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学府回望
作者：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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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罗家伦励精图治，改变了中央大学的面貌，在校长就职演说中，罗家伦指出中国的许多问题，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化”，因此大学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他上任以后，中央大学的风气焕然一新，大家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迅速把中央大学建设成人才库。罗家伦首先在师资上痛下大功夫，知人善任，一时俊彦云集，如经济学家马寅初、画家徐悲鸿、农学家金善宝和蔡旭、天文学家张钰哲、化学家袁翰青、医学家蔡翘等，纷纷被网罗到中大的旗帜下。1933年，仅理学院就新聘了十多名留学国外的学者。
罗家伦曾意味深长地说过：“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早在他做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就有过许多慧眼识英雄的掌故。据说当年钱钟书先生考清华，数学不及格，结果经过罗家伦特批，才有缘进了校门。这是一个典型的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为了用谁不用谁，罗家伦得到了伯乐的美名，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中央大学并没有因为是“首都大学”，而官味十足。“诚，朴，雄，伟”的学风，和李瑞清所倡导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一脉相承。
罗家伦的宏伟理想，是把中央大学建成中国的哈佛，建成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由于当时抗战是主旋律，罗家伦多次表示，“中央大学的抗日对象，就是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而在“科学和一般学术”方面，要赶上和超过东京大学。中央大学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抗战前夕，中央大学曾在今天的石子岗一带，征收了八千亩地，作为中央大学的新校址，一个宏伟的大学城计划已经开始实施，草图已经画好，工学院和农学院的主要建筑已投标开工，可惜几个月以后，抗战爆发了，罗家伦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就永远夭折。今天，当年的中央大学新校址，成了南京火葬场所在地，此一时，彼一时，扼腕叹息，不胜感伤。
中央大学一度当仁不让地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中的龙头老大。四十年代初，教育部挑选若干资深教授，为部聘教授，在最初两批的四十五名中，中央大学独占鳌头，有十二人入选，比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抗战期间，蒋介石亲自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改任永久名誉校长，官僚主义不断地向中央大学渗透，然而中央大学良好的学风，使得种种歪风邪气得不到过分发展。虽然当中央大学的校长，和当教育部长差不多，像朱家骅，就是当了一年的中大校长以后，改任教育部长，但是“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大趋势，使得那些想靠读书做学问为跳板做官的人，在中央大学根本找不到市场。到四十年代末期，我国最早的八十一名院士中，有三十三人和中大有关，他们或者在这就读，或者在这执教，深受人们的敬重。
在莘莘学子的心目中，一个人的价值，没有什么能和学术地位相比。在校友目录上，我们可以见到一大批名闻遐迩的佼佼者。他们是各个学科的大专家和大学者，在不同的领域执其牛耳，不仅在国内学术地位上举足轻重，也活跃在港台，包括称雄在欧美。台湾的“教育部长”，“国史馆长”，香港大学的校长，是中大的毕业生，其他如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女会长吴健雄，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教授许靖华，也是中大的毕业生。中大毕业生中人才济济，他们都是良好学风的直接受益者。
学风是一件大事情。学风可以是一股浩然正气，那些平时埋头做学问的书呆子，在国难中，表现出一般官僚们绝对做不到的献身精神。譬如中大农学院的教师，在日军逼近南京时，为了不让辛苦培养的良种禽畜落入敌手，便带着它们一路颠簸，经过江浦，经过安徽全椒和合肥，到达河南商城一线，一路辗转数千里。日军在后面追击，敌机在天上轰炸，有时干脆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然而中大农学院的教师，并没有只顾自己逃生。没有任何运输工具，为了赶路，只好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那些从美国、荷兰、澳大利亚进口的牛羊猪身上，这样赶着畜群徒步跋涉，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入冬天寒地冻，人畜疲惫不堪，不得不躲在桐柏山区休整过冬，等到第二年春天再登行程。
既然有老师做出好榜样，学生的当务之急，就是读书，就是把书读好。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刻苦读书风气不变，学习成绩在同时期大学生中，仍然名列前茅。1940年，教育部采用自由参赛的形式，举行大专以上学校学业竞试，分甲乙丙三组，分别是一年级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毕业生论文，结果中大学生独占鳌头，是总分第一。当时的中大学生曾有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之戏说，所谓顶天，是下雨没有伞，大冬天没有帽子，所谓立地，是鞋袜洞穿，赤脚着地，而裤子的前膝和后臀，都穿破了，便是所谓的空前绝后。苦学带来的乐趣，是未经过者不能体会的，而一流的好大学，没有学生的苦读精神，所有的种种美好设想，都将像肥皂泡一样，很快会消失。人生可以用来苦读书的机会，本来就不多；不多，却还要耽误，这是让人说到就心痛的事情。
叶兆言，作家，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叶兆言文集》(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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