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著作版本

　　为了更好地研究宋应星思想和学术的影响以及其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和出版情况，有必要对他的现传各种著作在国内外刊行的版本一番系统的考察。我曾在1981—1982 年对他的《天工开物》诸版本作了研究，①从那以后又有一些新版本出现，而且除《天工开物》外，他的另外一些著作也在近年来相继再版，因此本章拟就现传世的宋应星全部著作的版本再作一次综合考察。他的现传世著作有五种：（1）《天工开物》；（2）《野议》；（3）《思怜诗》；（4）《论气》及（5）《谈天》。后四种著作近年多在一起合刊，作一册发行，所以我们的考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天工开物》的版本，第二部分则涉及《野议》等四种著作的版本。在考察时，除介绍有关版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外，还试图逐一作出评论，并将若干版本的部分原著图影附于这里。

　　第一部分《大工开物》版本《天工开物》是宋应星的主要科学作品，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又是属于世界科学名著之一。自从明崇祯十年丁丑（1637）本书初版问世以来，至本评传完稿时1900 年己有353 年，这期间中外各国对此书共发行40 版次，足可见它在科学史中的重要性了。最先研究此书版本问题的，是本书多次谈到的日本已故科学史家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1943 年他在《天工开物诸版■研究》一文内，考察了20 世纪40 年代为止的各种版本，并据此对正文作了校勘工作①。此后，京都大学的薮内清（1906—）博士及中国人温庭宽、黄彰健先生也作了这方面工作。②最后三位的考察范围截至50 年代为止，且没有涉及西方语文的版本。

　　我们在以上基础上，把考察的范围再延迟至90 年代初本书成槁时为止，同时涉及一切我们所能见及的中外版本。现依各本出现的先后时间顺序评介如下：

　　一、涂本。

　　这是《天工开物》的明刊初刻本，最为珍贵，此后所有版本都源出于此。此本原序中名为《天工开物卷》，但书口仍作《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册线装，印以较好的江西竹纸。原书高26.2、阔16.8 公分，板框高21.7、阔14.3 公分。单叶9 行，行21 字。序文与正文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间堂”的题款（图66A）。

　　这是1637 年四月由作者友人涂绍煃（字伯聚，1582？—1645）当时任河南汝南兵备道而居家丁忧（丧母）时资助刊刻于南昌府的。为表彰绍煃的这一功绩，故此本称为“涂本”。从该本版式、字体、纸张及墨色来看，与明末赣刻本极为相近，因此我想将涂本定为江西刻本当无疑问。种种迹象表明。

　　此本是仓促间出版的，刊行前文字没有经过仔细校订，故书中错别字也不在少数，总共约400 多处。例如梢误为稍、尾误为尼、扬误为杨、径误为经、玫误为枚等，属于形近之误。而“亦”误为“易”、泻作写、防误为妨、框作匡、裹作果等，属于音近之误。这都是刻字不慎所造成。但因该本为初刻本，文字及插图都直接来自宋应星所写的手稿，因此仍然是珍贵版本。

　　涂本《天工开物》向来稀见。中国境内现传本原由浙江宁波蔡琴荪的“墨海楼”珍藏，长期不为人们所知。清末时藏书归同邑李植本的“萱荫楼”。

　　1951 年夏，李植本后人李庆城先生将全部珍藏书籍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涂本《天工开物》，①后转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册线装影印本，印以竹纸，从此国内外人土才有机会得见此书原貌。但读者使用此书时，须注意其中文字刊误之处。此本原版还藏于日本国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a Paris）。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存有这三部原刊本。关于涂本版次，在上世纪80 年代时俄籍汉学家贝勒（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曾认为《天工开物》第二版刊行于1637 年，即崇祯十年丁丑岁。①首版刊于何时，他没有说明。

　　显然，他认为印有手书体序文而无年款的杨素卿刊本似为第一版，而涂本似为第二版。此说恐欠妥。按照中国古代版刻通例，初刻本序文无年款，而在翻刻第二版时再补加年款，这是违反常理与常例的。如果仔细研究序文并对照观看书的内容，也不会得出涂本为第二版的结论。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谈杨本时一并说明。

　　二、杨本。

　　这是刻书商杨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补的坊刻本，以涂本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因有关此本的版本学问题较多，故此处应该详加论述。查杨本与涂本不同的地方是：（1）序文为手书体，末尾无年款，只作“宋应星题”

　　（图66）；（2）杨本在文字上经过校改，但个别插图翻刻时走样。

　　有助于对杨本断代的证据是，《乃服。龙袍》涂本作“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杨本改成“凡上供龙袍，大明朝局在苏、杭”。又《佳兵。弩》，涂本作“国朝军器造神臂弩”，而杨本改为“明朝军器造神臂弩”，且“明朝”二字歪邪离行。

　　涂本行文是明朝人口气，而杨本为改朝换代后清人口气。如杨本为明刊，为何将“我朝”改为“明朝”？再从插图来看，涂本《乃粒。水利》节载桔槔各部件是完整的，但杨本则漏绘“坠石”，而没有这个部件，则杠杆两端失去平衡，说明杨本勾描时漏绘。此外，全书总序称：“《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涂本在全书各章总目末尾有四行墨钉，正是“临梓删去”的痕迹，而杨本无此现象。这也说明杨本是再刊本。{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10_1.bmp}杨本板框高23.2、阔11.8 公分，为6 册装订，白口，半叶9 行，行21字。其扉页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中书名、作者及出版者为三直栏手书体，各栏间有栏线相隔。左、右两边各为“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字体较大；中栏居下为“书林杨素卿样”6 个小字（图67A）{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11_1.bmp}.此本藏于北京图书馆，1965年购自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我们称此本为“杨馆本”。此本铃有“左伯文库”及“江南黎子鹤家藏书之章”。经考订，此本与日本水户彰考馆旧藏本属一版本，印以福建竹纸，但不及涂本用纸精良，部分书页已蛀。三枝先生在1943 年曾将静嘉堂文库藏涂本与彰考馆藏杨本对校，他那时尚不知日本国除彰考馆外，佐伯文库亦藏有同一版本。这是先前很多专家不知道的，查日本史料始知此佐怕文库为江户时代（1608—1868）丰后（今大分县）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于天明元年（1781）所设，珍藏内外秘籍，则此本当于此时流人日本。黎子鹤名世蘅，1896 年生于安徽当涂，民国初年留学于京都帝国大学，习经济学，则杨本必是他购自日本后再携回中国。黎世蘅于60 年代卒于北京，其后人遂将《天工开物》售与中国书店。而彰考馆是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于明历三年（1657）修《大日本史》时建立的书库，则其所藏杨本进入该馆当在17 世纪，即该本刚刊行不久。二次大战期间，彰考馆藏书全部毁于战火，因此50 年代时研究《天工开物》的薮内清先生一直未能见到杨本原著。

　　但江户时代加贺藩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的尊经阁旧藏过另一种杨本，与北京图书馆及彰考馆藏本相同，只是扉页具不同形式。该本扉页上面横栏有“一见奇能”四字。横栏下左、右两侧直栏各为手书体“宋先生著”

　　及“天工开物”8 个大字，二者中间部位上方还以双行刻出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20 个小字，下面是“书林场素卿梓”（图67B）。1926—1927 年武进人陶湘（字兰泉，1870—1940）

