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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中关村？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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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保护中国的知识产业，它“保护”的恰恰是那些权力交易——恰恰是那些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知识和“知识经济”从未在真空中生存。知识平等和自由的品质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根本矛盾的。如果丧失了对现实中不平等关系的警觉，甚至把这些看作是自然与合理的，那么，知识将无法生存，更遑论知识创新。
人们经常把中关村比作中国的“硅谷”。而中关村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硅谷吗?这要看硅谷有什么，我们缺什么。
只要回望硅谷(它的微电子半导体技术、软件技术、网络技术、投资环境和文化氛围)，我们有时甚至会沮丧地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唯独拥有、毫不逊色的是对超额利润的渴求和逐利的欲望，我们没有别的口号，“迅速制造一批百万富翁”是我们最响亮的口号。
而至于缺什么，我以为除了赚钱的热情以外也许什么都缺的中关村，最缺乏的首先就是对何谓知识活动的了解。这当然不是一般的鄙薄中关村“没有文化氛围”，恰恰相反，知识经济不能不是某种文化氛围的产物，中关村也不例外。因为它的兴起甚至与八十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但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新启蒙运动没有为社会提供对这种何谓知识活动的了解——因为那个辞藻华丽的运动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精神。无论是“主体性”理论还是“个人主义”话语的自大狂表述都没有掩盖得住其背后的功利主义庸人品格。新启蒙运动力图通过“技术革命”绕过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平等问题的改革方案的本身，就渗透着这种避重就轻、投机取巧的庸俗功利主义气息。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浑身散发着这种庸俗的气息，它对于“知识”的强调中包含着变了调的东西——那无非是对“知识分子”特殊利益的夸大狂的强调。它无可避免地把这种庸俗传染给中国的“知识经济”。
当代知识阶级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阶级的兴起(无论是以启蒙的名义还是以“知识经济”的名义)，是现代社会统治形式变动的必然产物，它也几乎是必然地意味着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的有机联系的丧失，“公共”知识分子退化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新阶级”由于他的新利益，将逐步丧失对千百万人共同劳动积累起来的人类“公共”的财富——知识和科学财富的尊重，而把将其垄断为自己和自己阶级的专门遗产和特权的行为看作自然的和必然的。新的阶级利益的划分使他们即使在“自己人”之间也难以形成平等交往的民主的、自由伙伴的关系，千百年来，这种关系一直是推动知识发展和延续知识之火的基本纽带。如今他们将懒得向整个社会的民主和公正问题再看一眼，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成为教授、名流、总裁、总经理，成为官僚和新阶级，即使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成为上下级科层关系和金钱雇佣关系。当他们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阶级无法避免地比热望知识更百倍地热爱权力与利润的时候，如同大大小小的比尔·盖茨一样，他们自己也正在逐步成为开放知识和知识进步的阻碍。
如果真的如此，一个新兴的、但却有着光荣历史的群体，在当今世界的沉浮中退化得就实在是未免太快了一点。为什么对“阶级”、“政治”这些东西的当年的泛化和神化理解，今天又如此迅速地被对另一些东西——“知识”、“知识分子”、“个人”、“技术”的泛化和神化理解所替代?如果要了解这种时代的辩证法，我想我们还是要借助马克思的幽灵。
剩余资本在世界的流动和“夕阳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世界金融投资体系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是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工业过剩和货币过剩的产物，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也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关于“全球化”的这种论断是马克思的“幽灵”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这也体现在《宣言》之中。八十年代正是发达国家存在大批剩余资本，计算机产业的“制造业”部分需要向边缘地区转移的关头。我国“七五”以来形成的“按照资金组织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计算机发展导向，就是适应了这种趋向，并迅速地将中国计算机产业推进到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之中。从当年的“草船借箭”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铁甲联环”，这种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中国计算机制造业的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发展是初级制造业领域的发展，像许多企业一样，中国的计算机业仍然处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底层，不但技术创新能力底，产品技术含量小，而且特别受制于不稳定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投资体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网络和软件技术而言，计算机“制造业”这个产业整体也有“夕阳化”的可能——1999年初，盖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推广“机顶盒”战略，已经是一个信号。中国的“个人电脑”拥有量不高，而电视机却已经达三亿台以上。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如果微软这样的公司垄断了“机顶盒”技术，进而垄断了如此庞大的市场，“那么我国消费电子领域也会重演PC领域的历史，到那时，我国巨大的市场就会被微软的Windows CE垄断。”
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三电”将通通成为“夕阳企业”，从而带动经济全盘走向滑坡。
中国的知识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它也提供了从这个严峻角度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切实案例。对那些主张全面拥抱“全球化”，以为中国不进入由垄断资本包办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就没有出路的人士而言，我认为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被无条件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将使中国的知识经济丧失出路的严峻现实。——但是，他们竟然这样振振有辞地问：今天谁能抵抗微软?光凭“意气用事”、唱高调就行了吗?——与其抵抗，不如“合作”。
合作不仅是需要的，也是知识活动的本质，这一点无庸讳言，但正是因此他们忘了：如同一切垄断企业一样，微软也有它自己的“幽灵”这一事实，今天这个幽灵令它辗转反侧——在这个“幽灵”面前，也许正像毛泽东幽默地说过的：一切“帝国”和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幽灵”就是开放知识的“幽灵”和知识公共性的“幽灵”，这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一部分。中国的某些精英人士之所以仅仅看到垄断资本的力量，认为这种力量是元坚不摧的，那是因为他们从来看不到反抗这种垄断的民主力量——在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中，自由软件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后的力量，而是方兴未艾的、需要支持参与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精英们往往仅以为前者(大资本)是“世界大势”，而忘记了真正的世界大势究竟是什么。 与之相反，今天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利用自由软件开放源码的系统，在千百万人集体的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发展中国自己的软件技术的历史机遇。我以为——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谈“INTERNET一定要实现”，那么“马克思的幽灵”会部分地赞成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
我之所以说部分的“赞成”，是因为马克思的幽灵还提出了比科学和技术的民主化更多的东西。它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