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我们这一群人
作者：吴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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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网上一口气读完网络小说《活得像个人样》，现在重读于《天涯》1998年第6期上的该小说，更深切地体会到它实在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的我们这一群人的生活与心态状况的绝妙写照。这里的“我们”，范围从小到大可以是“我与我身边的年轻人”、“网虫”、“电脑玩家”……“当代青年”。但由于“我们这一群人”在本文中并非一正面高大之形象，故此为避免因笔者的评论不当而招致随后的连番“致歉”，特于文首声明：这里的“我们”一词仅限于前面所列的第一种范围。当然笔者更欢迎善意的读者去作多层次的解读。
我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可能是由于所选工作与所处行业的关系，我身边经常聚着这么一批人：长发、嗜烟、迷网络、爱摇滚、衣着不羁、举止另类、曾遭女生抛弃、现常沉于游戏……”如果不是有十成把握肯定身边的这群年轻人中似乎还没出写小说的材料，我简直要怀疑这篇“作者缺席”的网络小说“最早”就是出自我的某位朋友之手。因为小说内太多的场景、事件，甚至是对白的言语统统都可以轻易地在我们这群人所历的生活中找到原型，——对号入座。一直以来，我也觉得一种超近距离的观察，实在无法洞察现实问题深处的复杂性，因此我通常拒绝轻易地去言述和反思“我们这一群人”。然而《活得像个人样》就像是一面明晃晃如影随形的镜子，令我最终无可遁体，逼使我直面“镜中的我”。我是该为“活得像个人样”写些文字了。
对社会现实的严峻叩问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迅速形成。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释放了社会的活力，同时也使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化又使得原来维系社会的一整套终极价值及其相关的伦理体系分崩离析。表面看似热闹繁华的商业气氛背后，无数新的社会问题正悄悄地浮上水面。
面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热情而又粗鄙、活跃更添卑俗的社会，当前一代“文革”后出生、成长的青年尚在成型中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被无情地横腰截断。在很多人那里，原先的道德标准──“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在九十年代被“证伪”，在市场面前雷锋成了“傻子”；原先的伦理体系──“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被彻底颠覆，所谓的公共性正在遭到无情的消解；原先的社会理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乌托邦信仰已经被骤然而至的商品大潮连根卷走，精神的废墟上只回荡着钱币的响声。社会的巨变使得在原先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很多青年顿感无所适从。
《活得像个人样》里的第一人称主角──天灰，大学毕业后从事于计算机行业。按理看来这在国内应该是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对于知识青年而言也应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但天灰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白领阶层，实际上只是一种介于蓝领与白领之间的高级技工。传统的技工用老虎钳、螺丝刀，而新一代的技工则使用键盘和鼠标。对于新成长起来的掌握高级数字化技能的一大批像天灰这样的“技术精英”来说，这样的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显然与其原先的期望有相当的反差。
