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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0年第2期

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纪末分化(续)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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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渐进主义变革观。它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缓进待机的方式,以实现从传统旧体制向具有现代文明与民主的社会进步。而新权威主义则可
  
  当下知识分子三大思潮之争
  
  话题转向中国当下知识分子中的新思潮。有位同学问,你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对当下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有什么看法?
  我说中国当下存在着三种思潮鼎立的局面。它们是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八十年代末,新保守主义以新权威主义的面目,与自由派之间有过一场社会大论战。目前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存在着一场新论战,新保守主义基本上站在自由派一边。
  就我的看法而言,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对权力腐败所持的特有的敏感与批判态度,而在一个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又比过去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温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存在的权利。但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中国社会的内部的载体,在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是以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自身的自由为基础的,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契约交换关系,以自主利益的存在为基础的,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示范作用下,由对专制独断的批判,对集体压抑个人的后果的反思而引发的。这种缺乏根基的状态使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在判断中国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失去分寸感,有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变成洋教条而不自知。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存在着英美传统与法国传统,前者以市民社会中的契约关系与经验为基础,后者以泛道德主义的人权解放原则与斗争理念为基础。在中国,后一种自由主义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种解放式的自由主义,对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它在中国很容易在危机时期转向激进主义,变为以西方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厢情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是抵制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的一种制约力量。当然,自由主义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种务实的、温和的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在自由主义内部中已经越来越取得优势。自由主义者本身已经在批判法国卢梭式的激进主义,事实上,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两者可以说由于彼此接近而基本合流,尤其在看待新左派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新左派对于多数同学来说是一个新名词,有同学要我谈谈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左派的看法。
  我认为,新左派是社会分化过程中自然出现的一种思潮。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社会主义的肯定。他们断言,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市场经济导致的两极分化,由于一般民众缺乏在商品市场交换中可作凭藉的资源,这就使他们成为失利者并导致社会不公平。在他们眼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都似乎成了导致两极分化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普罗大众则成为牺牲者。他们正以此来与自由派争夺话语权力。
  当下出现的新左派中许多都是我过去的朋友,他们都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有不少还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从学理资源上划分,他们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经济学的,他们从左翼的依附性发展的经济学中取得理论资源。另一类是研究文学的,他们主要从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中取得理论资源。这些新左派人士确实相当敏锐地看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公正现象。他们反对自由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担心自由派强调个人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时,会忽视当下中国财富分配过程中实际的不公平,他们指出,在今日中国,对私有财产的辩护正是为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不同意新左派理念的人有必要理解新左派的这一论点。因为这有助于认识历史上一切左派思潮在刚出现时的心态背景。(这里指的是其起源阶段,而不是其左派思潮的异化阶段。例如,“文革”时的极左派从思想史角度来分析,乃是激进左派的异化形态,与此完全无关。)
  然而,新左派把账算到自由派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反对这种由于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的。自由派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换言之,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样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后发展综合症”的一种表现。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在目前的三大思潮中,我认为,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为中国下层百姓请命,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而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在评价新左派时,我们可以指出它的两个基本谬误。
  首先是文化浪漫主义。即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以这种浪漫化的理念来作为重建社会公正的方案。这里的文化浪漫主义,指的是主体的向外扩张,即主体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例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这样的价值,不自觉地投射到、附丽到某一外界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并寄托自己在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于是都成为这些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
  新左派的第二个谬误是他们的完美主义。这里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满意的人们。经验世界的事物都是以并不十全十美为其特征的,而他们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为真实、更为本质的“第一原则”,这种“第一原理”则源于他们的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来作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现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应该认识到,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一个人们可以努力逼近的目标,但决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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