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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0年第5期

匈牙利纪行

作者:房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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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了。匈牙利的巨变是以社会思想转变为动因,以颠覆性话语为手段的“思想一话语”型的社会变革。可以说那是一次“话语的革命”,而当时颠覆性的话语又是以一部分主流知识分子为主导,所以也可以说是一次秀才造反。以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这次秀才造反一蹴而就。
  1989年政治巨变时匈牙利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波日高伊,当年就曾说过:“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二是亲西方的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56年事件的流亡国外的人。”流亡国外的人是个外因,而所谓“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也是臣服于西方话语霸权的人,或者说是党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这种话语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方面的背景,也可以说是所谓现代性方面的原因。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步建立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其表现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教发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达,使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很高。八十年代的一些统计表明:匈牙利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排在前五位以内。又如医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社会结构使匈牙利人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的控制力量的“国家机器”即强制性的政权机关——军队与警察等,对社会影响则大大地降低了。这种现象在东欧、苏联的社会巨变中也可以看到。
  匈牙利那一代共产党人,或者说卡达尔所遭遇的悲剧在于:当社会舆论的作用在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们却越来越失去了对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当年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或者说是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卡达尔的执政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赶超西方,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然而历史却比他们的逻辑复杂得多。
   要说“天鹅绒革命”一点都没有经济原因也不是。确切地说:1989年的事件既与经济相关,又不能都归咎于经济。关键还是执政党的逻辑出了问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利,从全世界集中资源,转移利润,使经济持续发展,建成了所谓“富裕社会”。而苏联、东欧集团主要还是凭借自己的资源与自我的积累进行发展。所以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西方进行经济竞赛却还是勉为其难。其实,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制度竞赛”的问题。历史总是具体的,制度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硬要与西方比“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方面只好拚积累、拼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寅吃卯粮,借钱发展。1989年人口近一千万的匈牙利欠西方国家的外债高达200亿美元,人均近2000美元,波兰欠西方国家400多亿美元,人均比例与匈牙利差不多。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时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难以为继。东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制度竞赛,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等于就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可惜当年东欧的共产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中有详细的讨论,我认为:盲目地鼓励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满足欲望满足根本就是错误的,最终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在这一点上相互竞争、攀比更为可怕。社会主义应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较详细地探讨了前面提到过的话语的生产、传播与影响问题,不同的话语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些年来,我们散布了太多的西方式话语,如消费主义、发展至上的话语等等。
  按照匈牙利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实际上是把政权与制度的合理性建筑在了对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承诺上。但经济发展并不总会一帆风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不是永无止境的。八十年代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系列的变化使得东欧诸国经济遇到了困难,于是似乎一切合理性都消失了。当年东欧政权瓦解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上去,还不如说是盲目发展经济,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造成的。八十年代中期,匈牙利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遇到了困难,匈牙利共产党人首先对自己就产生怀疑,当然他们也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影响。而人民在党的教育下,也习惯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过好日子,而且是过比西方还好的日子。匈牙利老百姓当年有个误区,其实他们普遍达到的生活水平已经不错了,但他们却觉得比起西方来穷酸得很,很自卑。我爱人当年在匈牙利时的房东——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当年她的生活很不错,郊区有别墅,城里有出租的公寓。她本人曾到过欧、亚、美二十多个国家旅游。她到西方国家旅行时总觉得自惭形秽,看着巴黎、纽约、华盛顿高级商厦里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总觉得自己口袋里钱少,心理很不平衡;颇多抱怨。
  现在,匈牙利人也许清醒多了。八年后,我爱人再见到当年的房东,她终于知道什么是穷困,什么是资本主义了。老太太咬牙切齿地说:“私有化把大家都抢了。”可当年大家并不这样想,当年匈牙利人民在社会心理上陷入了相当荒谬的逻辑矛盾,那是一个金字塔的底座与塔尖的奇怪比较——一个宣布并在事实上确实比较均等的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却要与在全球分化中产生的西方国家中的富有阶级比富。比不过,那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卡达尔在1989年政局不稳时病重,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抗议浪潮百思不解,他一生清廉、兢兢业业、勤奋工作,1956年他上台收拾乱局,团结人民,把国家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结果到头来居然大家要和过去告别,使他痛不欲生。
  人们一般认为:1989年的东欧变局中,罗马尼亚属于另一种类型。罗马尼亚是与匈牙利有区别,但又相类似,总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是差不多的。罗马尼亚在七十年代的路数与劲头与匈牙利、波兰等国差不多。只是八十年代初发生问题时,齐奥塞斯库察觉到路线有问题,行不通。齐奥塞斯库与波兰、匈牙利领导人不一样,他带领罗马尼亚与苏联闹了一些独立性。他相信自己有本钱可以转变路线,结果来了个急刹车、急转弯。七十年代罗马尼亚头脑发热提出过要把自己建成东欧的日本一类计划,借了许多外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时齐奥塞斯库狠还外债,提出1989年10月1日以前还完最后一块美元。结果罗马尼亚搞起了“两个凡是”——凡是外国人吃的,罗马尼亚人就不吃;凡是外国人要的,罗马尼亚人就不用。全民勒紧裤带,全民疯狂还债,简直是可歌可泣。一番硬干之下,罗马尼亚居然提前一个月还完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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