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新人类”观察
作者：苗凡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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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类”是日本作家堺屋太一的发明。这个概念是否合适与恰当？是否过于夸张而且因此掩盖了新一代人很多重要的生活真相？当然免不了引来争论。但这个概念已经在媒体上流传，被很多人姑且用之。它指的是出生于六十年代之后，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一代新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饥饿和瘟疫，他们受到正常的教育，享受富裕的生活，感受飞速发展的技术文明，他们以不同于父兄的方式成长，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这个时代。在中国，虽然尚不具备“新人类”出生的普遍土壤，但在物质环境较为优越的深圳，“新人类”已开始产生，这或许标志着当代青年成长的一种趋向。
“新人类”走到我面前
遇到郭耀昆，我一直以为是人生中不多的可以称之为机遇的事情，是这位年轻人让我在来深圳不久就进入了一个有趣得令我着迷的属于社会学的领域。
记得那是在199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一位年轻人打电话到我所工作的一家杂志社，说几位玩自行车的朋友有心结识记者。星期天上午，当我如期来到杂志社的写字楼门口，远远就看到几个戴着棒球帽的少年等在那里，每人拥着一辆漂亮的小轮单车，正是时常在街头引起我注意的那一群，他们玩的是一种在国外像滑板一样流行的自行车运动，其专业名称叫“Freestyle BMX”，中文也许可以译成“花式单车”。那位给我打电话的小伙子是他们的头，名叫郭耀昆，当然他更愿意别人叫他的英文名字Michael。
那天上午，我们谈了很久，谈得我自己很兴奋，因为几位年轻人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了解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群族。而他们显然也很兴奋，因为他们其实都还只是孩子，最大的郭耀昆高中才刚刚毕业，最小的一位才上初二，大概从来没有一位大人对他们这么感兴趣，而且这位大人还是一名记者。
他们的每一点对我而言都显得很新鲜。
——他们的打扮看似随便，却透射出属于他们才能理解的精致，色彩与款式的搭配体现着良好的审美感觉，棒球帽沿弯折的角度也透着帅气；
——他们玩的东西价值不菲，每辆单车竟价值五千多元，而他们对单车的了解则更加让人惊叹，显然，深圳的富裕不仅让他们有能力获得这些昂贵的玩具，更让他们拥有了发达的资讯和开阔的视野；
——他们的谈吐十分成人化，见解也明显与我通常理解的中学生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肯定，这些与其说来自家庭，不如说来自无孔不入的电视文化。而电视文化带给他们的另一烙印则是语言能力极强，他们和我说普通话，他们之间说夹杂很多英文的广东话；
——他们的举止相当得体，得体之外还充斥着造型感，让人感觉十分舒服。
几乎只是半天的接触，便让我从感官到思想都为之一振。在此之前，我就读过日本博报堂编写的《日本新生代》和香港学者马家辉写的《都市“新人类”》两本书，当我阅读它们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增长见识的杂览，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离我很远，就像东京、纽约、香港这些大都市离我一样远。然而，郭耀昆们的出现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这种曾经在世界上许多大都市里出现过的“新人类”在我生活的深圳也在悄然生长，他们依靠深圳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资讯和父兄们创造的富裕，正在以一代人的形式生成，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小——以至于主流学者和官方传媒还不能注意到他们，但是他们正在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壮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除了原住民和移民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他们最终会以自己的存在不仅仅成为城市中的一道风景，更会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这座城市的发展所无法忽视的力量。
“新人类”的诞生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总会出现不同的青年群落，他们敏感而可塑的心灵总是能最先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和社会前进的节奏，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其父兄更能体现出时代的特征。
六十年代，几乎是全世界都感受到了青年的力量。那个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里，社会物质丰富，青年精力旺盛。当中国青年把“造反派”作为自己的共同名称时，西方青年的脸上竟神奇地写着类似的表情，他们愤世嫉俗，叛逆不羁；他们崇尚英雄，毛泽东、格瓦拉、金斯堡、马丁·路德·金、鲍勃·迪伦等是他们心中最光辉的名字；他们热衷政治，自信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当时的中国青年投入“文革”，美国青年反战，法国青年闹学潮，香港青年反英抗暴。那是一个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革命性进步的年代，而生活在这个年代的青年也浑身充满了力量感。
可是，当青年发现世界终究不是激情所能改变的时候，他们失望了，可是他们依然需要发泄，因为他们仍然充满了力量。于是，嬉皮士产生了，怪异的发型、破牛仔裤、纹身、摇滚乐、迷幻剂是他们的标志，既然这个社会不接受他们的改革，他们就要抛弃这个世界。他们喜欢骑着哈雷摩托呼啸而过，他们喜欢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他们陶醉于性爱之中。1969年在美国纽约州的一间农场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则是嬉皮士最盛大的庆典，整整三天三夜，五十万青年冒着滂沱大雨在泥泞中参加这个露天摇滚音乐大派对，这种公社化的大聚会把嬉皮的理想“爱与和平”表现到了极致。
随着六十年代的消逝，人们走进了没有什么意思的七十年代，电脑的普遍应用、信息的膨胀、社会分工日渐细微、对高度专业化人才的大量需求、不制造有形产品的服务业在社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些东西在使青年日渐富裕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消磨着他们的激情，他们关注的世界越来越小。嬉皮士蜕变了，他们和自己的小兄弟一起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青年部族，人们模仿嬉皮士这个称呼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雅皮士，而他们昨日对社会的所有愤怒在今天只剩下了西装下面偶尔会出现一下的胶鞋和牛仔裤。进入八十年代，信息对人的包围与侵略成了社会的主要特征，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成长中的青年与机器交往的时间大幅度增加。这一系列的时代特征使得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与过去又有了很大不同，只是像嬉皮士那种得到全世界认可的界定已经很难出现。
当然，许多专家和学者也在试图总结这一时代的青年，在这些人中，以日本作家堺屋太一发明的“新人类”一词最为深入媒体(有趣的是，这位作家在不久前组成的小渊内阁中出任了经济企划厅长官)。尽管这是一个日文词汇，但不用翻译中文读者也能对其含义了然于心，所以，在香港台湾等地都对“新人类”实行拿来主义，照直搬用。按照堺屋的解释，“新人类”应该出现在比较富庶繁荣的大都市，在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都有“新人类”的出现和存在，同物质的富足相对应，“新人类”更依赖文化的发达和社会的开放，所以，在十分富有的沙特、文莱等国，就无法产生“新人类”。“新人类”在各个国家出现的时间早晚不一，在日本，堺屋太一给出的时间划界是1965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在深圳，“新人类”的产生应该稍晚一些，大约以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
当然，除此之外，“新人类”的产生还有一系列的微观条件，例如家境良好，教育正常，健康状况良好，身体形态没有异常等等。总之，“新人类”是发达社会里的正常产物，而不是一种变异的结果。
一群消费动物
如果让“新人类”和旧人类(旧人类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只是临时用来指称不同于“新人类”的所有族群)站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如果要问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答案只能有一个：消费态度。
对于旧人类来说，消费只是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面对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他们总是显得无可奈何，他们并不明白许多同类商品之间的细微差别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拥有最好的电视，却从来没有用过“丽音”和“画中画”的功能，而更多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没有用处。旧人类就是有钱，也时常陷入“选择的困境”，有钱也不知道怎样将钱高质量地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