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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2年第3期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

作者:[英]佩里·安德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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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佩里·安德森 著
  费新录 译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是它们在理论上的反动。1944年,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它带有激情地抨击了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冯·哈耶克认为,这些束缚之所以应被废止,是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在当时,冯·哈耶克的矛头是直接针对英国工党的。英国即将进行选举,而1945年7月该党最后赢得胜利,其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冯·哈耶克的书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他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
  
  佩勒兰山的伙伴们
  
  1947年,当福利国家在战后欧洲占有一定基础时,冯·哈耶克曾在瑞士沃州区的韦维城佩勒兰山这个名胜地的小研究所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会。在与会的学者中,不仅有坚决反对欧洲福利国家的人,而且有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
  被他选中来参加1947年4月在这个度假村的公园旅馆召开的会议的著名学者有:莫里斯·阿莱、米尔顿·弗里德曼、瓦尔特·李普曼、萨尔瓦多尔·德马达里亚加、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米海尔·波拉尼、卡尔·波普尔、威廉·埃·拉帕尔德、威廉·罗普凯和利奥内尔·罗宾斯。
  这次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这可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共济会,而且组织得很好。学会努力散布新自由主义论点,并定期举行国际会议。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团结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强硬的和不受任何规章约束的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一阶段形势对于这样一种事业很不利。事实上,资本主义不过几年之后就被称为新资本主义,那时正进入一个经济扩展长波阶段。资本主义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特别迅速和持久的。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对市场的某种控制可能导致危险的警告,看起来是不可信的。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发生的专门反对社会调控的论战仍旧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冯·哈耶克与他的朋友反对这一时期的新平均主义(这是很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派认为,这种受到福利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破坏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发挥才能的积极性,而大众的幸福是依赖这两点的。佩勒兰山学会的带头人藐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官方理论和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西方社会正需要这种价值。新自由主义派的这些观点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始终停留在“理论”状态。
  
   1974年的转折点
  
  1974年的“石油冲击”展现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被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膨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冯·哈耶克与他的同志断言,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会(更加广泛地说是工人运动)的力量过大和破坏性。在他们看来,工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因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提出要求,也因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得不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福利开支。这两种压力汇合在一起,压制了企业的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出现全面危机。根据这个推理,医治危机的药方只能是:一方面,维护强大的国家,使它有能力削弱工会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发展(货币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货币的稳定性应成为各国政府的最高目标,在此目标下,严格限制预算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要紧缩社会支出和保持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建立一支“雇佣劳动者后备军”(失业者大军),用以削弱工会的力量。此外,还应该推行税制改革,刺激“经济主体”去进行投资和储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非是要减少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税和大公司的利润税。
  这样一种重新出现的和起解救作用的不平均可以使因滞胀而处于困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再现活力,而滞胀病的起因是受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影响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说,是国家的反周期性干预(力求减轻衰退)以及社会再分配的后果。这些措施的总体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是起破坏作用的。根据这一理论,一旦实现货币稳定并使主要的激励机制重新活跃(压缩预算、限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放松管制等等),经济自然就会重新增长。
  
  撒切尔夫人、里根及其他领导人
  
  新自由派的这一纲领的支配权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应该说需要长达十年时间才能得到承认。起初,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多数国家针对由1974年至1975年的普遍衰退引起的这一经济危机,力图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补救办法。尽管如此,从197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1979年,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就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一年之后即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在1982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击败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1982年至1984年,丹麦在保罗·施吕特首相领导下,一个明显右倾的联盟掌握了政权,而丹麦本来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的象征。接着,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除了瑞典和奥地利,都转向右翼。这些年的“右转”浪潮使运用新自由主义处方所必需的政治形势重新结合起来,而这些处方被认为是能够摆脱经济危机的。1978年,“第二次冷战”随着苏联干预阿富汗和美国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核导弹(巡航导弹潘兴2型)而加剧。在战后各种类型的亲资本主义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一贯是作为一个中心因素而构成一种非常凶恶的反共产主义的势力。在冯·哈耶克看来,反对“恶之帝国”对人类的最彻底的奴役的新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潮流的吸引力,使欧洲和北美的新右翼支配权得到巩固。这样,在1980年代,人们目击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可争辩的成功。
  
  掌握政权的新自由主义
  
   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实施是怎样的呢?英国模式是最纯粹的,同时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开创性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各届政府压缩货币总量,提高利率,大幅度减轻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取消对领域流动(资本的进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压制罢工,执行反工会法和削减社会开支。最后,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按新自由主义信条的轻重次序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延误。先从公共住宅开始,然后涉及基础产业领域,例如钢铁、电力、石油和供水。这一整套措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部经验中是最野心勃勃和最有系统的计划。
  
  新自由主义在北美的变体不同。在美国,根本不存在类似欧洲那样的社会福利国家,里根及其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涉及到一个应能破坏苏联经济以及通过这种迂回方式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战略。里根在国内政策方面同样是实行有利于富有者的减税,提高利率和摧毁他任期内唯一的一次重大罢工,即航空职员的罢工。尽管如此,事实上,里根不重视限制预算。相反,他却大胆从事空前的武器装备竞赛,结果导致巨大的军事开支,造成超出前任所有统治任期的极高国家赤字。此外,这是由国家直接和间接地补助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这是求助于一种古怪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其他国家都没有仿效它。这也是由于,唯独美国由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量,才有能力承担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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