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市场、民主与幸福
作者：王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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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0年，我到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时，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已经从尤金-梅耶讲座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凡是在美国修读过政治学的人对他的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三个主要学会的会长，即“美国政治学会”、“政策研究学会”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为了表彰他在政治心理领域的杰出贡献，1995年英国科学院推选他担任院士。
老人退休后仍住在离系里不远的一座公寓楼里。在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他提着老式布制书袋漫步的身影。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认真听讲，却很少发言。大概是在1998年，一次系里举办例行的午餐研讨会，莱恩也来了。那次会的主题是民主制度，主讲人是另一位退休教授，另一位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即以研究民主理论闻名于世的罗伯特-达尔。虽然退休多年，达尔几乎每天都来系里，其精力之旺盛、思路之敏捷，一点也不像年过八旬的老人。达尔最著名的书是他那本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但我认为真正能展现其对民主问题深邃思考的是他六十五岁以后出版的书，如《经济民主的前言》（1985），《论民主》(On Democracy, 1999)，和不久前刚问世的《美国宪法到底有多民主？》（2002）。每次与他交谈，我总能受到某些启发。因此，他主讲的研讨会当然不能错过。
但是，那次会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达尔，而是莱恩。达尔具体讲了什么，现在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讲完后，莱恩破例举手提问：“巴伯(罗伯特的昵称)，你关于民主制度的好处讲得很系统，也很深入。不过，如果民主制度真像你说得那么好，它应该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对吗？”“那当然，”达尔答道。“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别国不去说它，近几十年来，咱们美国人中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不是越来越多。”听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开窍的感觉。民主制度研究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十年的显学。各国学者对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进行过探讨。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稳定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也有人研究过，但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研究过民主与幸福的关系。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曾庄严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追求幸福如此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研究民主的学者从来就没有想过探讨民主与幸福的关系呢？莱恩能从这个被人们忽略的角度提出问题，真不愧为大家。那天研讨会是怎样结束的，我已印象全无，只记得自己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为莱恩问题对我的启迪而兴奋。
兴奋之余，脑海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美国感到幸福的人真的减少了吗？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这种心理变化与民主制度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民主不能带来幸福，什么可以带来幸福？我本人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便向莱恩请教。他让我稍微耐心一点，说他的新书将系统回答我的问题。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莱恩的新书，题为《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书很长，达465页，光注释就有102页。次年，“美国政治学会”将该书评为政治心理类最佳学术著作。
二
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很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东西。不过，进入中世纪，幸福这个概念几乎消失了。因为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来世上天堂，而不是尘世浑浑噩噩的生活，不管它有多幸福。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兴趣，但直到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出现，追求幸福的意义才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边沁认为，“避苦求乐”是个人行为的基础和区别行为善恶、是非的准则。他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利己主义原则)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原则)的手段。其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但从马歇尔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这个概念逐渐被“功效”(utility)所替代。“功效”是一个经济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同时又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现代经济学词典》的定义，“功效”是“福利”(welfare)、“满足”(satisfaction)的同义词，偶尔也指“幸福”(happiness)。不过，“幸福”基本上已不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之中；他们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设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们还能不幸福吗？幸福于是跟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财富划上了等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开始了对幸福的实证研究。以前，心理学关心的只是心理疾病；此后，幸福成了心理学中一个热门话题。再往后，社会学中发展出生活品质研究这个分支，幸福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但到目前为止，幸福问题还没有引起政治学者的注意。莱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莱恩相信，幸福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其它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包括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幸福之所以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概念难以衡量。一个人赚了多少钱，一个家庭拥有多少财产，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着翔实的数据。幸福却因人而异。在某些人看来，一边喝酒、一边看世界杯比赛让人幸福死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浪费时间。不错，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无法找到客观的指标。不过，了解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依然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检测人们主观感受的问题是：“就自己的整体状况而言，您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感到不太幸福？”二十世纪从六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已经积累了近四十年的幸福感受数据。
莱恩整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在1972-1994年期间，说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妇女、青年、黑人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感到不幸福的人更多一些（一项更新的研究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百分之四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欧洲国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患忧郁症的人却在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情况也差不多：说自己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对工作“非常满意”，对个人或家庭财务状况“相当满意”，对居住地“很满意”的人都在减少。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要依赖药物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帮助睡眠、清醒头脑、逃避无聊和抑制忧郁。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莱恩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么因素与幸福无关，什么因素与幸福有关。一般人认为，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可以使更多的人感到幸福。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他得出了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在概念上，他将经济增长和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区别开来。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因此它本身并不会增加幸福。收入水平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则会产生增加幸福的效果。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很明显，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幸福指数也较高。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喜欢听的结果。但莱恩进一步指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个发现对政策设计具有很大意义。如果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会逐步递减，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这才能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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