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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1999年第6期

发给当代歌词的病危通知

作者:贾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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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耳朵才能听得懂这样的歌词:“你是那么咄咄,你是那么乖乖。”这是电视剧《康熙大帝》主题歌《千古一爱》中的两句男女对唱,表现的是康熙和苏嘛喇姑的相互倾慕和美誉。且不说,它把“千古一帝”及其女侍弄得缠绵肉麻如现代矫情男女,仅就歌词而言,文韬武略的一代君王就此变成了输尽文采的语言残废。“咄咄”是“咄咄怪事”的“咄咄”,还是“咄咄逼人”的“咄咄”?“你是那么咄咄”,如果可以这么胡写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你是那么洋洋”?由此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当代歌词创作几乎可以称为“勇敢者的运动”,其中在使用我们的母语时胆量大过能力的词作者,“是那么芸芸”!
  刘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电视剧《胡雪岩》主题歌《去者》,将隐士情貌(夙愿扁舟寒江钓,风掠须发白)赋予妻妾成群的胡雪岩,已属悖谬;而它的歌词如“唯苦心良在”(“良在”翻成现代汉语就是“很在”,“非常在”。不论古代和现代,都没有这么说话和作词的),“天降仇敌忾”(肢解成语,造成词意混乱不堪,只为凑成五言),“殇情暗徘徊”(“殇情”是运用现代造词法生造的“古汉语”,不古不新,不伦不类),“生死命注休然早”,“生死无价亦无保”(“命注”、“无保”,都是用词勉强,犯的是古汉语初学者的通病)等等,伤痕累累,歧义纷生,却曾上榜流行、红火一时,很能说明受众的水平和现状。
  如果说《去者》的残病与不熟悉古汉语有关,那么更大量地用现代汉语写出的病残歌词又说明了什么?陈红演唱的《喜乐年华》唱道:“真真情情爱不够”,“真情”叠用,就像将“爱心”叠成“爱爱心心”,写和唱的时候,就不感到别扭吗?高林生演唱的《错爱》唱道:“也许离开你是我最后最伤最痛的结果”,如果“伤痛”可以变成“最伤最痛”,那么“心酸”也能变成“最心最酸”。韩磊演唱的电视剧《男人没烦恼》主题歌唱道:“走出那沉甸的从前,只因这世界很大。”按照“沉甸”的简缩法,“黑压压”就可以简缩为“黑压”、“兴冲冲”就可以简缩为“兴冲”了。江珊演唱的电视剧《我想有个家》主题歌《牵手梦缘》,歌名和歌中“你我牵手梦能缘”的“缘”,都是“圆”的错别字,而歌中反复吟唱的一句“好人都祝好人的你,愿天下人一路平安”,前句宾语残缺,如果与后句构成复句,主语又混乱不明。
  其实,这类文字残缺的病因,是作者不通词性,缺乏语感,尤其缺乏对于作为艺术的歌词的审美能力。创作的一个真理是,首先要具备“把意思说明白”的能力,才谈得上“把意思说好,说得富有艺术魅力”。否则,就像马季相声里说的,是“蹬着自己的鼻子上房”。回过头看,当代歌词之病与“艺术创作”根本毫无关涉,因为它甚至低于“把意思说明白”的水平。比如,上面例举的高林生演唱的《错爱》中还有一句歌词是“难道说了我就不折磨?”查上下歌词原意,是“我”因错爱而被折磨,而不是受伤后去折磨别人,由于词作者无视主被动语态,就把词意完全弄反了。再比如伊扬演唱的《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中有“只有心中有爱,就会美丽爱的风景”、“只要心中有爱,就会穿越爱的时空”等词句。“一道风景”、“爱的时空”等时尚语,如今已经被各种文体和歌词彻底写滥,(记得名歌《一九九七永恒的爱》里就有“让爱恋穿越时空”之类)足见词坛语言贫乏的程度。
  
