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3期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四人谈
作者：［德国］君特·格拉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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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纳丁·戈迪默 [爱尔兰]西默·希尼 [德国]君特·格拉斯 [英国]维·苏·奈保尔傅正明 译
译者按：2001年12月中旬，在诺贝尔奖百年庆祝活动期间，瑞典皇家学院特邀纳丁·戈迪默、西默·希尼、君特·格拉斯和维·苏·奈保尔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举行了一次以“作家与世界”为题的座谈会，会议由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和作家帕尔·维斯特伯主持。
帕尔·维斯特伯：欢迎你们来到斯德哥尔摩王宫和皇家图书馆。今年庆祝诺贝尔奖颁发一百周年，诺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我作为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奖评委，代表瑞典学院特邀四位文学奖得主在这里与我们一起座谈。维·苏·奈保尔先生是本届诺奖得主。他象征着文学奖的一个新起点。他从特利尼达、英格兰走来，今天已经成为足迹遍及世界的旅行家。来自南非的纳丁·戈迪默，曾经让人们了解到那个种族隔离的恐怖世界，她的小说为反种族隔离斗争勾勒了一个概貌。摆脱了种族隔离的统治之后，现在她还在继续深入研究人性。来自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我们早就听到他那敲了四十多年的铁皮鼓了，鼓点铿锵有力，令人鼓舞，使我们铭记我们的时代曾经遭遇的重大问题。爱尔兰大诗人西默·希尼，他植根于爱尔兰泥土的枝桠已经跨越海洋延伸到北欧。当然，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北欧。我们真诚地欢迎你们，我们互相之间早就认识了。在这里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座谈，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诺贝尔在遗嘱中谈到获奖的作品应当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呢？你们已经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吗？纳丁？
文学应当有益于人类
纳丁·戈迪默：我认为，作家必须把握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在于如何使这个世界更富于人性。尤其是就狭义的解释，就政治影响而言，应当如此。很难说，现代社会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对统治阶级的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且能够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直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而且，其作用更持久，更潜移默化。当今媒体如此之多，借助新闻报道，人们得知各种事件，也许会有点儿影响。在报刊杂志的栏目上，人们可以得到目前的恐怖危机的背景知识。我认为，作家凭借其想象力和洞察力，可以为世人叙述在这个危机发生之前的事件，可以从长远的观点来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给人类带来益处，靠的是敏锐的思考。这往往要求作家抱着明确的态度，不趋时合流的态度。普罗斯特说：“绝不要害怕走远路，因为真理就在远处。”我认为这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
帕尔·维斯特伯：艺术可以消灭压迫吗？当然，索尔仁尼琴改写了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这是一个特例。西班牙作家罗卡(Lorca)死了，作品却仍然活着。弗朗哥早就被遗忘了。
维·苏·奈保尔：我们不能只谈压迫。文学之所以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文学所改变的是文化，是人的思维方式。卢梭，几乎在蒙田之后创造了现代世界。巴尔扎克使法国人形成了他们的法国观点，福楼拜延伸了这个观念。当代作家乔德福利(Nirad Chaudhuri)的自传《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的自传》，使印度人对他们自己先前不知道的历史形成了一个观念。因此，人们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把时事撇在一边。人们都认为：作家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于娱乐作用。
帕尔·维斯特伯：你的看法呢，君特？
君特·格拉斯：文学的功能在于记忆。我们所处的时代，左右其走向的是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但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因此而有可能记住被忘却的故事——那些故事乃是现实的一部分。在文学中，我不叙述胜利者的历史，只叙述失败者的历史。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历了社会生活中进行的一切抗争。政治与文学应当分离开来，人们如是说，但它们却往往扭在一起。如果我们觉得，谈论政治就得小心翼翼，那么，政治就会一口把我们吞噬了。政治家是饥饿的——这是我在战后的体验，作为“燃烧的一代”中的一员体验过的残酷的现实。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也没有忘记魏玛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当时有些作家说，人们应当处身于政治和社会之外。但后来怎样呢？他们被迫移民，一部分人被杀害了。这是我年轻时得到的教训，我懂得这是为什么。
帕尔·维斯特伯：是的，我喜欢多思考。在这信息如雨的时代，我们作为作家必须往回看，必须记住那些故事，回顾那些实实在在奠基在深层的模式，追溯湮没的历史，如奈保尔所做的那样，如你们大家所做的那样，你们已经深入……
君特·格拉斯：深入那些人们不了解的，没有写过的，口头的历史。
西默·希尼：文学有益于人类，不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有益于每一个个体，有益于人们互相了解，有益于抗衡那种无形的可怕的压倒个体的力量。一幅图画，可以唤起美感或情感，从而通过诉诸个人的感情促使人们追求理想。可惜布罗茨基不能参加我们的讨论了，但是他曾经谈到一件奇妙的事：“如果艺术教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的命运乃是某种个人的事情。”这种洞察力是颇有益处的。
纳丁·戈迪默：我认为，我们是被迫走向个人的领域。写作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况，从本体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角度来研究。你，君特，谈到记忆。历史也是一种记忆。但是，对记忆的研究，唤醒的记忆——我们靠诗人和作家的人格来浇铸而形成的作品，是一种补充。它所补充的是早已存在的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
西默·希尼：它补充了笔录下来的各个方面吗？
纳丁·戈迪默：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历史连一半都讲述不了。我们的探索，例如，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探索补充了另一半。我们所见所闻的东西属于表层，但我们更深入了一层。所以我要创作，要效法某些作家。
维·苏·奈保尔：你和君特谈论如何在可怕的处境中写作。而我要写的是使人惊异的事件，不复存在的社会现象。
发出有代表性的声音
君特·格拉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的家乡在但泽，现在那里居住的是另一个民族了。通过文学，借助语言，可以生动地再现那些政治上的失败者。但我也体验到，某些重要方面已经改变了。文学史也是一部检查制度的历史。从一开始，书籍就是被查禁的，后来总是不断受到查禁。但是文学始终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等待。“两百年后我们的禁书将面世。”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一个作家被查禁，像世界各地所发生的那样——监禁作家、处死作家，那么，我们再也不用等它一百年才出书。因为，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人们有可能终结这样的历史。使用全部核武器和一切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在地球上抹掉一切生命。但是，我们不能继续采用上个世纪的同样的方法。
西默·希尼：让我勾勒一幅素描吧。一战期间，我们在德国或英国的战壕里，有人却携带一本《名叫艾内斯特的重要性》(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剧作)。手榴弹爆炸了，人被炸杀了，尸体腐臭了……那种无可挑剔的、幽默的、智慧的艺术品成了陪葬品。艺术所展示的清晰的幻想，对人类是有益处的。它是一种抗衡，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逃避。它也是有趣的，维吉尔的《牧歌》就是如此。它是最为奇妙的诗作之一，是现存最美的田园诗。但是，那里实际上曾经是一片荒原，是满目疮痍的意大利，是涌流不断的难民潮。连维吉尔父亲的庄园都被没收了。但是，维吉尔把一种宁静的环境与荒芜的旷野并置在一起。米沃什的诗作《世界》，写于1943年的华沙。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历史事件化为文字。叶芝说：“我尝试仅仅用思想就能净化现实赢得正义。”多么激昂慷慨！不管怎样，靠恐怖手段我们无法达此目的，我们不能把正义事业委托给恐怖主义。那样的画面太可怕了，人们应当展现的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合乎情理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