　　先生刊刻《天工开物》时曾从尊经阁取得此本校勘，其后辗转入藏于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人文所藏书简目中著录说：“《天工开物》三卷，明宋应星撰，明杨素卿刊本，三册”。①1934 年北京图书馆对此作了晒蓝复印。1945年以后，人文所藏书移交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 年前，此本被提调至南京，后又运到台北，今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们称此本为“杨所本”。由此可见，《天工开物》两种早期刊本都在中国境内有传本。顺便说，此处所谈到的杨本，还藏于巴黎的国立图书馆。{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13_1.bmp}关于杨本刊刻年代，先前多认为是明代。三枝注意到涂本与杨本的异点，但仍认为二者均是明刻本，或其中之一可能是明刊伪版。薮内因未见杨本，引三枝之说后认为“这两个本子都被断定为明板，？但是断定两者的先后，是很困难的问题。”孙殿起（1894—1958）先生过去可能经售过杨本。他在其《贩书偶记》中写道：“天工开物”三卷，明分宜宋应星撰。无刻书年月，约天启间书林杨素卿刊。“①此或因孙先生经手古书太多，未细心考订，故引出结论欠妥。查宋应星是奉新人，只在分宜任教谕而著此书。且书成于崇祯十年，天启时尚未成书。陶湘等人也认为杨本为明刊原版，②还认为杨本手书体序为应星手迹。前述俄籍汉学家贝勒和人文所书目作者也将此本定为明刊版本。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手书体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而其实这是明清之际书林杨素卿为使此书发行，不得己而为之的，黄彰健第一个认定杨本是明刊清修本。这是正确判断。我们拟再补充论述。明末时杨素卿已将翻刊本板木准备就绪，时值明代骤亡，他为使此书在清初发行，遂决定去掉原序中崇祯年款，将正文中”我朝“改为”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过多，挖板困难，乃决定请一书法高手重新抄序，未尾只书”宋应星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者是清初人。杨素卿还在扉页上加刻些广告性文字以吸引读者，他颇有一番生意经。

　　我很有幸，能同时得见《天工开物》的所有早期刊本，并将其相互对比。

　　结果判定杨本为明刻清修本。杨素卿当为明末清初江南刻书商，其籍贯及事迹尚难查出。但我们注意到杨本用纸的帘纹形刻及纸的质地与所见清初福建竹纸相似。因此疑此人为福建人，而明清之际福建刻书商也确有不少杨姓者，福建又与江西相邻，能使杨素卿很快得到《天工开物》。应当说，杨本虽在明显地方改动了涂本个别文字，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但改动得不够彻底。

　　如《佳兵》章涂本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杨本却一仍其旧。

　　而保留这些字样比使用“我朝”或“崇祯”字样，更有政治风险。这只能在清初书籍审查制度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出书。从此我们便可大致确定杨本刊行的具体年代当是17 世纪50 至80 年代。①很可能是顺治年间（1644—1661），再晚不能晚过康熙初年。而这时作者宋应星尚健在于世。为了证实这一结论，我还有意查阅了顺治年间刊行的各种书籍，的确其中有明显的反清思想而得出版。再晚的时候，这类书便少见。

　　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年间，清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顺治年刊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库全书》时均列为“禁书”，下令全毁。而康、乾时引用《天工开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将“北虏”改为“北边”。可见当时编纂官已注意到这些字样是清廷所不容的。杨本还对《天工开物》中其余错字作了文字校勘，并加以断句，颇便读者。杨本作为清初坊刻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在清代继续流传于世，也作为后世中外刊行其他新版本时校勘用参考书，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因此它仍然是珍贵版本。至于杨馆本与杨所本的关系，二者可能是同时发行，只不过扉页形式略有不同。也可能是杨馆本在先，售完之后再印一次，换了个扉页，再添加一些出版商广告文字。

　　三、菅本。

　　这是《天工开物》最早在国外刊行的版本。此书在17 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引起学者注意，竟相传抄，并陆续从中国进口。为满足日本广大读者的需要，18 世纪60 年代出版商便酝酿出和刻本。从享保年（1716—1735）以后的《大阪出版书籍目录》中所见，早在明和四年（1769）九月大阪传马町的书林伯原屋佐兵卫就已向当局提出发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得到发行许可。因一时缺乏善本，出版计划被推迟。后来刻书商从藏书家木村孔恭（1736—1802）那里借得善本，遂决定粹行。伯原屋佐兵卫是管生堂主人，故此版遂称“菅生堂本”或简称“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肃，号异斋，元文元年（1736）生于大阪，是18 世纪日本书画家、书画收藏家，其藏书室名“蒹葭堂”，藏海内外珍本秘籍甚为丰富。当他将兼葭堂藏《天工开物》借给营生堂使用后，加速了出版进程。更请备前（今冈山县）

　　的学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文字校订并施加“训点”，遂于明和八年辛卯岁（1771）出版了和刻本《天工开物》。书前再请当时大阪著名学者都贺庭钟作序（图70）。序文是用草书体和式汉文写的。

　　都贺庭钟字公声，号大江渔人、千路行者，大阪人，是18 世纪日本著作家，博学多闻，长于诗歌，著《狂诗选》、《大江渔唱》、《明诗批评》等书，汉学造诣很深，与木材孔恭友善，同为当时大阪名士。他的生年不明，卒于宽政年间（1789—1800）。都贺氏也在促成《天工开物》出版方面作了努力。他在菅本序中介绍了出版经过及本书内容。由于此本现不易多得，又因中国影印菅本时都将此序删去，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将庭钟的序全文抄载出来，供读者一览。原序中有个别脱字或难识之草字，我则参考三枝博音氏的日文译文，用方括号填加些必要的字。

　　日本都贺庭钟撰《天工开物序》（1771）

　　“区别其地，易其有无。废于古，兴[于] 今；如日[自] 东，如日[自] 西，上下纵横者，维其天乎。

　　夫五材废一旦不可，食粒之于人也，莫急焉。设使神农氏倡始，亦其时而行则天也。自是而外，抑亦末矣、缓矣。降于人而后令为木铎与。天意怠乎，是亦无非天意也哉。故多闻之余，不为无宜矣。

　　博哉，宋子（宋应星）所为也。禾役之于穟穟，彼黍之于离离，种艺至春簸，馨无[不] 宜。若裳服则起[于] 枲麻、卒[于] 机杼。扬色章采，织纴可就，执针可用。其在馀，则舟于深、舆于重，陶有瓦罂，铸有钟釜，琼踞琼瑶，可赠可报。皆发于笃志，得于切问之所致矣。其论食麻，断杀青也，所见远矣。夏鼎之于魑魅，硝铅之于琉璃，可谓能使物昭昭焉。一部之业，约言若陋，虽则若陋，有益治事矣。岂不谓蜘蛛之有智，不如蠢蚕之一緰哉。升平年深，一方为人，专意于民利，引水转研，煮树取沥，烧矾石、淘沙金，多有取于此焉。

　　初，颇乏善本也。有书贾分篇托于老学，不几乎其取正。老学不勤，终莫能具。而其本今不知所落矣。奚为稗官野乘日以灾木，今此书晚出者，造物惜其秘乎。今已在人工者半矣，以为不足惜乎。

　　客岁（1770），书林菅生堂就而请正，一开卷则勿论其善本，大改旧观。叩之，则出于木[村] 氏蒹葭堂之藏。江子发（江田益英）备前人也，以句以训，既尽其善，于余何为？早春镌成也，又来请言。遂不可以辞乎，乃举所从来之者，以为序云。