  二
  
  以这样的文字和文化水平能写出什么歌来,大概不难想象。事实上,在当今词坛上,立意肤浅、内容空泛的词作,并不是少数。甚至有的歌词的词意你用雷达都找不着。比如这首《锣鼓》:“从长江到黄河/一路唱来一路歌/我们向前走/幸福的生活在前头/……唱得那海蓝天也蓝/唱得那茫茫大地也笑开了怀/大家一起来/唱一首快乐的歌/呀依呀依哟”。说实话,当林依伦在那里热情地“扭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渐渐地感到一种恐怖,仿佛看见这首歌曲的制造者们像一群没有生命的影子,在摆弄着一个名叫歌曲、词意为零的物件!这几乎是某种生存状态的象征:忙乱着,争逐着,却没有意义,没有内涵——当代人感受世界、感受意义、感受深情的能力已经匮乏到这种地步了吗?
  这类歌词已经“超越”了以有价值的作品为对象范畴。细究之下可以发现,这是一种有方向的胡扯,方向指着歌词之外的目的和效益。比如林依伦唱的这首《锣鼓》,显然废话连篇,毫无智慧,但其中却有方向性的标志词:“幸福”、“快乐”。的确,在这个方向标下的道路上,拥挤着多少歌词啊:“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敲呀,那个打!”(陈红演唱《喜乐年华》)“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解晓东演唱《咱老百姓》),“昨日你过年才包饺子,今天我天天过新年”(李殊演唱《中国在改变》),“福到千万家,家家都是一幅画;安居乐业享天伦,国泰民安满中华”(金彪、杨洋演唱《福到千万家》),“四海同庆恭喜发财心呀心相通,花也红心也红富贵在手中”(尹相杰、于文华演唱《满堂红》)。
  的确,歌词不应该等同于形势报告,词作者写作歌词跟诗人们写诗、作家们写小说一样,应该注重自身的感觉,而这些歌词显然并不注重感受,而是源于某种方向性的引导和趋奉,加上词作本身粗糙,所以使人怎么听怎么都觉得是“那个空呀,那个假,那个浅呀,那个傻!”比如《咱老百姓》,从头至尾反复狂呼“高兴”,虚伪加上蛮横,最终声嘶力竭;而《福到千万家》和《满堂红》,立意讨巧,廉价派送“安乐”、“富贵”,散发着腐朽之气。
  后两首歌都被制成MTV,其风格倒是非常贴切词意,居然完全照搬旧社会财主家的道具场景,歌手们一律是旧社会富家子弟的衣着打扮:深宅大院、旧木家具、大红灯笼、长袍马褂,其趣味和心态与当今社会修阴宅、供财神、嫌贫夸富者们如出一辙。
  为什么这类讨巧的喜庆话、粉饰的老招子、封建的旧声调总能向世并且流行?思考之下令人怵然警觉:在那些看似艺术和文化准备不足的作者身上,其实有着真正的聪明和成熟,正所谓嘴甜的孩子不挨打,会唱的宝贝有奶吃。
  
  三
  
  我们应该坚持,至少有一种态度应该是严肃的,那就是对历史;至少有一种情感应该是庄重的,那就是对祖国。但以上述词作者的那这种品位、境界和能力来写作这类题材的作品,几乎可以断言,效果定成问题,有时效果还会适得其反。比如张俊以创作的歌曲《时光隧道》,居然把中国的百年痛史装进了莲花落加“RAP”的说唱形式:“林则徐的硝烟/虽然很见成效/可是南京条约签得那个实在糟糕/哎呀呀/真是没想到/竟然把圆明园啦也给烧掉。”这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鲁迅),把沉重的历史变为油腔滑调:“联合国的安理会上/咱也有一票/哎呀呀/真是美妙/终于能够平安地睡上一觉。”
  这样的词曲,是在歌颂站起来了的人民的形象,还是在勾画扶不起来的愚民的嘴脸?
  当代词坛的某些状况,总使人想起王朔电影《顽主》里的一个镜头:天桥上,头戴瓜皮帽的老财主和身穿三点式的现代女郎摩肩接踵,身穿绿军装的红卫兵和西服革履的新兴大款麋集一台,纷乱而且荒唐。
  说到底,病残歌曲之所以大面积地顽强涌现,正是为了——乱中取利。
  正像传销术的发财迷梦和伪气功的欺世大言之所以旺销当世,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巨大的市场、盲目的受众和一本万利的经济效益。
  真正使人欲罢不能地写作此文并且始终感到内心沉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作为成人的文化环境和孩子的第二课本,病残歌曲危害不浅,而舆论和批评家们视若无睹,还因为当代歌词低劣的文字水平、讨巧的内容立意、明确的商业目的清晰地反映出了这样一种非词坛所仅有的当代“新人格”和“新风尚”,那就是:轻视文化(文化虚无主义)、利用政治(政治实用主义)、全力致富(经济功利主义),正所谓:“文化是虚的,政府是假的,只有挣钱才是真的。”事情的严峻之处在于,如果谁认定并实行这样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谁就可能在当今社会里如鱼得水、名利双收!当此“科教兴国”的严重关头,我们这里却正在成长一代薄文、媚俗、趋利的“当代英雄”,他们正在大摇大摆地哼着病歌跨世纪——这难道不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真实吗?
  
  摘自《顾盼之间——中国文化年报1999年版》,作者贾清云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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