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按队长吩咐，在家等候爸爸，好把头发理一理，同时给萨特克写封回信。当时我们有我们一套规矩：哥哥们来信写的名字是爸爸的，村邮递员却把信交给妈妈，至于读信和回信则是我的义务。我未开始读，早就晓得萨特克写些什么。他所有的信都是一个模样儿，就象羊群里的羊羔一样。萨特克永远以“平安家书”几个字开始，然后一成不变地写道：“此信烦寄安居于繁荣昌盛的塔拉斯区的余之阖家：至亲至爱的父亲昭日楚拜……”然后是我的母亲，随后是他的母亲，再后依照严格的长幼顺序写着我们所有的人。此后一定要问候族长们以及近亲的健康和平安；只是在最末尾，才象仓促想起似地附笔写道：“并向余妻查密莉雅致意……”
当然，在父亲和母亲都活着；村里族长和近亲还健在的时候，开头便写妻子，尤其指名给她写信，是不恰当，甚至是有失体统的。不仅萨特克这样认识，每一个自尊的男人都是这样。况且这也没什么道理好讲，当时村里就兴这样，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我们简直想都没想过，再说当时也来不及想这些。要晓得，每一封来信，都是一件久所盼望的、令人振奋的大事。
妈妈总要让我把信反复谈上好几遍，然后深受感动地把信拿到龟裂的手里，抓得死死的，好象摸着一只鸟儿，怕它要飞走似的。最后她用僵硬的手指很费力地把信折成三角形。
“唉，我的好孩子们，我们要象护身符一样保存好你们的信，”她含着泪颤抖地说，“信里还问，父亲、母亲、亲人们怎么样呢，……我们又能往哪里去，我们还不是在自己村里……可你们怎么样？哪怕就写一句话，说‘我活着’，就行了，我们别的也不要……”
妈妈还得对着信端详好半天，然后把它收藏到一向放这些信件的皮包里，再锁进柜里。
要是这时候查密莉雅在家，也把信给她看看。每次她把信拿到手里，我发现她是多么激动。她默读着，贪婪地、急不可待地用眼睛扫过字里行间。但是，越接近结尾，她的肩膀垂得越低，脸上的热情渐渐地熄灭。她紧皱起那倔强的眉头，不等读完末后几行，便把信还给妈妈，神情那么冷淡，象是交还借用的一件东西。
妈妈显然照自己的心情去理解儿媳的心情，于是竭力勉励她：
“你这是怎么啦？”她一面锁着柜子，一面说，“不高兴高兴，反倒难过起来了！还是就你一个人的丈夫在军队上？难过的不是你一个，大家都不好受，大家怎么受，你就怎么受。依你看，舍有人不想念、不挂心自己的丈夫？……挂心就挂心吧，可不要露出挂心的样子，心里要藏得住！”
查密莉雅没有讲话。但是她那倔强的、忧郁的目光似乎在说：“老人家，您什么也不懂！”
这一次萨特克的信也是从萨拉托夫来的。他住在那里的野战医院里。萨特克写着，因为负伤，到秋天，靠上帝的恩典，就要回家了。关于这一点，他以前也告诉过我们，于是我们十分高兴，因为很快就会见到他了。
那一天我依然没有睡在家里，我驾起车来到打谷场上。平常我总在这里过夜。我总把马牵到苜蓿地里，绊在那里。主席不允许在苜蓿地里放牲口，但是为了让我的马能够驾得起载，我常常违犯这条禁令。我知道在低洼处有一块地方很僻静，况且在夜里，谁也不会发觉。但是这一次，当我把马卸下，把它们牵去的时候，却已经有人在芷蓿地里放了四匹马。这使我很恼火。因为我是双马大车的主人，那我就有权利发火。我毫不加考虑，就打算把别人的马给赶得远远的，好教训教训这个侵犯我的领地的不自爱的家伙。但是我忽然认出了有两匹马是丹尼亚尔的，他就是白天队长提到的那个人。我想到从明天起我就要和丹尼亚尔一块儿往车站运粮食，就没有惊动他的马，仍旧回到打谷场上。
丹尼亚尔原来在这里。他刚结自己的大车轮子擦过油，这会儿正在紧车轴上的螺丝。
“丹尼克，洼地上的马是你的吧？”我问他。
丹尼亚尔慢慢转过头来。
“有两匹是我的。”
“另外两匹呢？”
“那是，怎么叫，查密莉雅，对吧，是她的马。她是你的什么人，嫂子，是吗？”
“是的，嫂子。”
“是队长亲自放到那儿的，让我照应一下……”
幸亏我没有把马赶跑！
夜深了，山间吹来的晚风息了。打谷场上也静了下来。丹尼亚尔靠近我，在草垛脚下躺下来，但过了不多时又爬起来向河边走去。他快到陡岸的沿上停了下来，就那么一个劲儿地站着，倒背着手，将头微微偏在肩上。他背对我站着。他那颀长的、象是用斧头砍削出来的有边有棱的身影，在柔和的月光中显得清清楚楚。他似乎在细细倾听那大河的流水声，——夜晚，河水下滩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可闻了。可能，他还在倾听我所听不见的一些夜的音响和喧嚣。
“他又想在河边过夜啦，真是怪人！”我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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