　　明和辛卯（1771）三月望后，大江都[贺] 庭钟撰。①（图70）

　　可见最初已有书林将不完善的本子送到都贺庭钟那里，希望他帮助校订，由于缺乏善本，他一时没有做成，《天工开物》出版被推迟了。至1770年，菅生堂从木村孔恭得到杨本抄本，又请江田益英校订后，再将书稿送到都贺庭钟处征求意见时，他对此很满意，认为“大改旧观”，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从文字内容看，菅本以涂本为底本，以杨本对校，作三册或九册线装。菅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拥有更多的日本读者，加速此书在江户时代学术界中的传播，同时又成为后来中国再版《天工开物》时最初依据的底本。菅本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小。但它在翻刻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错字或漏字，例如将匀误作句，朱砂误为米砂，“必失《禹贡》初旨”误为“必贡初旨”，漏掉“失禹”二字，等等。阅读时宜仔细注意。菅本后来在文政十三年（1830）重印，重印本没有什么变化，只在书后开列出年月及书林的名字：“文政十三年庚寅季六月，皇都（京都）出云寺丈二郎、东都（江户，今东京）须原屋茂兵卫、冈田屋嘉七、须原屋伊八、摄都（大阪）孰贺屋七为、大野木市五郎、秋田屋源兵卫。”这个再版的刊本所载出版厂家与明和八年所载书林不同，但书的内容则一致。文政再印本多装成九册。在这以前，宽政六年（1794）八月由大阪书林河内屋八兵卫的崇高堂出版的有关天文历法书《天经或问注解图卷》书末，载有《崇高堂藏板目录》，即出版书目，第一本便是《天工开物》，下面是《朱子书节要》、《圆机活法》、《朱子年谱》等。每种书下都有简短的内容提要。河内屋八兵卫是菅本刊行者之一，则此本在1894 年还可在大阪买到。此后销路较好，遂有文政十三年再印之举。文政年刊本的书林，如未得菅生堂转让出版的许可，而擅自印此书，是侵犯其权宜的，因为菅本扉页上还印有“千里必究”字样，即“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义。

　　四、陶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刊行的第一个《天工开物》新版本。从整个版本史上属于第四版，1927 年以石印线装本形式出现。该书卷首印有下列字句：“岁在丁卯（1927）仲秋（八月），武进涉园据日本明和年所刊，以《古今图书集成》本校订付印。”1929 年该本又刊行重印本，在书的扉页背面印有“岁在已已（1929）/涉园重印”八字。出版此书的是出版家陶湘（1870—l940），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清同治九年生，江苏武进人，以其出版《喜咏轩丛书》而知名。由于他是民国年间《天工开物》的最早刊行者，故此本称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泾县宣纸印的，分上中下三册（图71）。早在民国初年《天工开物》便受到丁文江（1888—1936）、章鸿钊（1878—1951）、罗振玉（1866—1940）及陶湘等人注意，但国内难以找到传本，他们遂以明和八年（1771）和刻本为底本谋求出一新版。关于出版经过，丁文江在1928年写的《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作了详细说明，载陶本1929 年版书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1927）中作了类似简介。此本虽以菅本为底本，但亦参考了杨本。前三版（涂本、杨本及菅本）体例大致相同，版面、行款、文字位置都完全一样，插图也基本上为同一系统。至陶本开始则完全打乱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炉灶。

　　陶本在体例上的重大改变是对书中全部插图重新请画工加绘制版，有些图参照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6）、《授时通考》（1747）加绘或改绘（图71B）；有些图（如《作咸》章）据《两淮盐法志》（1748）、《河东盐法志》（1627）、《四川盐法志》（1882）加绘（图71B）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图文不符。也许陶湘的用意是好的，意在提供精绘插图，使之胜过原有版本。而实际上陶本在艺术技巧上确实精工，但因是民国年间画工所画，在人物服饰及神态、室内陈设上反不如涂本、杨本及菅本那样纯朴、真实，甚至有画蛇添足之虞。对此，三枝氏已在其论版本的文内作了中肯的批评。然而陶本也有可取之处，即它作了文字校订，排除了前三个版本中不少错字。陶本中文字可取，但插图则全不可取。遗憾的是，20 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使用插图时，常取自陶本，而其中插图已失去涂本原有的真实性。有绘画鉴赏力的人会看出，陶刊本插图带有民国年间艺人的画风，与明人画法泅异。陶本书首扉页有罗振玉的篆文题签，下面是陶湘的《重印天工开物缘起》、影印的杨本手书体序，再往下是涂本序及正文。删去了菅本中都贺庭钟的序，书未附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重印天工开物卷跋》。正文前还有原书各章总目，但又另加各节分目。陶本的贡献在于，它毕竟是中国中断了200 多年后于本世纪新刊出的本子。它的出版激发了国内外对《天工开物》的注意及研究，添补了中国版本上的不足。陶本问世多年不曾再版，直到1983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喜咏轩丛书》时，才将陶本《天工开物》列入其中第一册，文字及插图都没有变动，只是将插图施以朱色，看起来效果不一定很好，反不如原来黑白分明。此本我们过去未曾注意，1987 年夏，我在美国作访问研究时才在一些大学图书馆中看到，特补充于此。

　　五、通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菅本影印本，是继陶本之后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二个本子，从整个《天工开物》版本史上属第五版。因为是由上海华通书局于1930 年出版的，故称为“华通书局本”或简称为“通本”。

　　该本以日本明和八年（1771）菅本照原样制成胶版影印，分九册线装，书中删去供日本人阅读时使用的训读假名，保持原有汉字，再删去菅本扉页、都贺庭钟序和书尾的版权页。通本是单纯影印本，没作文字校勘及任何解说，故在版本学上不及他本重要。但因陶本插图大换班，人们在未得涂本及杨本前，不知原插图是何面目。今有通本，可提供这个机会。

　　六、商本。

　　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现代铅字竖排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六版。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故称为“商务本”或简称“商本”。20年代时丁文江从罗振玉那里看到菅本后，曾请上海商务印书馆照象复制，谋求铅印出版。但因陶本已于1927 年提前问世，因此这个铅印本迟至1933 年才出版。商本以菅本为底本，文字校勘参考陶本。文字基本上是涂本系统，曾加句点，但插图则涂本及陶本兼而用之，成为混合系统，显得体例不一。

　　但因是铅印本，阅读起来颇觉方便。此本有两种形式，其一作36 开本，分三册装订，列入《万有文库》第719 种，称“商万本”。其二作一册装32 开本，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中，称“商国本”。二者版型、文字、插图全同，只是装订册数及开本不同。商国本使用起来方便，1954 年曾重印一次，因此是较通行的本子。此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更为普及。

　　七、局本。

　　此本也是铅印竖排本，但文字经特别校勘、断句，在版本史上是第七版。1936 年由上海的世界书局出版，故称为“局本”。董文先生在书首《弁言》中说：“这书的文字极为简奥，而且中多术语，我们现在特加句读，以便读者。菅生堂本讹字很多，陶本间亦有误，现在把两本互勘一过，遇有异文，注明‘某本作某’或‘某本误某；如两本均误，则注明’菅本、陶本并误某‘。这本图画？今即依陶本摄影制版。”①这是个正规的校勘本，可惜当时没能掌握涂本、杨本这类善本，书中插图也没采用较为可靠的菅本，而用了标新立异的陶本。局本用大四号仿宋铅字，作一册精装，书末附《陶订图目》、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陶本丁《跋》。在1965 及1971年台北世界书局再予重印，名为《校正天工开物》，列入杨家骆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丛书》第五辑《科学名著》第二集第一册。文字及插图全然未变，是三十年代局本的单纯重印本。{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24_1.bmp}

