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堂姐，怎么说你好
作者：白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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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有趣,笑了起来。不懂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记者。
“烦。”他只说了一个字。
在这个引人注目的家庭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很整洁,一切井然有序。谁都能看得出是阿珍一肩撑起了这个家庭,她在精心构筑着一座大厦。但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维祥说,“现在的生活费长了,我们两个就那么点钱,我是个病人,要更多的钱。那怎么够。”
他心里有股怨气。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确实是政府的负担,问题是“他们为什么纵容那些贪污分子?”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好像都了如指掌。阿珍上班去了,他一个人在家,常常在窗前伫立几个小时都不动一下。他心里有一个洞,装满了辛酸与悲哀。
当然在那几天里,我也见过他发脾气。那天中午,维祥叫阿珍做了一个回锅肉,在饭桌上,阿珍说那肉有味道,恶心死了,放下饭碗就想走开,阿珍那时正忍受着恶心等怀孕的早期不适。维祥生气地说,“你要是嫌弃就趁早滚,我也眼不见心不烦。”阿珍只好坐下来吃了一碗饭。
不过维祥解释他正是把阿珍当作最心爱的人才这样跟她发脾气。他的脾气来得快,有时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每当夫妻双方一场恶吵后,他就想摇着轮椅到街上去,希望被一辆汽车撞死。
“不过我从不出门,不舒服。”因为残废,他的性格变得敏感多疑起来。阿珍说,其实她也想像别的情侣那样在黄昏时分相拥着在草地上漫步,哪怕他坐在轮椅里,她在后面推着他。可是他受不了别人的目光。
有次我正跟阿珍在厨房准备晚饭,维祥就在客厅跟他过去的一个战友说着很不雅的笑话,我便问阿珍,那时她父亲是不是真的到部队要求判刑,要部队首长不要批准她跟维祥结婚,还有当时的一些情况。
“我根本就不记得了。”阿珍说。
我想她不会不记得。
离开那个家时,维祥那紧封的情感似乎忍不住就要喷薄而出,当我们走到外面的马路上时,还可以看到他对着我们不断地挥手。在去火车站的路上,阿珍的话很少。我们静静地坐在候车室,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我没有让她买站台票送我进站。
回家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了他们夫妇的来信,虽然落款还是俩人的名字,但我觉得执笔的是维祥。我记得他写道,“你看,货真价实。”那是指阿珍怀孕的事情。虽然阿珍经过理智的思考后不想要肚里这个孩子,但维祥坚持要。他从未对这孩子的安全降临有过半点怀疑。他觉得这孩子是他的再生。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联系并不那么密。孩子三岁时阿珍带着她到长沙来了一趟。那时阿珍已经跟娘家和好了,也许是因为孩子的降临吧,她的母亲到浏阳去看望了外孙,于是骨肉情复活了。
那是个女孩,很机灵,长得相当秀美。在长沙的几天里,不管做什么事,她都要抬起头看着妈妈问,“爸爸呢?”阿珍说她特别贴她爸爸。“我是带不亲她的。”
阿珍本人的精神状况也比原来好多了,胖了,脸上也有了血色。她说仍然有人怀疑这孩子的来历。
我们仍然不提当年的话题,也不谈阿珍他们现在的生活现状,似乎合力避开什么东西。也许没必要再去说那些已经过去的事。
那个小女孩是我们最好的话题。她们住一星期就走了。
1995年初夏的某一天,母亲突然接到阿珍的电话,说维祥患尿毒症住在医学院附属一院。母亲当即就跟父亲赶去了,而我因为手上拿着当天去深圳的机票没有能去看他们。一个月后回长沙,当天下午母亲就陪我去了。路上母亲说,维祥这次是没有救了,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病房的窗帘拉得很严,房里阴沉潮湿,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进去时,阿珍站在病床前手上提着热水瓶正要出门,维祥躺在病床上,脸背着门在跟她讲话。
