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
作者：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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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或许更为直观而清晰。那是1996—1997年间矗立在北京老城的主干道长安街中心地段的巨幅广告，三棱柱形的活动翻板不间断地依次变换、展示着三幅画面。其中之一是一幅政治性的公益广告：红色衬底上白色的等线体字样书写着：“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而出现的则是连续两幅画面华丽、色调迷人的“轩尼诗（Hennessy）X.O”的广告（2）。我们间或可以将其视为一处呈现九十年代文化冲突的空间：公益广告所采取的经典社会主义宣传品的形式，及其内容所昭示的当代中国作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堡垒的意义；与之共处的是轩尼诗广告所负载的跨国资本形象、消费主义所感召的奢靡、豪华的西方“现代”生活范本。这里无疑存在着某种“冷战”时代形同水火的意识形态对立，存在着F.杰姆逊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的“生死搏斗”（3）。但事实上，这正是一处颇为典型的九十年代文化的共用空间：它所展现的与其说是一种冲突，不如说是一次合谋。其1：2的时空比，则暗示着一次中心偏移与中心再置的过程。
经济拯救取代（经典社会主义的或政治民主的）政治拯救，成为别无选择的中国未来之路；作为全球化过程必然的伴生物，消费主义便成了九十年代中国很多地方社会、文化景观最强有力的构造者。然而，这里发生着的并非一个线性过程。如果说，在上海——中国第一工业都市，昔日的东方第一港，“十里洋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人民广场确已连缀在消费风景之中；那么，在北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广场”仍并置在两种乃至多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运作之中。当众多的商城、商厦、购物中心、连锁店、专卖店吞吐并分割着都市的人流，天安门广场仍是国庆盛典及1997年6月30日为庆祝“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组织彻夜联欢的场所。而在南中国的第一都市广州，一种更为“和谐”的组合是“青年文化广场”：大商城间的空间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项目——青年联欢及组织“文艺演出”的场所。因此，“广场”称谓的挪用，是一份繁复而深刻的暴露与遮蔽，它暴露并遮蔽着转型期中国极度复杂的意识形态现实，暴露并遮蔽着经济起飞的繁荣背后跨国资本的大规模渗透。但对于九十年代很多中国人来说，远为重要的，是迷人的消费主义风景线，遮蔽了急剧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再度分化的沉重现实。
“无名”的阶级现实
九十年代，围绕着Plaza，在中国都市铺展开去的全球化风景，不仅是商城、商厦，也不仅是星罗棋布于中国主要都市的麦当劳、必胜客；而且还有充满“欧陆风情”的“布艺商店”（家居、室内装饰店）、“花艺教室”（花店）、“饼屋”（面包房，这一次是台湾译名）、咖啡馆、酒吧和迪厅（舞厅），还有拔地而起的“高尚住宅”区，以及以“一方世外桃源，欧式私家别墅”、“时代经典，现代传奇”或“艺术大地”为广告或为名称的别墅群。曾作为八十年代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核心的“走向世界”、“球籍”、“落后挨打”、“撞击世纪之门”，在这新的都市风景间也成为可望并可及的“景点”：商业国际电脑网络的节点站的广告云：“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有多远？——向北1500米”；长安街上的咖啡馆取名为“五月花”，地质科学院办的对外营业餐厅名曰“地球村”。命名为“世纪”、“新世纪”、“现代”或“当代”的商城、饭店，名目各异的公司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一时间，中国人作为“快乐的消费者”取代了“幸福的人民”或“愤怒的公民”的形象。似乎是一次“逻辑”的延伸，“在消费上消灭阶级”的“后现代”社会图景，取代了无阶级、无差异、各取所需、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远景，成了人们所向往、追逐的现世天堂。
与此同时，于1994年以后再度急剧膨胀和爆炸的大众传媒系统（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报纸周末版及周报、大型豪华型休闲刊物），以及成功市场化的出版业，不仅丰满并装点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生活，而且也常常屏壁式地遮挡社会现实。比如新富（New Rich）群体的崭露头角引人注目；与此相关的文化呈现是呼唤、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作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话语构造成功的一例，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常识”之一，是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共享的对“中产阶级”的情有独钟。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尤其是在对战后实现经济起飞的亚洲国家之例证的援引中，一个庞大的、成为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标识着经济起飞的实现，指称着对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逃离，意味着社会民主将伴随不可抗拒的“自然”进程（以非革命的方式）来临。此间，为八十年代有关讨论所忽略、为九十年代的类似表述有意遗忘的，是无人问及十三亿人口之众的中国，面对着瓜分完毕、极度成熟的全球化市场，背负着难于记数的历史重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度；更没有关心那些无法跻身于中产阶级的人群（“大众”或“小众”）将面临着怎样的生存。
一个更为有趣的事实，于九十年代陡然繁荣之至的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至少在1993—1995年间，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定位在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与消费之上。这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文化需求，不如说是基于某种有效的文化想象；作为一个倒置的过程，它以自身的强大攻势，在尝试“喂养”、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除却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中国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外，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新现代》、《How》等纷纷创刊。如果参照1996年国家公布的各城市贫困线收入，类似杂志定价高达中国“最低生活保障”收入的1/10或1/20（在国家公布的《全国部分城市最低生活标准》中，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为170、185、200元人民币）（4）。相对价格低廉、因而更为成功的是形形色色商业型小报。后者索性名之为《精品购物指南》、《购物导报》、《为您服务报》。类似出版物不仅以其自身充当着“高尚趣味”的标识，而且确乎体贴入微地教化着人们，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产阶级成员，如何使自己的“包装”吻合于自己的阶级身份。1995年的《精品购物指南》上索性刊载文章，具体告之，收入达五千元者应穿戴某一/某些品牌的时装、搭配何种品牌的皮带、皮鞋、皮包、手表；并依次类推出四千元、三千元、两千元者又当如何如何。某些售房广告引人注目地标明：“为名流编写身份的建筑”（5）。于是，商品的品牌文化便作为最安全、又最赤裸的阶级文化登堂入室。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国第一部百集大型室内剧（准肥皂剧）”《京都纪事》为标识，名曰《儒商》、《东方商人》、《公关小姐》、《白领丽人》、《总统套房》等等的电视连续剧，充斥在全国不同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之中；所谓“商战”故事，显然在以不甚娴熟得法的方式，展示着中产阶级或曰新富阶级的日常生活情境与魅力。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类似电视剧尚且是由Plaza风景、五星级饭店、总统套房式的豪华公寓、一夜骤富的泡沫经济奇迹、红男绿女、时装品牌组成的“视觉冰淇淋”；那么，到九十年代中期，颇为风行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等等，已不仅准确地把握着一份温馨忧伤的中产阶级情调，而且开始以曲折动人的故事，娓娓诉说着中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规范。恰是在1994-1996年间，曾被目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以王朔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开始有效地参与构造中产阶级文化，或曰大众文化，至少其颠覆性因素已获得了有效的吸纳与改写（6）；倡导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者亦开始明确倡议“为中产阶级写作”。于是，在九十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的中国文化风景线上，种种话语实践凸现着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文化；但除却优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确乎处在阶级急剧分化中的中国社会状况，却成了一个“不可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