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对两起谋杀案的审判
作者：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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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前不久关于在马萨诸塞州恢复死刑的辩论，又戏剧性地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因为11月6日的州议会投票，如果通过恢复死刑，那露易丝很可能坐上电刑椅。州议长鲍特鲁奇先生又一次出现在电视上，脸上一副哀伤的表情。他对全马萨诸塞州人说：“露易丝被判刑，使我想到，死刑也有可能处死无辜者。”这就等于说，露易丝是无辜者。显然，州议长的话虽与高等法院的判决不一致，却代表了马萨诸塞州人的心声。与鲍特鲁奇先生一同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老柯里，脸上的表情既痛苦，又犹疑，看得出，这个善良的人处于两种对立的感情的折磨中：如果不恢复死刑，那么杀害小柯里的两个罪犯就不能偿命；而如果恢复死刑，那么无辜的露易丝就要丧命。当记者问他的看法时，老柯里痛苦地欲言又止，悲伤地叹息了一声。他无法赞成或者否定任何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两个同时出现的案件，由于越出了法律的范畴，使马萨诸塞州的良心受到一场可怕的考验。
11月6日，来自马萨诸塞州各地的160名州议员，云集在州议会的大厅里，就是否在马萨诸塞州恢复死刑，进行投票，投票的结果是：80票对80票。由于票数没有过半，恢复死刑的提案遭否决。人们为露易丝未卜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州议会的表决，对杀害小柯里的那两个罪犯来说，也是一个绝处逢生的特大喜讯。我想，他们会以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度过他们漫长的狱中生涯里最轻松的一个夜晚。是他们素不相识的英国姑娘露易丝救了他们的命。
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11月10日，州高等法院再一次开庭，以确定露易丝所犯罪行的性质，并对刑期进行裁定。又一次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饱受指责的左贝尔法官突然宣布：将11月2日法庭对露易丝裁定的谋杀罪，改判为过失杀人罪，处279天刑期。如果说，将谋杀罪改判为过失杀人罪，还不特别出人意料的话，那么，“279天”这个奇怪的数字，就让人莫名其妙了。很快，我们就得到了答案。“由于从被捕之日算起，到今天，露易丝已经被羁押了279天，”左贝尔说，“按羁押天数算作刑期的规定，她今天已经服满刑期，所以当庭释放。”
过失杀人犯露易丝在法庭上甜甜地笑了。而聚在高等法庭门外等待结果的那些本已失望的支持者，以及露易丝远在艾尔顿镇的家乡人，都为这一突然降临的喜讯而欣喜若狂。电视画面上，艾尔顿镇的人全涌到了街道上，像开庆祝会一样欢呼雀跃。人群中打出了“谢谢你，左贝尔法官”的巨大标语，全然忘记了几天以前还骂过左贝尔是一个笨蛋。我注意到，另一些标语上写着“欢迎你回家，露易丝”诸如此类的文字，看情形，艾尔顿镇人将会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本地英雄一样热热闹闹地迎接露易丝的归来。与这种轻松愉快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告席上的伊本夫妇，他们失神地坐着。我敢肯定，此刻，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痛苦并从这种痛苦中获得某种宗教般的力量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并没有立刻摧垮他们的神经，甚至没有使他们惊慌失措，然而，看得出，他们眼睛里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和伤心，那不仅是一种失子之痛，还是一种被全马萨诸塞州人背叛后产生的孤立无援感。
左贝尔法官在宣布这个消息后，补充说，虽然露易丝获得了自由，但是，她必须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离开美国，而且从此不准踏上美国的领土，否则，将被视为违法，予以逮捕。
我看到左贝尔法官的表情比前些天还痛苦。他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整个身体差不多都陷进了宽大的法官黑袍里。我察觉到，他动了动嘴唇，似乎要补充一些话，不过，又犹豫了，可能他在想，他将要说的一番话，是不是适合法庭，适合一个法官的身份。这时，他轻轻地挥了挥袖子，脸上的表情说明他不想再考虑什么身份之类的事情了。“我作这个决定，”他艰难地说，嗓音低沉，“绝对不是无视马修·伊本的死亡，以及伊本家的痛苦。我认为，该是将这个特殊事件的司法部分，以一种悲悯的方式结束的时候了。露易丝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她必须记住，不管怎么样，是她曾经导致了一个无辜的孩子的死亡。我想，她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一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永久的惩罚。我不希望艾尔顿镇的人给她举行欢迎仪式。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我们得本着宗教的精神，去宽容，去悔罪。”
我觉得左贝尔法官这一席话，是他漫长的法官生涯中最杰出的部分，它把大家几个月来对公正的骚动不宁的热情，导向了一个更崇高的境地，导向了人性的最深处。只有经历过长久的内心矛盾而又不失其爱人之心，才能摆脱狭隘的思想，达到一种宗教的宽恕精神。左贝尔的话，使马萨诸塞州人从喧哗中慢慢沉静下来。