　　八、枝本。

　　这是三枝博音博士提供的版本，故称“三枝本”或简称“枝本”。它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以外出版的第一个《天工开物》版本，在版本史上是第八版。该版于1943 年由东京的十一组出版部出版，共发行3000 册，在当时这个印数并不算少。此书为大32 开本全一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菅本《天工开物》影印，第二部分是三枝氏的《天工开物之研究》，用铅字竖排。全书的名字仍叫《天工开物》，但扉页印有“宋应星原著、三枝博音解说”字样（图72）。本书第二部分是三枝氏为解说《天工开物》而写的七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1）〈天工开物〉在中国技术史中的地位；（2）

　　〈天工开物〉的技术史意义；（3）〈天工开物〉对日本技术诸部门的影响：（5）〈天工开物〉诸版本的研究；（6）〈天工开物〉中技术诸名词的注释；（7）各版本（指菅本、涂本、杨本及局本）校勘表。这七篇精彩论文开创了本世纪研究《天工开物》的新局面。三枝博士肯于如此勤奋而认真地全面钻研《天工开物》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为后人研究《天工开物》打下了坚固基础，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尽管因条件关系，他的个别结论难免失周，但从总的方面看，他的研究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其中第三篇论文，我已译成汉文，①请中国读者欣赏。

　　九、薮本。

　　这是50 年代日本著名科学史家薮内教授主持的本子，故称“薮内本”。它是战后日本出版的第一个全新的版本，也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外文全译文和注释本。1952 年由东京的恒星社以《天工开物■研究》为名用铅字排印发表（竖排），作大32 开本全一册精装。此本以东京的静嘉堂文库所藏涂本为底本，以菅本、陶本、局本为校勘参考，插图取自涂本，纠正了陶本在插图上的缺点。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工开物》的日文译文及注释，第二部分是《天工开物》的汉文原文，附断句及文字校勘，第三部分是11 篇专题研究论文。书末附索引。因此薮本集《天工开物》原著校勘断句、日文译注及专题研究于一体，在体例上是最为完善的本子（图73）。

　　50 年代时，薮内博士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的科学史研究班。当时以《天工开物》为课题。在每周至少开两次讨论会，由薮内主持，参加的有吉田光邦、大岛利{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26_1.bmp}一、天野元之助、篠田统、太田英藏、木材康一等专家，大家作集体研究，由薮内氏总其成。在取得文部省资助后，这项专题很快便以胜利告终。薮本的出版给现代不能直接读《天工开物》原著的日本广大读者和通晓日本语的外国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对这项工作的开展。薮本第三部分己于1959 年由吴杰译成汉文、由章熊作补注，以《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为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又重印一次。这一部分还由苏乡雨译成汉文，1956 年以《天工开物之研究》为名在台北出版。

　　就这一部分而言，海峡两岸已有了两种汉译本。50 年代初，当我年青时读到三枝和薮内这两位老前辈的研究论著后，深为他们热爱中国科学文化的精神所感动，因而发愤学习。是这两位日本前辈的激励，将我引向研究《天工开物》的道路上来。可惜，三枝翁于1963 年在东京街头因车祸而不幸过世。我素慕其人，而终未得面教。但有幸数度拜见薮内翁，他治学无止境，于1969年又准备了另一新版。

　　十、华本。

　　本世纪50 年代以前，中国出版的各种版本，因缺乏善本为底本，故在文字及插图上都有不尽满意之处。1952 年国立北京图书馆入藏明刊涂本后，大家都盼望一睹为快。因属珍贵版本，能见到的读者毕竟有限。为此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涂本照原样影印，实为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将其称为“华本”。此本分三册线装，印以竹纸，见此本如见涂本。从此国内外研究《天工开物》的学者有了最可靠的善本。该本有编辑所写的《天工开物后记》。华本对原著未加任何变动，是单纯影印本。它不但为中、日两国，还为欧美国家出现《天工开物》新版提供了底本，所以不能低估它的历史功绩。我在本书起草过程中，亦用此本。

　　十一、任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版本史上是第11版。虽然早在19 世纪30 年代以来，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已将《天工开物》一些章译成法文，再由法文转译成英、德、俄、意文，而且1869 年他还将有关工业各章合起来出法文单行本。但这还不是全译本，只能说是摘译本。而我们此处所谈的，是指全文本或全译本。我们不否认儒莲教授工作的重要性，但这里谈的是毕竟是版本问题，而版本应有完整性。真正的西文全译本，是1966 年美国匹茨堡城（Pittsburg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的任以都博士及其丈夫孙守全（1982 年卒）合译的英文本，故此本称“任本”。任以都是中国老一代化学家任鸿隽（1888—1961）

　　教授的女儿，但她的领域是中国史。她所取用的底本是上海1959 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涂本，参考其他已出的版本，插图取用涂本。作一册16 开精装，除译文外，还包括注释。

　　任本的全名是《宋应星著〈天工开物〉—17 世纪的中国技术》（T‘ien Kung Kai wu-Chinese Technology of theSeventeenth Century by Sung Ying—hsing）（图68）。此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在欧美各国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各国{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28_1.bmp}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提供了原始文献。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该本书首有译者前言，书末有中西度量衡及时历换算等附录及索引。这个版本就英文行文本身来说，是无可挑剔的。但由于《天工开物》内容广泛，加上技术术语很多，中西文字又有差异，所以在一些技术术语及字句的翻译上，诚有商榷余地。对此，何丙郁及罗荣邦二先生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如不可将黄牛（Bos taurus）译成“the yellow ox”等。①我们也可补充说，将《杀青》章中的“纸药水汁”译作a chemica1 solution 便颇费解，不如按造纸业行话译成paper-drng solution 更近汉文原意。而“羊桃藤”应作“杨桃藤”即猕猴桃藤（Actini-dia chinensis）不可译为yang-t’ao vine 等等。如从专业角度利用这个本子时，首先要小心其中术语的翻译。李约瑟博士己指出了这一点。但要考虑到《天工开物》在翻译上的难度很大，而此本毕竟是带了个头。万事从头难，开头作这件事总是有意义的。{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29_1.bmp}十二、薮乎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日本国出版的第三个《天工开物》版本，是薮内清博士提供的第二个日文译注本，在整个版本史上属于第12 版。自从1952 年薮本发表以来，各国学者们发表了书评，提出一些对译文的意见，而1959 年中国又出版了影印的涂本，1966 年任以都的英文本也问世，而原本研究篇又有了汉本译本，1952 年薮本早已售光。薮内氏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决定再出个新版本，以简明精干为特色，主要面向青年读者。

　　此本以薮本第一部分译注篇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删去其中汉文原文及研究论文，只取《天工开物》日文译文及注释。它作为《东洋文库》丛书第130 种，由东京的平凡社于1969 年出版，故称为“薮平本”。此本作一册布面精装36 开本，铅字竖排，字体较小。但书是很便于携带的，所占体积甚小（图75）。我先前未见此本，以为是薮本的再印本，待在京都得薮内先生面赠此本经研究后，觉得应视为另一独立的版本，此本前有译者前言，接下是译文正文及译注，最后有译者写的解说，附有索引，插图当然取自涂本。对照此本与1952 年薮本，我们发现在译文上有很多改进，解说篇也增添新资料。它在体例、开本及文字上不同于薮本，列为另一新版是有理由的。此本特别受到读者欢迎。我在1981 年访日时已重印14 次，待1985 年再去日本时又印到第16 次了。几乎每年都重印一至二次，可见薮平本久售不滞。年近八旬的薮内老先生在1984 年第16 次重印本的解说篇后，又写了《对第十六次重印本的补遗》，这里他吸取了中国学者提供的新资料。他这种严谨而认真的治学精神值得学习。学者无分中外，凡宜效法者均当称师矣。

