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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0年第2期

我看大众文化

作者:王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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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理性分析。中国人对苦难是很熟悉的,也大都具有极强的抗打击能力,对苦难也都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那大致是默默忍受。看到一个人不肯忍受,还以此自骄,要挟他人,心中一定不快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十分丰富,但并不慷慨,一般只施予跟自己境遇相象的人,由己度人是启动同情心的钥匙。一个女演员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蓬头垢面,就失去了供人怜香惜玉的本钱,这张脸观众久望也会望而生厌。
  这部戏我首先是觉得非常对不起宋丹丹,这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伤了她的“腕儿”。事后反省,我的认识是,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对错误的对象表达了一把没人需要的真诚。
  
  六
  
  从《爱你没商量》之后,我没再写过电视剧,我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或叫现实:大众文化中大众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惟一尺度,你不能说我在这部作品中有种种观念上的突破、手法上的创新而最终未被大多数人接受,那还叫失败。一本书可以反复阅读,常年销售,所谓“艺术生命力长久”其实还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直在卖。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今天每年在全世界还有百万美元的版税收入,出版商除了眼前利益还能赌一把预期值。而电视剧,大都只能一次性播出,一次性回收,相形之下,投资人所冒的风险远大于出版图书。还有成本,写书的投入总是无形的,仅限于个人的脑力支付,电视剧的拍摄则是实打实的以日为计的金钱开销。脑力付出吃肉能补回来,金钱付出只能用金钱回报扯平。所以,这是商业。
  过去人们批评那些晦涩的过分个人化的作品总爱说“浪费人民的钱”,实际上,1992年以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电影电视剧拍摄已经不是“人民的钱”——如果我们说的“人民的钱”严格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个概念的话——都是各个独立法人公司甚至境外资金,也叫“个人的钱”了。这里有不少是玩票性质,特别是早期,一个买卖人,因为别的投机生意挣了钱,年轻的时候好过文艺,或者有个做演员的女朋友,自娱娱人,投把钱拍个片子,我们叫这“不是好来的钱”。但总的趋势,这些个人投资是拿这事当生意做的,要讲回报的。很多大的公司都意识到文化市场是一桩大买卖,回报率极高,即便在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初期,风险也同时极高,但也都乐意先伸只脚进来,趟趟这道浑水,试试深浅。
  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只有知识分子、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才会有观念冲突,甚至觉得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认识过程,对商人而言,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媚俗?对了,搞大众文化就是要媚俗,在商言商,俗是什么?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我们不把话说的这么难听,我们叫“为人民服务”。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从各种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不要从“人民性”这个立场出发,因为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
  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悖,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文化”本身。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创作,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
  1995年我和叶大鹰搞了一个“时事公司”,想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开辟上真正按商业规律操作一次。我认为我那时的思路是正确的,到今天我也这么认为,大众文化必须结束小打小闹,自发的,完全依赖从业人员的灵感出作品的状况。它是一个产业,就要按产业的要求布局,要有规模,要从基本建设开始,像搞房地产,先圈地,再修路,通水通电;然后成片起楼,大投入大产出。我也曾私下和叶大鹰聊过,你得对投资人讲明白,咱们不是来挣小钱的,咱们是来花钱的。像当时遍布北京几百家小影视公司那样,拍一部戏,卖一部,挣一部的钱,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不喜欢那种作坊式的、家庭手工制作。大众文化市场这是一片荒地,愚公移山的搞法一辈子也无出头之日,要搞,就像深圳那样,建立起一座城市。现在花多少钱,将来就有挣多大钱的盘子。
  当时我做了一个预算,每年投人一千万,连续投入三年,从第四年再考虑赢利。这个钱投到哪里呢?全部投到剧本创作,一是买下全国优秀作家将要发表的小说的影视改编优先权;二是自己拉起一支年轻编剧队伍。这个胃口很大,每年一千万已经是最低标准,考虑到投资人的承受能力,若依我性子,怎么也要一年一个亿才对得起这些作家的劳动,才能在这个领域形成垄断。
  剧本是影视作品的基础这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把全国作家一网打尽也就掌握了影视创作的龙头。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作品一向非常适宜影视改编的和势头正好潜力无穷的,这在全国也不过区区百人。另一方面是年轻人,我想起码先从北京各高校中文系和电影学院戏剧学院这两个专业院校的戏文系过一遍,筛选出所有有写作能力的小孩,跟他们签约,像培养包装歌星那样让他们一步步走上职业编剧之路。不是严肃写作,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专写警匪的,专写言情的,专写情景喜剧的,分门别类,像动物园的笼子,到狮虎山里边就能看大型猫科动物,到鸣禽馆就能听到一片鸟叫。我们缺这样的职业写手,像琼瑶金庸那样一门灵的专门家。大众文化要想持续不间断地蓬勃发展,必须类型化,模式化,像京剧的角色一样各分行当。不进行管理,有意识地引导,我们的作家总会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转向个人内心。就本质说,我们的作家没有一个是把人民大众真正放在自己之上的,也就是那么说说,或者干脆把自己混同于大众,明明为自己硬要说这才是为大众。这是大陆的文学传统,作家的可贵在于他有自己的心灵,哪怕是和大众一时对立的,而最终他们总能在某种层面上获得一致。平时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在大众文化的具体操作中这是不能容忍的。已成名的作家改也难,这个事还要从娃娃抓起。
  我想从我们这一代在我手上建立一个模式,一个生产线,每年都有合格的功能各异的写手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补充到大众文化的建设高潮中去。伟大的、天才的、独一无二的作家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是奇迹。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则需要大批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心中只有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的写作工人。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也会寂寞。时代发展到这一步,这样紧张激烈,我们的感官需要也是空前的,在吃喝拉撒睡的同时,耳朵眼睛和身体所能牵动的副交感神经都有权索取刺激,就是说,要有动静,大量的动静,一刻不停的动静,只要打开电视,拧开音响开关,它就要在里面,而且种类齐全,想心惊吗?有!想感伤吗?有!想乐一下吗?也有!这是人民的愿望,作为一个商人,有义务满足他们,用时髦的话说,这就叫“双赢”。
  你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头脑像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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