然而，艾尔顿镇的人似乎没有体会左贝尔的深意。在最后一次电视直播中，可以看到回到故乡的露易丝面带笑容，被同样面带笑容的左邻右舍簇拥着，走进自己家的家门。然而，画面又切换到剑桥镇的一所房子前，在黯淡而又寒冷的暮色下，伊本夫妇抱着剩下的那个孩子，忧伤地走上自己家的汽车，准备离开给他们留下了无数伤痛的马萨诸塞州。我看到伊本夫妇面带忧伤地尽量避开摄影机镜头。我想，伊本夫妇可能太相信法庭了，以为只要有陪审团和法官，一切就会解决。他们显然不喜欢喧哗 ，可是，他们没有料到，他们出于修养、悲痛、生活方式以及其它原因，不想把儿子的惨死演变成一个公众事件，在失去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再使不幸的家庭成为人人议论的对象，忍受着更多的伤害，而电视台的摄影机却违背他们的初衷，粗暴地一次次侵入他们的生活，把他们一次次展示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伊本夫妇大概痛心地感到了，他们本来宁静的生活先是被露易丝破坏，接着又被记者们破坏，在成为一个人人谈论的对象后，他们自己却失去了能够控制这一切的力量，甚至在众人的喧哗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的生活从小马修死的那一天起，就被彻底地、永久地破坏了。而这几个月来，他们还得承受陌生公众的种种非议带来的更多的伤害。
小马修已经被埋在了剑桥镇的墓地里。当伊本夫妇带着剩下的那个孩子，在暮色下悲伤地、悄悄地离开生活了许多年的剑桥镇时，躲在一棵大树后的摄影机把这个感伤的场面传到了全马萨诸塞州人的电视屏幕上。人们放下晚餐的刀叉，望着伊本夫妇那痛苦的隐忍的脸，突然感到从平静的同情心里泛起一种歉疚感。尤其是几分钟前刚看到露易丝灿烂的笑容后，这两张悲伤的脸更让人不好受。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夜晚里，他们将怀着怎样一种凄怆的心情穿过他们的伤心之地马萨诸塞州啊。这一夜，对伤感的马萨诸塞州人来说，也会像几天前听到法庭上露易丝的哭声时那样，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同情心会在大家的辗转反侧中转一个方向，姗姗来迟地为伊本夫妇跳动。
果然，第二天，在电视的早间新闻后，主持人问观众：“你赞成释放露易丝吗?”这句话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因为露易丝此刻正在艾尔顿镇她父母家里享受她自由后的第一顿午餐。但这句废话却代表了马萨诸謇州人的同情心的变化。“这不公平。”我去老卡雷拉斯的杂货店买《波士顿邮报》时，他对我说，“露易丝弄死了一个孩子，却显得那么高兴，而失去这个孩子的伊本夫妇，到头来却这么凄惨。”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翻开报纸。“这又是一起O·J·辛普森案。”其中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女士的话说。这确定了此后几天所有报纸的倾向。从另一个角度，大家又谈到了陪审团制度。“必须改革美国的司法。”一位资深的法律评论家说，“要么废除陪审团，要么建立一个四人法官团，以判断出庭法官的判决。”
谁也没有谈到“公众舆论”在这两起案件中的作用，更没有涉及其它一些可能在暗中左右“公众舆论”的法庭之外的力量。至少，在这两起不幸案件的一波三折的审判过程中，平日观众不多的几家公共电视台，使出了浑身解数，把观众都吸引到了自己的屏幕前，而这和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有密切关系。这些公共电视台本就靠广告收入维持自己。当然，各家报纸的发行量在这段时间里也猛增了几个百分点。毫无疑问，这些大众传媒必须寻找新闻，并使新闻显得一波三折，这样，才能持久地抓住观众和读者的注意力，这就等于抓住了他们的钱包。难道，这些电视台和报纸果真那么关心他们报道的那些人的命运吗，甚至，当这种关心可能使挂在它们各自董事长办公室墙上的利润表的箭头往下倾斜时，也义无反顾?它们不停地调动大众的同情心，倒好像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和资格在另外一个人的生死问题上发言。
说真的，我真担心这些聚在一起的大众。我们大部分人都孤陋寡闻，见识有限，判断力和同情心一样残缺不全，甚至没有弄懂自己的生活，就以为对世界了如指掌。这里面潜伏着一种可怕的倾向。而且，如果说存在着真理的话，那么真理也不一定站在人数多的一方，因为它不是一个数的概念，而是一个质的概念。民主制的确给予了每个人以发言的权力，但并不保证每个人具有发言的资格。如果不具备发言的资格而又有发言的权力，那就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
我又拿起了因两个案件而中断阅读的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窗外已经开始下雪了。毕竟，对多数人来说，生活依然如故，几天前充满在自己内心的那些真实的愤怒、伤感和同情会不知不觉地消退，再过一些日子，就记不起那些他们曾为之激动不安的面孔了。电视和报纸会提供一些新的消遣。可是，那些在这两起案件中受伤的人，心中会留下永久的隐痛，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苦度余生。我望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下那些房屋、街道、树木和远处教堂的尖顶，突然想起了左贝尔法官在法庭上那一番引人深思的话。是的，假若我们对真理还没有把握，那么就先让我们仁慈吧。
程巍，学者，现居北京，发表有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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