　　十三、钟本。

　　这是20 世纪70 年代在中国出版的译注本，在整个版本史上是第13 版。此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76 年出版，由广州中山大学同各省市25 个有关专业单位协作集体完成，书的注释者署名为“钟广言”，并无其人，是集体写作班子的署名，故称其为“钟本”。该本与中国先前出版的各本相比，采用了全新的体例。其特点是：（1）全书一律用横排汉字简体铅字印刷，附以新式标点符号；（2）正文原文经过文字校勘，错字较别本少，另又译成现代汉语；（3）正文后有注释，正文用四号铅字，注用五号字，易于区别。此本作一册大32 开平装，以涂本为底本，插图也取自涂本，一改陶本以来插图安排之失当。书首有前言、目录，接下是正文，但插图比例似乎缩得过小，书后无索引。但各章前都有一段按语，似无必要，因为在1975—1976 年的历史条件下，写出的按语连同正文中某些注文，难于摆脱当时流行的某些错误观点。阅读此书时宜注意这些地方。其余大体说来是好的。这个版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更易于普及。

　　十四、李本。

　　这是本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的第二个英文全译本，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在版本史是第14 版。此本于1980 年收入《中国文化丛书》，而由台北的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出版（图76）。我们在1981年考察《天工开物》{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31_1.bmp}版本时还没有看到此本，因而没有提及。及至1982 年我在美国出席芝加哥举行的全美亚洲学会年会，会场上见到台湾出版商展售此本。译者在译者前言中指出，早在1950 年台北的李熙谋博士便发起翻译《天工开物》，并成立了工作小组。1956 年完成初译稿，因某种原因没有及时出版。1975 年李熙谋逝世后，译稿遗失。后来研究中国化学史的专家李乔苹（1895—1981）

　　博士，找到失稿后再次主持英译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李乔苹、沈宜甲等15 位先生，终于在1980 年问世。

　　次年（1981）李乔苹先生也逝世。为纪念这两位先生的业绩，我们称此本为“李本”。由于海峡两岸信息不通，李本仍以过时的陶本为底本，插图亦取自陶本，这就显得不足。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供翻译的明代版本”。不过要是这些科学家与当地史学界通个气，他们就会知道明刻清修本早已藏于台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且他们也完全还可以参考薮本，便不致走弯路了。

　　顺便说，李乔苹先生是《中国化学史》（商务印书馆，1941）的作者，这是第一部中国化学史专著，其中有些章名也沿用《天工开物》，而且多次引用此书。李氏的化学史后来有英文版，题为《中国古代之化学工艺》（The ChemicaI Arts ofOld China，Easton，Pennsylvania，1948）于1948年刊于美国，1979 年再版，此书又被译成日文。70 年代他又在台北发表中文扩充版。当李乔苹先生主持《天工开物》英译时，上海早在1959 年就已经影印了明刊涂本。我们的台湾同行没有利用国内现代的善本，这也许是信息隔绝的损失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要是台湾学者与大陆同行携手合作，不管是翻译还是研究《天工开物》，都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李本着手翻译早于任本，但迟于任本出版。将两本对比后，我们看到是各自独立工作的，因而现在有了两种不同的英文全译本，都是出于华人之手。李本作一册大32 开精装本，书首有译者前言，接下是译文正文及译注，书未附有丁文江为陶本写的跋，还有宋应星小传及中国度量衡表、索引。关于《天工开物》书名，最初李熙谋译为Development of Materials by NaturalPOwer，意思是“借天工开物”，后来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译为“天工开发”（Exploitation of the Works of Nature）于是李本便从李约瑟译法，全书名为：《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或天工开发，17 世纪的中国农业及工业）（T‘ien—kung Kai—wuor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s of Nature.Chinese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SungYing-hsing）。（图76）

　　此书译文由旅居在台北的美国人拉力果夫（G.Larikov）及霍兰（Anthonv D. Hol1and）作文字润色。由于译者多是专业科学家，有助于理解原文，但似乎历史方面不见长。因此该本与任本在译文上都各有短长。比如，宋应星在序末写此书“书于家食之问堂”，李本没有译出，而任本译为：Written in the Hall of lnquirity into theHome Arts（“书于研究家务技术之堂”），就看出有历史及古文知识的优点了。不管怎样，李本在英译《天工开物》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十五、赣科本。

　　这是80 年代出版的版本，在版本史上是第15 版。书名为《天工开物新注研究》，作一册大32 开本，1987 年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故称“赣科本”。将此本与1976 年钟广言本对比，则可看出它在正文体例安排及文字内容上与钟本基本上相同。但钟本作者署名“钟广言”，这本来是当时集体写作组的共同笔名，而赣科本此次则署名“杨维增编著”，则确有其人。料想他当年参加过“钟广言”写作组，现在在1976 年原有集体劳动成果基础上对钟本加以改编，删去钟本对各章写的按语，重写前言，加入七篇他写的研究文章，排除了钟本一些错误观点及错字、错注，比钟本有改进。比如钟本将“磨不”误为“磨木”、“黄罐釉”

　　误为“黄罐油”等，这次都作了改正，此本会受到读者欢迎的。但它仍有改进余地，比如钟本（涂本亦如此）将“腾筐”误为“誊筐”，将“松江”误为“淞江”等，此次一仍其旧。还有《舟车》章中“平江伯陈某”，钟本释为“苏州府布政使陈某”，而此次亦一仍其旧（198 页）。这就错了。查布政使亦称方伯，为省一级行政长官（从二品），苏州虽古称平江，但府一级最高官吏是知府（正四品），苏州府怎么会有布政使？实际上《舟车》章讲的是陈瑄（1365—1433），当明成祖遣“靖难”

　　燕军南下渡江时，陈瑄迎降，遂封其为“平江伯”，“伯”是伯爵的伯。永乐元年（1403）陈瑄任总兵官兼总督海运，他并未任过布政使。诸如此类，不再列举。今后如能有机会再版，希望改进。

　　十六、巴蜀本。

　　这是到目前为止《天工开物》的最新版本，由不才潘吉星提供的。书名为《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1989 年由成都的巴蜀书社出版。为表彰该社出版该书时不惜经济亏损而重视社会效益的精神，我们称此本为“巴蜀本”或简称“蜀本”。全书分上下两篇，作大32 开平装。上篇为研究篇，有8 篇研究论文，分别叙述《天工开物》产生的时代背景、作者宋应星的事迹、书中的科技成就、它在科学史中的地位、国际影响、版本考察及所引文献探原。下篇为校注篇，包括《天工开物》全文的校勘及注释。全书亦一律用简体汉文铅字横排，加新式标点符号，作一册装订（图77）{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34_1.bmp}.蜀本以涂本为底本，参以杨本、局本、钟本、薮本等，插图取自涂本。

