小说的特点和苏联侦探小说发展的历史。应该说，他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阿·阿达莫夫关于侦探小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阿·阿达莫夫认为侦探小说的出现是合理的、必然的。他指出人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对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想揭开其秘密，侦探小说的盛行，正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心理特点。他举例说，报纸上报道的犯罪事件很简单，读者读了不过瘾，而侦探小说则叙述了扣人心弦的故事，从而使读者感到有趣得多。他从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认识侦探小说的特殊作用。
第二，阿·阿达莫夫驳斥了苏联文学界认为资本主义侦探小说是“白日做梦”的提法，他对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的论述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复仇思想不是一种幻想，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特殊剪裁”，这类小说可以开拓人的眼界，让人明辨是非，增强善恶观，使人的精神生活得到满足。
第三，阿·阿达莫夫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会产生各种犯罪行为，并用自己的作品作出了形象的回答。他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各个角度来揭示了人类犯罪的原因与动机。这就指出了社会主义侦探小说存在的必然性。
阿·阿达莫夫是一名新闻记者，为了创作侦探小说，他不仅留意报纸上的犯罪报道，还在1952年深入采访莫斯科刑事侦察局，从那儿搜集素材，并从大量的素材中了解社会问题。他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真正的案例，堕落的男人，放荡的女人，经济盗窃案、黑社会流氓闹事案、土匪的横行霸道，贪欲造成人的犯罪……阿·阿达莫夫记满了一本又一本笔记本，他还与侦察员交朋友，让他们回忆过去的经历，从中提炼出生动的素材。正是这样不倦的努力，阿·阿达莫夫创作了15部中长篇侦探小说。他的小说发表后，在苏联引起轰动，作者收到了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个叫“飞鼠”的罪犯，读了小说后深为感动，在监狱中给阿·阿达莫夫写了一封忏悔的信，坦白自己从一个扒手走向监狱的过程。可见，侦探小说对犯人的心理产生了多么大的震动；另外一个叫伊戈尔·谢苗诺维奇的犯人，则在信上表示，他读了小说，决心重新做人。这些犯人都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或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
对于一个侦探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阿·阿达莫夫在《我喜爱的写作体裁——侦探小说》一书中表示，他是多么喜爱这种文学样式，因为侦探小说“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涉及人的道德、精神面貌”，他的结论是：“描写人类复杂命运的侦探小说是具有生命力的。”
阿·阿达莫夫侦探小说的艺术风格与对社会主义侦探小说的贡献表现在：
（一）阿·阿达莫夫通过小说，全方位地描写了苏联的形势和苏联社会存在的犯罪问题，把犯罪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指出社会弊病与人的贪欲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新的高度上认识犯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二）阿·阿达莫夫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形形色色的案件》中的侦察员谢尔盖，谢尔盖的沉着、机智与爽朗的个性，都刻划得十分逼真，至于书中的其他人物也各具个性。在《恶风》中则刻划了一群小偷的谩骂、恐吓的无耻之状，让人想到社会渣滓的泛起。这些艺术典型都具有苏联社会的烙印。
（三）阿·阿达莫夫用夸张、传神的笔墨来交代故事，其小说写人的对话，尤为精彩。那些反面人物与小市民的神态个个跃然纸上，充分显示了作者在语言上的创新和文学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