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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0年第6期

身体的叙事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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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体,无数因素参与了社会的发展。人们时常看到,一些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社会权威人士掌管着这个世界。或许,白发苍苍表明了权威人士积累个人资本的必要时间。然而,体育馆里面却出现了另一种景象。一批肌肉发达、充满活力的躯体占据了核心。他们通过力量、速度和技术的角逐层层选拔,最终推举出一批竞技场上的王者。尽管这些躯体的胜利者不可能如同远古社会一样介入军事、政治和领导机构,尽管他们的胜利更像是象征性的,但是,他们赢得的荣誉与崇拜表明,另一种假想的权威、社会结构与历史图像至少在体育馆内部得到了确认。体育馆里面简单得多:躯体的最强者同时也就是这个空间的统治者。(同上,258页)
  体育频道显明了影像制作对于身体主题的认同。欲望与快感正在视觉的空间得到解放。这是身体美学与影像联合制造的节日。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解放能否扩张到体育频道或者影像空间之外?多数人强烈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白日梦。身体的主题只能浮现在特定的舞台;超出这个舞台,现实的身体即将为另一批规则接管。现代社会的压抑体系愈来愈严密,体育频道乃至影像空间仅仅是人为地预留的一个空隙。某种意义上,身体主题的梦幻更像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事先设计——这个空隙周期性地吐出残存于公众身体之中的血性、狂野以及种种异样的激情和亢奋。这是未雨绸缪的能量释放。人们已经发现,体育正在日益疏离原始的冲动。体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已经为人熟知,体育竞赛的胜负时常被不负责任地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否联系起来,身体成为国家与民族形象的粗陋象征;这无宁说是意识形态对于身体内部力比多的巧妙征用。与此同时,体育竞赛还处于货币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训练、赛事规模到媒介的传播,货币的数量可以使一场竞赛轰轰烈烈,也可以使另一场竞赛萧条冷落。无论是门票出售、广告、冠名权、转播权还是抽奖、赌博,体育赛事正在愈来愈紧密地纳入商业形式。众多体育俱乐部迅速地成为这种经济循环的寄生物。电视网络——特别是卫星电视——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体育运动的价格。众多著名的球星竞相开出了天文数字的身价,这是电视转播之后的事情。人们可以说,体育赛事与电视转播的结合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出售身体意象的商业网点。于是,欲望、快感、力比多冲动产生的原始抒情终于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一个交易繁荣的现代产业。这显然与左翼理论家赋予身体的解放使命背道而驰。
  考虑快感、享乐主义与左派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关系的时候,詹姆逊十分关注革命的需求与欲望、快感之间的辩证统一。《快感:一个政治问题》之中,他肯定了快感问题的政治意义。但是,詹姆逊表示怀疑的是,如果这种快感仅仅充当一种商品,仅仅是休闲的消费,这种快感会不会不过“是一种虚假意识”?显然,詹姆逊不愿意将快感变成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之磨的动力,不愿意将快感作为等同于物品驱入商品经济的循环;只有冲击一个更大的政治领域,快感的意义才会充分地显现出来。所以,詹姆逊的快感考察提到了“双重焦点”。在他看来,人们不应该满足于快感的局部意义;快感不是自足的消遣,不是身体内部的某些奇妙的波动,快感必须“被作为总体乌托邦和整个社会体系革命转变的同一且同时的形象”。换言之,快感是身体的,但快感的意义是整个社会的。这即是詹姆逊所期待的辩证法。他解释说:“辩证法在本质上就具有创造一些途径将此时此地的直接情境与全球的整体逻辑或乌托邦结合起来的双重责任。”正像某种革命性的经济要求不该沦为经济主义一样,“一个具体的快感,一个肉体潜在的具体的享受——如果要继续存在,如果要真正具有政治性,如果要避免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它有权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且能够作为整个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形象。”(詹姆逊《快感:一个政治问题》,《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50页)无疑,所谓的“社会关系转变”不是虚幻而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以身体快感为核心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原则。然而,对于詹姆逊所谈论的问题说来,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正在丧失革命的激情。从明星的形象、奔跑在运动场上的强健体魄到不无色情意味的女性躯体展览,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正在自觉地成为走俏的商品。正如詹姆逊所描述的那样,解除身体意象的压抑反而有效地巩固了商品社会的文化秩序。视觉无意识的解放被更大范围的商品秩序所封闭。这与其说是始料不及的后果,不如说证明了商品社会无坚不摧的吞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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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古希腊的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悲剧是模仿一个完整的、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是构成悲剧的六个艺术成分(参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六章、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这显然可以视为叙事学的滥觞。由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二十世纪的叙事学骤然兴盛。种种参与叙事的成分得到了精心的分析。例如,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之中,罗兰·巴特描述的叙事是一个由众多零件和各种动力系统构成的复杂结构。巴特认为,叙事是由功能、行为、叙述三个层次组织而成;每一个层次均包含了各种成分的互相作用,同时,这些成分的意义不断地从一个层次过渡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尽管如此,巴特并没有提到“身体”在叙事之中的特殊意义。身体仅仅是行动主体的一个元素,这个不言而喻的叙事齿轮甚至没有必要单独提出予以论述——谁又会没有身体呢?
  然而,现今看来,身体在许多时候隐蔽地形成了叙事的强大动力。如果说,巴特的叙事学是一种横向组合——巴特叙事学之中的纵向组合仅仅存在于几个层次之间,那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身体的意义以及对于事件的推动逸出了巴特所论述的几个层次而投射于另一根纵轴之上——这即是从社会生活的外部事件进入无意识区域。身体的性、色情和暴力主题尤其明显。巴特说过,艺术没有杂音;叙事是一个纯粹的系统(参见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然而,许多叙事作品内部性与暴力的段落过度膨胀,以至于超出了叙事结构的负担。这是许多作品遭受诟病的原因,也是许多作品诱人的原因。从《金瓶梅》式的色情描写到以命相搏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的特殊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上述两个主题。除了悬念与结局的驱动,性与暴力还时常拥有独立于叙事逻辑的诱惑力。换言之,身体隐藏于故事的背后形成另一重秘密的叙事。相对地说,影像空间对于性和色情的展示予以更多的限制;因此,暴力主题是人们察看身体叙事的一个有效视角。
  许多时候,暴力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暴力成为叙事内容的前提。然而,心理范畴——而不是叙事学的意义上——之内,暴力的叙事时常隐含了另一个潜在的情节:人们无意识之中的攻击能量逐渐得到了凝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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