　　此本在体例上作出几项新的安排，而与以往所有版本不相同。这些安排是：（1）正文中将所有各章、节、段，分别用三位阿拉伯数字给以统一编号，如1—5—1 代表《乃粒》第一章第五节《稻工》的第一段。使全书从章、节至段井然有序。插图用两位数字统一编号，如图18- 1 表示第十八章《珠玉》中的第1 图。（2）为使全书各章结构安排更为严密，在“贵五谷”的前提下按本评传第六章所述理由及排列方案，重新调整各章原来顺序，如将《五金》、《冶铸》及《锤锻》三章紧密相连，使性质相近的各章前后衔接，一组一组地出现，故各章次序与诸本不同。性质相近的节也予以合并，使之紧凑，不致使二、三行的小段单独造成一节。（3）涂本插图凡线条不清者，一律勾勒清楚。大幅图则去掉中线，形成完整画面，每图均占一页。正文排四号宋体，注文排五号仿宋，以兹区别。（4）此次将《天工开物》所引典籍均与原典逐一核对，发现有误，则校改正文。这是以前诸本没作过的。如《五金》云：：“《山海经》言出铜之山四百三十七”，但查《山海经。中山经》则为四百六十七，故改为“四百六十七”，在注中说明作者引误。又如《珠玉。玉》节原文作“晋人张匡邺作《西域行程记》”，乃误引古书，考证后校改为“后晋（五代）人高居海作《于闻行程记》”，且注明理由，等等。然今天看来，此本仍有排误，如戎→戒（500 页）、本→木（486 页）、粟→栗（345 页）、雨→两（267 页）、间→问（327 页）等。亦有脱字，如“则六穰”脱“六”

　　字（247 页）、“伏狮下”脱“伏”字（486 页）等。都是排校疏忽所致。当评述别本疏忽时，我们也应在此处作自我批评。看来推出没有任何错误的版本，也决非易事。

　　十七、上海古籍本。

　　这也是笔者新近提供的另一个新版本，被收入胡道静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之中，稿件已于1989 年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本当于1991—1992 年内问世。我们称此本为“上海古籍本”，从版本史上看这将是《天工开物》的第17 版。书名称为《天工开物译注》。此本在处理原文章节安排及插图方面，与笔者提供的前述校注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1）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现代汉语并加上注释，置于全书的第一部分。（2）将原著全文及校注置于全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说，将译文与原文分开，不再混于一起，而以译文为主，便于广大青年阅读。

　　如看译文时想查原文，可根据每部分的编号直接查得，因为译文及原文各章、节、段的编号是一致的。（3）插图置于译文之中，每图占一页，不再放入原文之中。此次对插图编号同巴蜀本，用两排阿拉伯字码表示，如图18—1 表示第18 章《珠玉》中的第1 图，可从图号中知道是属于哪一章。根据出版意图，这套丛书读者对象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读者，让他们先阅读语体文，如有必要再阅译文后的古文原文。这种体例与薮本是一致的，即与1952 年东京恒星社出版的译注本类似。因该本也将原文与译文分开，这样颇便读者。我们在上海古籍本书首写了一篇前言，书末附中西度量衡对照表、二十四节气换算表及全书索引。索引的编制是中国以前各本所没有。如将此本算在内，则《天工开物》在国内将有三种语体文译注本。对当代读者来说，想看到《天工开物》就不再象丁文江先生等在20 年代那样困难了。

　　以上所述的《天工开物》各版本，都包括书的整个内容。除此，还有的版本只刊出某些章的全文，而未及或未能出版其余各章。例如柏林洪堡大学的蒂洛（Thomas Thilo）博士1964 年将前四章《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全文译成德文并加注，题为《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前四章论农艺和农产品进一步加工》（Die KapiteI l bis IV Ackerbau undWelterbearbeitung der Acderbauprodukte des Tian GongKai Wu von Song Ying-xing）。书首有译者前言，对全书内容及作者作了简介，且译出总序，其专有名词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这是前四章很好的德文译作。①蒂洛在洪堡大学汉学家科尔（Horst Kohl）教授指导下，因这项工作而获得博士学位。但目前我们还未看到他有继续翻译以下各章的计划。1976 年科学出版社还出了《天工开物注释》（上册），包括前六章的原文、语译及注释，每章前也加了按语。有趣的是，此本内容与钟本很多地方相近，我们不知其中关系。这两个本子都是当时所谓“评法批儒”的产物。此本作者署名为“清华大学机械厂工人理论组”，另本则署名为“钟广言”。北方的这个本子因时局变化，此后二册未及出版。因没有出齐，此处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版本。

　　现在让我们对《天工开物》各版本的考察作一小结。在1637—1989 年的352 年中，此书先后在中外各国出现了16 种不同的版本，共印刷了42 次，平均每八九年印行一次。17 世纪时只有2 种版本，18 及19 世纪只出一种新版。印刷2 次，都在日本。这200 年在中国处于出版的低潮。但至20 世纪以来，猛然出现了出版《天工开物》的高潮，在全世界新出13 种版本，在89 年间印刷38 次，平均每两年多印一次，除汉文外，还有日文及英文版。

　　这中间在中国出现9 种新版，印刷17 次，其中大陆出8 种版印刷12 次，台湾出1 种新版，但旧版重印4 次。海峡两岸都很重视《天工开物》。20 世纪时日本国也很重视此书，共推出3 种新版，印刷18 次。其中平凡社出版的薮内译注本打破了空前的记录，15 年间印刷16 次，一年印一次。若以出版地点而言，则中国的南昌、天津各印2 版次，上海印6 版次、台北5 版次、福建、广东及四川各一次，北京竟一次都没有，看来上海、台北的积极性最大；在日本，则大阪印2 次，其余19 次都在东京，东京是出版《天工开物》最频繁的城市；此外的一次是在美国印的。照目前的这个出版势头来预测，估计到21 世纪时《天工开物》还要在国内外出现更多的新版本，它作为世界古典科学名著会受到各国学术界越来越大的重视。我们吁请我们的欧亚各国同行，能在未来的世纪里提供出《天工开物》的法文、德文、俄文和朝鲜文的全译本。现将《天工开物》各版的关系绘图如图78.第二部分《野议》等四种版本传世的宋应星著作除《天工开物》外，还有《野议》、《思怜诗》、《论气》及《谈大》四种。其中《野议》及《思怜诗》都出版于崇祯九年丙子（1636），比《天工开物》早一年，前者是宋应星的政论集，后者是他的自选诗集。《论气》与《谈天》都出版于祟祯十年丁丑，与《天工开物》在同一年问世，《论气》是宋应星的自然哲学著作，《谈天》是他的谈天之作。这两者很可能是在同一年内出版的《卮言十种）中残存下来的两种，因为在《论气》卷首有“论气第八种”、《谈天》卷首有“谈天第九种”的字样，可见在《论气》前还应有七种。古人以十为整，则《谈天》下还应有一种。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则现传世的四种，实际上来自三种不同的著作。试将它们彼此之间和与《天工开物》之间作一版本学的比较，就会发现在版式、字体、用纸等方面都大致相同，可以判断这些著作都是在江西南昌府几乎同时刻成的，有不少文字也几乎如出一刀。有人说《思怜诗》是崇祯十三年（1640）宋应星辞去福建汀州府推官以后发表的。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最大的可能是与《野议》同时授梓，理由已申述于本书第六章，此不赘述。过去谈论《野议》等版本只能就崇祯原版而发，现在情况不同了，已经有了新版出现。所以版本学问题该提到议程上来。我们想就1636—1989 年为止的各种版本在这里考察一番。

