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四人谈
作者：［德国］君特·格拉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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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维斯特伯：我认为君特的主题是重要的。文学的确与记忆有关。一个“真实的委托”挖掘出来的过去的记忆，是很不愉快的记忆。我们，你们，都是见证人。通过艺术创造，你们描绘出完美的图画，同时也把个人的象征手法和全部想象熔于一炉。但是，一个极权国家不允许个人的记忆，不允许个人关系的介入。所以你们的作品受到检查和查禁。奈保尔呢，你的作品在好些国家都不能免于这样的命运。戈迪默的作品在她自己的祖国被查禁。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生……对此你想说些什么？
维·苏·奈保尔：尽管如此，比起纳丁和君特，我很少想过这些事情……。我在挖掘殖民地历史时，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但我是自由的。我从来没有被人跟踪，也没有人要求我修改某些部分。因此，我没有感到那种强制性的不得已的痛苦，也没有感到很大的危险，尽管我的写作是极为严肃的。但我没有深入思考人的命运，也没有想过我的作品的价值。我仅仅致力于观察现实，并且描绘一幅完整的图画。我只是纵笔写来。假如一位作家努力在脚下奠定一种稳定的意义，他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西默·希尼：你当然不想站在一块朽木板上随着它垮掉。
维·苏·奈保尔：说得好！绝妙的比喻！
纳丁·戈迪默：但是，如果我们过于严肃就可能受到责难。奈保尔，我不同意你所做的区分。人在充满冲突的关系中有其自身的根源，这是一个与创作相关的问题。但是，要创作就顾不得陷在纠葛中的处境。普罗斯特的“不要怕走远路”的告诫，甚至适合于人的内心世界。是的，我们是由我们的社会塑造的。但是人的不可思议的个性也是隐埋着地雷的一个标志。
维·苏·奈保尔：是的。
纳丁·戈迪默：我们描绘这个标志。奈保尔，我赞扬你的获奖演说，真心赞赏。无可置疑，我们的内在见证，不但赋予我们自身以某种意义，而且也赋予世界以意义。可是，你却说你是非政治的。实际上，你作为殖民地的一个孩子，光这一点就已经属于政治范畴了。是政治塑造了你。
维·苏·奈保尔：的确如此。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特别地非政治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点，我想承认的是：原因在于，像纳拉扬(R.Narayan)一样，像这位比我年长的刚去世的印度作家一样，我们长期处在与权力疏远的状态。我认为，在一场赌博中，我们只是筹码而已，我们失去了能够改变环境的主动感。
纳丁·戈迪默：可是，你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你自己的感触，你承当了表现这种感触的责任，并且说：“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想的。”“这取决于我，取决于我所表现的内容。”
帕尔·维斯特伯：我要补充的是，奈保尔，你小看了你自己，因为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你已经充当了那些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只要通过倾听并且让他们的声音在你的书籍中占据一些篇幅，就能做到这一点。《大河湾》或《在信仰者中间》，无不如此。倾听别人的声音，就是一种功德。这是你们的共同之处。希尼，我想问问你的想法，你提到数年前的获奖者米沃什，他也是布罗茨基的好朋友。他说：“假如诗歌不为民族或人民服务的话，那算什么诗呢？”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西默·希尼：每个人仿佛都会听到一种召唤，以为被赋予一种崇高的“天职”。在爱尔兰传统中，也许在俄罗斯传统及其诗歌中，都有类似的情形：诗人觉得，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诫他：应当发出大家的有代表性的声音，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声音。但是，幸运的是，米沃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曾以反讽的笔调写到诗歌的意义。实际上，他所强调的是个人的经历及其记忆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说法，“一点一滴汇集起来表达出来的声音，假如不表达出来就不存在。”他和那些代表性的诗人所表达的，往往是个人的。但是在严峻的历史时刻，作家感到为人民代言是责无旁贷的。诗人W.H.奥登写了《1939年9月1日》(德国纳粹东进波兰之日)，叶芝写了《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英起义之日)，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异。由于遇到无法逃避的危险事件，就不得不以诗歌给予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既来自个人的经历，又冠以所有人的名义。奥登说，“我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种声音而已”。假如说他要“挽救”民族或人民的话，那么，他并不是要充当救世主，而是出于绝望尽其所能做一次尝试：“我必须在此时此地言说。对不起，但我是迫不得已。”在他的伟大的民族主义诗歌中，叶芝几乎是在请求原谅：“英国可能会恪守信义……”“对不起，我必须言说……”。
纳丁·戈迪默：我认为米沃什的那番话是值得质疑的，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西默·希尼：哪一个观点？关于为民族或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纳丁·戈迪默：是的。但是，如你所说的，他正好否定了他自己。
西默·希尼：但是，还是有一种天职，那就是代表他人发出他们欲言而未能言说的声音。你不会否定你自己的个性吧？
纳丁·戈迪默：不，肯定不会，但我要严格加以规范……
受伤的语言
君特·格拉斯：我怀疑这是否是讨论通常的文学。我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在这里由英语来统治。因此你们处于有利地位，我得努力跟上来。我用德语写作，德语蕴含着德国的历史。我开始写作时，德语已经被十一年的纳粹统治挫伤了。我以这种受伤的语言写作。我的情况与你们有所不同。因为我属于战败的一方，文学却因此受益。我们被迫不断进行自我诘问：“这是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诘问，我将一直问到死。“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活在战胜国的人们，是很难回头看的，例如，英国殖民主义劣迹斑斑，可我们却缺少这方面的伟大文学。
西默·希尼：爱尔兰有呀。
君特·格拉斯：是的，但爱尔兰是一个特例。在战败国，对于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来说，处境相当可怕，但对于文学来说却是有幸的。如果人们不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他们就会不断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这个民族，而且取决于语言。我说过：我的语言是受伤的语言。我们甚至不敢运用它或采用那些词汇。但我也说过，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并且说：这是语言的错误。我们的语言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丰富。我们可以重新回归巴罗克语言——利用其他的各种可能性。这就是我的手法。要对文学进行完整的归纳，我没办法找到答案。
维·苏·奈保尔：米沃什能适用于美国或英国吗？你能说，在英国，如果作家不为这个国家服务，就写不出重要作品吗？！
西默·希尼：让我解释一下。一首长诗中有一段引文涉及这个问题，这首诗题为《在犹太区的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它触及波兰历史上一个悲惨的时代和一个陷入危难中的人，他提出了一个自我谴责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制定“法律”。这是诗中一个瞬间，不是……绝对的真实。但是，谈到语言，在某些层次上，甚至在高级层次上，英语已经受到伤害。它已经被“克隆”为某种混合语言的行话。必须不断恢复名誉。
维·苏·奈保尔：你说得对，英语已经被政治“克隆”了。撰写演讲稿的政治家，把语言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诗化语言中摆脱出来，美国的政治演说脱净了真实的本色。
帕尔·维斯特伯：因此，一切语言都遭遇了辞藻的堆砌这个问题。
纳丁·戈迪默：我们可以再谈点语言这个话题吗？殖民主义的影响，是语言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看看非洲作家，看看南美的西班牙语国家，情况就是如此。拿非洲来说，如果不用英语写作，那么就没有人读得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的人，首先是我们这些获得荣誉的作家，必须把被颠倒的语言颠倒过来，像康拉德(Conrad)和纳博科夫(Nabokov)所做的那样。殖民时代的政治遗产，对于文学想象力产生了前所未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