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
作者：汪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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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它们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证明这一个时期是在全球历史之外的时期，那一个时期是在全球历史之内的时期。这种内外式的全球化概念恰恰是我们需要抛弃的。让我们睁眼看看当代世界的发展，看看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危机、社会腐败、政治变化，它们的社会背景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当代世界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而且也表现在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之中，表现在国内的垄断力量与跨国力量的关系之中，表现在国内经济的支配性模式之中。批评全球化过程的负面影响丝毫不能被解释为弱化对国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腐败、不民主状况的批评，恰恰相反，这一视野为分析这些国内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全新的突发现象，更不是一个价值目标。所谓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平静的、仅仅依靠技术的革命就能达成的过程。如果为了捍卫启蒙的价值（这不无道理，但要看如何捍卫以及捍卫什么）和全球化的梦想，竟至于维护殖民主义历史、掩盖全球各地由此造成的各种苦难，那真是对启蒙价值的最为基本的背叛。
正是由于看到全球化本身的内在矛盾，有些学者根本否认全球化这个概念，认为世界的真实情况是地方化。有人提醒说：第一，目前的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金融开放的程度实际上没有完全超越1913年的水平；第二，二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依赖的贸易一体化趋势已经减弱了。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全球化或以什么作为标准来叙述全球化的问题。但至少，比起那些把全球化的价值目标混同于实际现实的看法，这些学者的观点更深刻，也更为真实。不过，从历史的视野来看，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换个角度把这看作是全球化的垄断结构。殖民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国家是被迫实践“自由贸易”原则的典范，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恰恰是殖民者自身。当代世界的政治形式是民族国家体系，这一体系以分立的国家形式成为全球体系的政治形式，但它仍然是分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还是要继续使用全球化概念来描述当代历史进程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全球化过程中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正是在同一个意义上，我觉得有必要区分市场机制与全球资本主义。按照布罗代尔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资本主义是一种垄断的形式，具有长远的历史。市场机制也有长远的历史，它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相信市场机制，就不应该拥抱垄断的资本主义，而是反对这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是自由市场，也不是市场规则，而是反市场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权力的市场化和市场的权力化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象，即使它不是一种现代现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因为迄今为止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垄断形式，一种反市场的力量。这表明“两个世界”从来不是真正可以截然区分的两个世界。正由于此，我们才需要超越（并不是简单的抛弃）这两种历史形式，进行真正创造性的工作。
我们这里的有些朋友在运用哈耶克理论来论证市场秩序的合理性时，回避这个理论对于经济人的批评、对于个人作为交往的性质的阐述，却毫无批判地强化了另一面。例如，他们用“自生自发秩序”解释现实的市场和社会，却完全无视当代中国的市场制度和社会关系是通过最大的国家行为产生出来的。有人根据哈耶克有关个人知识的不完全或信息不完全的理论，追问为什么不能设想或重申哈耶克取消央行的观点；如果经济过程已经是一个“自生自发的秩序”，那么，取消央行就是可行的；如果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干预力量，那么，为什么取消的仅仅是央行就成了一个问题。事实上，许多人在反对国家干涉的同时，完全不了解对干涉的需求恰恰是从市场活动内部产生的。还有人根据哈耶克在累进税问题上的观点，反对在现实条件下实行必要的福利保障制度。的确，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照搬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是不现实的，更何况福利制度本身也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反对福利制度的观点还原到实际的生活中将是怎样的情形呢？在大量工人下岗而社会保障制度严重不完善的情况下，拒绝进行税制改革、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能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动荡。里根—撒切尔主义对西方社会造成的破坏值得我们警醒。如果有人——事实上确有其人——用自由市场理论论证金融投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在我看来，至多表示他是一位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拥护的不是市场的自由，而是市场的垄断。我在这里必须立即补充一句，这就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成为国家及其银行业的腐败、无能和权钱交易的借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这里，我们需要从现实出发，把国家的民主化和市场制度的改革与解构国家区分开来。
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拒绝对全球化过程进行批评，有些朋友误以为全球化就是市场的自由。但这是重大的误解，如果不是误导的话。最近的《参考消息》转载了日本《世界》杂志的一篇文章，题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对此作了清楚的表达。我在此不妨引述几句。这位作者说：“有人相信全球化资本主义能够充分发挥所有人的作用。他们深信这样一种理论：市场机制可以公正而有效地分配社会的各种资源。但不幸的是，市场经济与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不同的。而且，这种全球化资本主义几乎捣毁了作为市场理论基础的前提。新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把经济全球化、放宽限制和金融集中化融为一体。这与市场经济保证社会效益的资本主义特征相距甚远。此外，新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民众或民主选举的政府的经济政治权力日益被剥夺，权力正在向全球性金融这种动荡不安的、具有掠夺性质的体制转移。”在为《文化与公共性》一书（三联书店）所写的导论中，借助阿伦特的理论，我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财富与财产的差别。而这位作者则在相似的逻辑中分析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这就是把金钱与财富混同起来。这种新资本主义只关注创造金钱的能力，而世界的真正财富（自然财富与人力资本）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在急剧变化的亚洲社会里，权力和金钱的关系为这种新资本主义提供了更为特殊的条件。
现在关于自由主义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还有人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描述当代中国的思想冲突。但这种描述是对复杂的理论问题的简化，在某些人那里反映的不过是党同伐异的心态，是对尖锐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逃避。我觉得现在有关自由主义的严肃探讨很少，多的是自由主义拜物教。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情况中，当代思想的分歧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分化的现实动力在于改革本身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对于这个分配过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是否应该把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自发私有化以及社会急剧分化为阶级）作为建立政治民主的前提？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关系如何？市场的扩张能否自然地导致民主的实现？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关系如何？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怎样？是否应该对发展主义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批评？等等。这是许多背景并不相同的批判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主要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通过歪曲别人的观点，把自己的论敌打上一些奇怪的标记，而后宣称自己是“某某主义者”，就可以得到解决的。这种风气与自由的传统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