　　当宋应星在崇祯九年刊《画音归正》、十年刊《天工开物》时，是得到他的友人涂绍煃资助才得以实现。那时涂绍煃任河南汝南兵备道，因丧母正于新建居家丁忧。绍煃父涂杰万历时任都察御史及光录寺少卿，家业殷富。应星其余著作是否也是绍煃资助，他没有提及。既使提及，因《卮言十种》首卷佚失，亦无从查考。但这时他得老友再次资助的可能性亦不可排除。崇祯十三年（1640）以后，涂绍煃远离江西，任广西左布政使，宋应星恐难以再次求援了。这也是《思怜诗》不可能梓于崇祯十三年以后的原因之一。他这时在奉新李肃十起义后己“破产”，怎么还会有兴致和资财出诗集呢？然而当我们讨论《野议》等早期版本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还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确定出版者的姓氏，这个问题只好付诸阙如了。但当我们断定这些著作的出版地是江西时，恐怕没有任何疑问，而它们在同一处刻书商那里制板，也恐怕不成问题。

　　现在逐一叙述《野议》等四种的各个版本。

　　崇祯年原刻本。

　　《野议》、《思怜》、《论气》及《谈天》四种的崇祯年原刻本，现藏于江西省图书馆善本部。我们多{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41_1.bmp}年来调查了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书目，未见有其他地方再有收藏者，因此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可谓海内外孤本，十分珍贵。我第一次得见此四种原著并对之作研究，始于1963 年春。当时蒙该馆故馆长李容盛老先生允许，得以手录副本并拍摄缩微照片，回京后不久便接李老逝世消息，不胜悲痛。

　　我们在这里对肯于热情帮助研究《野议》等四种的李容盛先生表示怀念。查此四种明刊本均印以同样质地及形制的江西竹纸，而且纸幅大小、板式规格也都完全一致。经实测，单叶纸高26.5、阔17.5 公分，板框高21、阔13 公分。每单叶9行，行21 字，也与《天工开物》相同。此四种原已破散，被收藏者合订为一册，未经精细装修，封面有毛笔手书“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四种著作。蔚挺图书馆珍藏”23 个字（图79）。墨迹书法告诉我们，它虽有民国时人之书风，但却出于学者之手。古人云，书如其人。

　　我曾因二十多年前学过书法及纸张鉴定，愿不揣冒昧品评一二。从上述23个字中，我发现“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这8 个字分四行书写，但每行均不对齐（图79），盖因写字人有老花眼所致。说明他装订此书及题写封面时，年在五十岁开外。则此人必是蔚挺图书馆主人无疑，而且是他亲手装订。

　　此事又说明，他于分宜县最初得此四种书时，是分散的另册，而且其中两种即《论气》与《思怜诗》己残破不全，不但无封面，而且序文也缺页，于是才决定在自己书房里临时匆忙地装在一起。我还是坚持1981 年提出的意见，认为他装错了前后顺序，①即《思怜》应紧跟在《野议》之后，而不是在《论气》、《谈天》之后。

　　打开此四种明刊本，我们看到书首有“蔚挺图书馆藏”长方阴文篆刻朱印，此印上方再钤以“江西省人民图书馆珍藏”之方形阳文篆刻朱印。按江西省人民图书馆为江西省立图书馆之前身。查蔚挺图书馆主人为蔡敬襄（1877—1952），字蔚挺，江西新建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生平收罗江西地方著作甚多，卒后其藏书遂转省图书馆。新建王咨诚先生对蔡氏情况较熟，1976 年曾来函相告，②蔡敬襄于清末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初年任江西省教育厅视学十多年，足迹遍本省80 余县，所到之处还收集地方文献，而《野议》等四种明刊本是他在分宜县视学时所得。分宜正好是宋应星任教谕时写作这些书的地方，蔡氏于此地得此四种，自属意料中事。查1913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始公布视学规程，1917 年又公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教育厅设视学四至六名。①则蔡敬①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第80 页，（科学出版社，1981）

　　②王咨臣致笔者的信（1976 年11 月14 日发自南昌）

　　襄任职期当在1913—1927 年之间，他在分宜得《野议》等书也应在此时期，也就是他在三十七至五十一岁之间。但我们从他在装订此四种书的封面题字的墨迹看来，似乎是1927 年以后（即五十一岁以上）时所写，很象是30 年代时写的字，他得到《野议》等书之后，便藏于南昌凌云巷的蔚挺图书馆。这是他的私人藏书室。《野议》等书中，只有《野议》序及部分正文有墨书圈点，可能出于蔡敬襄之手，说明他曾读过此书（图79）。而其余三种则不见有圈点及眉批，他未曾细读全部四种。

　　然而我在《野议》明刊本序后还见有{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643_1.bmp}下列毛笔手书：“书有益有无益者，穷理有得，传之后世”15 个字（图80），字体与蔡敬襄的字完全不同，肯定是另一人所写，此人便是蔡氏以前的藏主。从书法风格来看，象是由六七十岁或七八十岁的老人所写，但此人未有署名，也未在书中钤印。我们从其用词及“得”、“传”、“后”等字运笔风貌来看，可以判定写字者并非学者，只是一般读书人。他并未认识到宋应星这些著作的价值，因而没有妥善地保存好。再细研究其书法风格，则此人所处时代较晚，大概不会早于咸丰（1851—1861），很可能是同治至光绪时人。至于在这以前的收藏者，则不可考。但可以肯定，在蔡敬襄以前收藏《野议》等书的人，都没使这些书发挥社会作用，白白地在世间陈放二百多年。直到1933—1934年，江西省教育厅编著《江西乡贤事略》而撰写《宋应星事略》时，执笔人崔骥、欧阳祖经才借得蔡敬襄所藏《野议》等四种参考。在他们执笔的《宋应星事略》中，广泛地引用了这些著作。1934 年《事略》由省教育厅以铅字出版，作为非卖品流传于世，从此人们才知道宋应星的政治、经济及哲学观点，蔡氏的藏书真正开始发挥社会作用。当他从省厅得到一些铅印本后，他自己也主动散发各地。我们身居北京的人，首先看到的便是《事略》中的《野议》等四种的引文。由蔡先生以蔚挺图书馆名义于30 年代赠给北京图书馆者，共有两份。

　　我因而想到，蔡氏很可能是当1933 年省教育厅向他借《野议》等四种时，才匆忙装订在一起并以新纸作封面题写书名。这年他五十七岁，正是写那种书法风格的毛笔字的年头。1952 年他以七十六岁寿龄而卒于南昌，其外孙遵嘱将蔚挺图书馆藏书捐献给当时的江西省人民图书馆，于是《野议》等四种始入馆内善本书库受到妥善保存，后省人民图书馆易名为江西省图书馆。蔡敬襄先生在收集、保存和发挥《野议》等四种明刊本社会效用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是一位爱国老人。在40 至50 年代的二十多年间，《野议》等四种似乎没引起世人更大注意。只是蔡先生本人在致《江西文物》（1941 年1 月创刊）信中指出：“承赠《江西文物》大作，展诵一过，内容甚佳，沟通新旧，陶铸一炉。惟关阐扬明末诸贤学术，颇有遗漏。如奉新之宋应星，丁文江评论其所著《天工开物》一书，虽在三百年前，即其研究物质之思想有利于国计民生，与现代西洋科学之意义相吻合。敝馆藏有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四种孤本，是其在崇祯时为分宜县教谕之作品。观其学术精湛，似又在《天工开物》之上，确为江西明末学术界之伟大人物。惜当时丁文江未能获见此种孤本耳。”（见《江西文物》1941 年2 期）。①我们更可惜蔡敬襄本人未能亲自执笔将介绍《野议》等卷的文章在20 年代及早发表出来。当他主动在1941 年向《江西文物》再次推荐这些书之后，却没有人响应。直到六十年代初，才有南昌的黄长椿、王咨臣和笔者等少数人将这些书作为研究对象。至七十年代后有更多的读者知道这些书的存在及其价值，只因原著为明刊孤本不便随时使用，遂有再版之议。

