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强大吸引力与冲击力的剧本。译者童宁决定翻译它，是因为被它吸引了；导演查明哲决定排演它，是因为被它吸引了。后来才知道，被它所吸引的人遍及全世界，“在最近十几年里，它几乎被搬上了所有欧洲国家的舞台。美国和加拿大也上演了它”。现在，提供了这一信息的俄罗斯网站可以加上新的信息：在亚洲最先演出此剧的是中国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9级本科班；最早策划出版此书的是电子工业出版社和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这样说大概是符合实际的：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问世的剧本中，这是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剧之一。
为什么这个剧本会有如此大的世界影响力？我想，在商业剧大潮汹涌的二十世纪末，全世界的戏剧工作者对严肃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剧本都有着相同的饥渴感吧。而像《青春禁忌游戏》这样诉诸人的良知、震撼力极强的剧本，实在是凤毛麟角。
我又想起发生在2002年的一个文学事件：一群有代表性的文学家聚会在一个欧洲城市，投票评选有史以来一百部优秀文学作品。评选揭晓：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名列榜首。这是合乎逻辑的。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在现代人越来越感受到物质对于精神的压迫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的可贵。那个名叫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戏剧主人公，就是个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她的喝令恶行止步的台词，像旷野的呼喊一样凄厉，像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一样悲壮。戏剧是需要冲突的。戏剧家把当代社会的典型冲突———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高度性格化和尖锐化，以至于转化为人世间善与恶的永恒冲突，以至于最后导致令人扼腕的悲剧性结局。但尖锐的、悲剧性冲突里潜藏着剧作家的慈悲情怀，所谓“因见其恶，故需求善”是也。
戏剧的奇迹是这样出现的：当恶膨胀到极限的时候，人心里埋藏着的善的种子开始苏醒，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的“卡塔西斯”机制开始启动，人们通过哀怜与恐惧在情感上得到陶冶，在良心上得到救赎。而读者与观众也体验到了悲剧对心灵的净化过程。我们在精神上所承受的震撼也化为审美的愉悦，并鼓舞着我们去做向善的努力。
童道明
2003．3
【童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士生导师。】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