这种心理的失衡首先表现于他们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前所未有的反感。小说一上来，天灰就对其公司老板咬牙切齿：“傻丫的早晚做了他！”其实不难挖掘出这种仇恨的社会根源。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市场机制的日益推广，“钱”一下从诸如道德、知识、能力等传统个人评价标准背后凸显出来，成为了当代青年自我衡量、自我确认的首要向度。于是，青年对钱的交易关系、钱的来龙去脉特别关注，一种对“剥削”、“出卖劳动”的意识逐渐变得敏感和强烈起来（“我不就是一个牲口吗？和街上野鸡的区别不就在于她们卖的是肉体我是劳力吗？”）。对自己劳动价值的自信估算与实际收入的巨大差别（也有不少是纯心理因素造成的差别感）使得当代知识青年潜意识里充满了对某些老板、或钱比自己赚得更多更快的某些富家的仇视（“妈的！又一个资产阶级！我恨得牙疼，打定主意等他来了找借口扇他两嘴巴”）。而整个社会兴起的所谓的拜金主义潮流，“有钱的就是大爷”之风又极强地刺激着青年对金钱占有的欲望，甚至达到病态的贪得无厌。因此天灰不断找机会报复老板，最后还是“黑”了他老板一把，揽私活净赚了四万元。同时，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市场刚放开期间，先富起来的并不是体制内部的知识分子或民众，而是当时处于体制外的社会无业人员。他们并没有原先体制内部给予的种种保障，因此便赶鸭子上架出来“搏”一次，结果，正是利用了改革初期的诸多优惠条件与市场机制不成熟的种种漏洞，他们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他们当中，某些低素质的“老板”出手阔绰、起居豪华，还包包“小蜜”、“明星”。这在具有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的知识青年的内心无疑成为一个极大的亵渎和耻辱，以至于“我心里一阵苍凉，原来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又拼死拼活干了四年，还不如一个傍大款的黄毛丫头有钱”。在心理极度扭曲与不平衡的状态下，青年们承受着来自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和摧残（“老板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把我剥削得只剩一张皮了。最可恨的就是把我痛苦的权利也都剥夺了，只给我留下忍耐和麻木”），并由此积蓄了强大的反抗势能。
不平衡感还体现在当代知识青年对社会某种现实的普遍不满。天灰曾无情地嘲讽着资本体制，“没想到现在的医院做流产这么替顾客想得周到。都一脸歉疚好像很对不起你似的。绝不是想象中的声色俱厉问长问短的。他妈的大概现在从事这一行的竞争对手太多了吧”。也难怪，高唱着“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这一代青年，刚踏上社会却骤然遭遇体制的巨大变革，原先的种种许诺都已经成为一张张“空头支票”，在现实社会中却处处陷于被某些权势者“压迫”和“剥削”的地位，也没有看到更多的对青年有效的社会保障，于是失望，对未来的迷惘便凝聚成一种强烈的“集体无意识”：“我们被制度抛弃了”。这种“社会弃儿”的心理认同导致青年们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因此天灰曾经愤愤不平地诉说：“我从小就是工人领导阶级的接班人，长大了却他妈的成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究竟是谁抛弃了我？”
市场中权力与金钱的逐渐集中与垄断，使原来社会的某种公共性在很多地方丧失，公共话语遭到解构，有关“公共”的各种道德规范也被无情拆解。市场已经日益成为没有规则的游戏场所。小说中天灰的老板将手下跟班小曹“废了”（打残一条腿）后，还能舒舒服服地在北戴河与“小蜜”泡澡。这一事件对于天灰的影响是无形而深刻的，促使他最终总结出一条：“还是钱最重要”。同时，对“私利”的追逐造成了私人与公共间的矛盾和分离。为了保护这种在当下仍显脆弱的私人性，于是一些相当粗鄙化的保护方式开始盛行，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冷漠感的加剧均源于此。天灰的心态可为此中典型：“自己发泄够了，管他妈的别人死活！谁又管过我？”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三真（正）原则”以作为人与人之间“理想的无障碍沟通”规范：一是真实的，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二是真诚的，说话者不是想有意欺骗受众；三是正当的，话语应符合相应的社会规范（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中的很多地方，“真”啦“正”啊的标准都早已是明日黄花，很多人都拥有着多种“面具”，都是“很合格的演技大师”。“变脸”这种以往属于高难度的技巧，如今的青年们却不少都能举重若轻，施之毫不费力，“变”时毫无惭意。当天灰盯上“国产爱情”（小说中一女角的网名）时，便“给自己定位和她玩纯情，无耻了这么久，也该换换面具了”。在市场拜物教的允诺下，无限度无序化地追求私利已经使得整个社会的原有公共性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哈贝马斯最最担心的就是“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消逝，当“私人性”大口地蚕食“公共性”之时，维系一个社会的基石也随之松动、瓦解，冲突、暴力与诈骗也就渐渐替代秩序和规范而“狼烟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