阿珍看到我们了,叫着朝门口走过来。维祥也跟着转过脸,他的眼睛瞪着我,好像从不认识我这个人。他的样子完全变了,胖嘟嘟的娃娃脸像缩了水的棉花那样干瘪下去,皮肤呈咖啡色。
“还认识她吗?还记得吗?”母亲站在床边朝他俯下身。“是谁?”她指着我问他。
他瞪着我,害羞地笑了。
“妹妹看你来啦!还不好意思。刚才还在这里问阿娟有没有男朋友呢,想喝喜酒。”阿珍说。
这实在是件太过于痛苦的事情。他把手遮着眼睛哭了起来。
我们站了几分钟就离开了病房,医生说病人不能激动。我们站在走廊上跟阿珍谈了很久,基本上是说维祥的治疗问题。阿珍突然问起能不能找记者或者电视台来采访,即使不做专访,至少做一个新闻报道。她所说的很专业的术语表明她对这一行的了解。当时我的感觉是:她想寻找一个亮点。因为她已经有了被冷落的感觉,她是想靠这个亮点帮她从目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帮助治好维祥的绝症。作为女人,她身上的负担实在太重了。
我找了《今日女报》的一位朋友,他答应了。隔了几天,他就跟一位同事以正式采访的身份来到了医院。整整一上午,阿珍没有能讲出什么新东西来,只是把他们真情无价的故事又复述了一遍,这就像一只生了锈的旧油壶里盛着的油,油虽然还可以点,却没有开始那么亮了。
“你要求我们给你什么帮助呢?”记者最后这样问了一句,阿珍红着脸直摇头。这篇报道最终没有出来,因为触及到了某个敏感的话题,专访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们家在媒界没有什么朋友,所能做的只有这些。
大约是一个月后,父亲跟母亲又去了趟医院便去海南工作了。那时我也到处飞。当年底回到长沙后不久的一个早上,阿珍从医院打电话来说,“你姐夫走了。”那声音很平静。
我去了医院。阿珍正在病房里收拾东西,我一进去,她便扑到我肩上哭起来,但很快就止住了。“其实他这几天的病情特别稳,看上去都好起来了。早上醒来吃了个鸡蛋就不行了。”她说,长长地吐了口气。当时我的直觉是,这是她精神负担的结束。随着她吐出的那口气,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被吐了出来。
“哦,我那里有一箱药,医院结账时开的。医生说想开什么就开什么,反正又不要我出钱。我们等会先把它放到家里去,要不然明天县里来人开追悼会看见就不好了。”
“要那么多药干什么?”
“可以卖给药贩子。”
她用钥匙打开了病房对面小房间的门。那是医院的一间储藏室,她从里面推出一辆崭新的轮椅来。“这是你姐夫刚到长沙时在省民政厅领的,一次也没有用过。先把它放到值班室,他们答应帮我卖掉。”她仔细算着价格。
那个圣母彻底在我心里倒塌了。为维祥,那个磨难的替身。如果他知道她做的这些,会怎么想?
但是她是无可指责的。她给他的是光环,是善,是美。无论最终发生了什么,无论最初的意图是什么,一个男人得救了。曾经是两个陌路人的男女共同生活近了二十年,她让那个男人体验到了人生最绝美的爱情,让那个男人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而她却为此付出了女人最宝贵的一切,那也是生命。谁也无法抹杀这一点。
但是,我确确实实看到了她的另一面。我宁愿相信她最初的愿望是单纯的,是这么多年的世事沧桑,使她的心在苦苦挣扎中起了厚茧。
可是我不甘心,仍然想试探某种东西。1998年那个夜里接到朋友电话的第二天,我给阿珍写了信,用快件寄去的。我说,“我想去看你,我想看当初你跟姐夫的那些信和日记。”她的信很快就来了,也是快件。她写道,“要来就快来吧,现在有很多人想写我。但我希望是你写,因为我们是姊妹。”她这时已经回到八步了,并再婚,丈夫是维祥的战友。
我不能马上赶过去,便打电话给她。我说如果真要我写,我必须好好跟你聊聊,有些细节必须搞清楚。同时我提到了维祥追悼会上的那些照片,那些都是我替他们照的,我没有留底片。
“有,还在家。”不过,她说她觉得我必须先付给她适当的报酬。如果书出来了,必须有她一半稿酬。“这些年我付出的太多了,我跟你说也要付出的啊,我要费精力去想那些事,这需要补偿。”
我挂上了电话。如果是别人提出这种要求,我或许是能接受的,但是她,我无法面对。
可是她又有什么错呢?站在她的角度,那绝对是合理的。在一个经济社会里,她要想生活得好些,不能不如此。
可是,无论如何,一出凄美的爱情戏确实谢幕了。
白絮,作家,现居长沙。有小说、散文若干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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