　　二、上海人民出版社本。

　　在60 年代时，研究《野议》等四种的人，都是直接使用江西图书馆的崇祯年原刻本。这对外省人来说殊多不便，必须亲自去南昌。我因而于1963 年先摄成缩微胶卷，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供大家阅览。同时又完成了毛笔手写本，供个人使用。为了让社会上的更广大读者一睹这四种著作的原文，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6 年出版了大32 开一册平装竖排铅印本，以崇祯原刻本为底本，由丘锋等人担任标点。书名标为《明宋应星扶著四种：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除书首有《出版说明》并刊出一些原著书影外，其余内容尽是原著正文，而没有加注。不过《出版说明》中称：“除《天工开物》外，宋应星的其他著作早已散佚。”又说崇祯年间的刻本《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是江西省图书馆在1966—1976 年间“发现”的。这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所引起的误会，因为书一直珍藏于蔚挺图书馆，而且在30 年代就已介绍于世，50 年代则转江西图书馆，既没有“散佚”，也无须重新“发现”。这个版本总的说断句是正确的，但有个别地方因准备仓促，有断错之处。比如《论气序》中“大圆之内，为方五万里中，凡重译之可至者”，竟断为“大圆之内为方，五万里中凡重译之可至者”等。原著中的脱字，亦未补足，如《野议。催科议》中“大者棘槐，小者［方］面”，却作“大者棘槐，小者面”等。然而这个版本毕竟是中断了340 年之后在本世纪出现的第二个版本。由于它的出版，使更多的读者得以看到宋应星这些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本仍有其历史作用。

　　三、中大本。

　　这是《野议》等四种的第三个版本，题为《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1987 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小32 开横排铅印一册平装本，由杨维增译注。此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是有关宋应星思想的研究，由十篇单独文章构成，介绍了宋应星在各方面的思想。下篇是《野议》等四种的原文、语体译文及注释。在体例上比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有改善，此本最大的贡献是提供了语体译文及注释，便于读者尤其广大青年读者阅读。因为《野议》等书文字及书中所述典章制度，对今天读者说来是不易读懂的，与《天工开物》有所不同。杨维增在一些专家帮助下完成了这项困难的译注工作，这就开了个头。总的说，对原文标点、语译及注释是可以的，但个别地方仍有改进余地。比如，《野议。催科议》中“故此语秘不告之至尊（指崇祯帝）。不知此治乱大关系，皆由此事之蒙蔽”一语，被误断句成：“故此语秘不告之。至尊不知此治乱大关系，皆由此事之蒙蔽。”（117 页）。

　　但在此处，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的断句是正确的。

　　在译文方面，将《谈天》第三章中《春秋》‘日有食之’，大旨为明时治历之源“中后句话错译为”其旨意成了明朝制定历法的渊源“（222 页）。

　　查“明时治历”意思是“阐明天时变化、修治历法”。典出于《易经。革卦》：“君子以治历明时”。又《思美诗》第10 首“惊人事业优《尧典》，绝世文章玩《系辞》”句，意思是宋应星心目中贤人的惊人事业超过《尚书。尧典》所载，其绝世文章使《易系辞》相形见绌。但被理解成“经世文章可以从《周易。系辞》中玩味出来”（第240 页），便不妥了，这并非宋应星本义，此处“玩”作轻视解，不是“玩味”。《野议。催科议》中“终日捶楚”应为“终日催促”，但书中未改动这类错字。还有《民财议》中“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绉额）转相告语。”在中大本中误作断句及改字，成为“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宇蹙頞，转相告语。”（103 页）。原著中“四字”是正确的，不可改为“四字”。经过这番断句及改动，已失原著本义。

　　在这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标点断句是对的。因此我们看到，以上两版本都各有千秋。但无论如何，首先应当肯定中大本将《野议》等四种作出的译注的努力。希望它再版时更臻于完善。

　　四、江西人民出版社本。

　　这是《野议》等四种的第四个版本，1988 年10 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大32 开一册平装铅印横排本。可以说是最新的版本，书名是《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包括《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的原文及注释，由王咨臣及熊飞作注。书首有王咨臣先生写的《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的来历》，接下是正文。每著前都有简短的按语，作提要性介绍。此版本对《野议》等四种原文标点及注释，总的说是较好的，但也不无改进之处。如《思美诗》第3 首“渠在峨眉绝顶行”，意思是贤者能攀登学术顶峰，但却被理解为“风流人物攀登到了峨眉山的顶峰，在顶峰上行进”（第124 页）。事实上宋应星此处是谈学术，而不是谈登山活动，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万卷淹通”、“千言立就”的德才学兼备的学者，而非运动健将。第10 页将苏州释为明代“九边”之一，恐为蓟州之误笔。第83页“釜上之水渴十升”句中，渴当为竭。又《怜愚诗》第14 首谈人口过多时“争教杀运不重来”，不可将“杀运”理解为“战争”（第13 页）而应理解为“厄运”。此本主要是原文及注，篇幅较紧凑，字也大。有古汉语根底的读者，想了解宋应星的思想，以使用此本为适宜，但此本与中山大学出版社本比较，也各有千秋。后者加注的地方更多，且给出语体文翻译，颇便一般读者，尤其青年读者。这两个版本在促进《野议》等四种著作的流传并引起各界重视方面，都各有其作用。

　　要想作深入研究者，最好将两个版本结合使用，取各自所长，则收相得益彰之效。如《野议。盐政议》中一段话在江西本中是：“所谓私盐者，乃当官掣过，按淮使者瓜期已满，而尚未之详也。？食盐之人，止有此数，而称过关桥，盐数则倍之。”（40 页），中大本则作：“所谓私盐者，乃当官掣过按，淮使瓜期已过，而尚未之详也。？食盐之人［入］，止有此数，而称过关桥，盐数则倍之。”（143 页）。试将上述两本文字比较，我们会发现江西本断句正确，但未发现崇祯原刻本中“人”乃“入”之误。中大本将“按淮使者”中的“按”断在上句中，是错误的，但发现原刻本中“食盐之人”为“食盐之入”之误，则是正确的。因为从下面一句“而称过关桥，盐数则倍之”中，确证明“人”应改作“入”。同时江西本对这段文字只给出两个注，而中大本则给出四个注，且有语译文。这个例子典型他说明，如将两本对读，取各自长处，便可更准确地把握住宋应星思想的本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种古籍有的种不同的注释本，是很必要的，不必怕重复。因为每种版本都有其特点及短长，兼而取其长，可得到最好几效果。从1636—1637年到1988 年之间，宋应星的《野议》等已有四种版本，都是在中国出版的。

　　迄今还没有外文版，这是因为国外只是在1976 年以后才有机会看到这些著作的铅印本，又因文字艰涩，不易译成外文。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也许会有外文版出现。

　　结束本书时，我想以下列献词书赠本书传主：伟哉宋公应星，斯人屈指可数。

　　身处晚明乱世，才大学博志笃。

　　撰成《天工开物》，总结工农技术。

　　环球无可比美，五洲列国称著。

　　精湛政经高见，《野议》倾吐肺腑。

　　元气五行新论，俱载《论气》一书。

　　批判天人感应，《谈天》指斥宋儒。

　　展示人生哲学，《思怜》对比陈述。

　　启蒙社会思潮，卓越代表人物。

　　一代科学巨匠，流芳百世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