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生命盗窃与生物殖民

作者：卢思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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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殖民主义
　　
　　五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踏足新大陆，并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体现了西方帝国军事支配的强盗逻辑：西方的主体，对非西方的他者、客体，包括自然资源、土地和当地住民，进行赤裸裸的强抢侵夺，据为己有。五百年后的今天，跨国企业通过生物技术，“发明”原属自然的生命，“发现”社群共有的知识，从自然生态和历史传统中侵吞成果，只不过是哥伦布式的强盗逻辑的当代演绎。所谓的专利权，说穿了就是西方企业盗窃自然资源和人民遗产的工具，用以掩饰和合理化盗窃过程本身的暴力。
　　事实上，所谓的生物殖民主义(Bio-colonialism)，并非子虚乌有，对于那些未被过去殖民扩张所消灭而幸存的原住民来说，生物殖民主义更是迫在眉睫。利用原住民的生物遗传特征而申请专利的事件，在过去几年屡见不鲜，医药及生物技术跨国企业对各地原住民虎视眈眈，争相派员到天涯海角，“开发”原住民及其居住地的动植物的生物遗传资源，一旦发现具有特殊性的基因排列，马上申请专利，“合法地”抢夺和占有这些自然资源，并从中“开采”利润。
　　在跨国企业以生物技术步步进逼下，许多原住民亦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遗传资源、文化传统、集体知识和生存权利。
　　
　　生命的商品化
　　
　　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权力互相形构，彼此渗透，现代西方科学的霸权性地位，造就了过去五百年的殖民扩张。殖民主义背后更假设了西方中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一种以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为基础的价值观。现代主义将独立自主的个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并以个人自身的利欲满足，作为万物乾坤的终极目的，故此，“人”不再是地球生态中的密不可分、唇齿相依的一环，而成为独立自足的存在，外在于、相对于“自然”，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要克服“自然”、战胜“自然”，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正是现代社会不顾一切疯狂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石——追求无止境增长的代价，就是对有限的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生态破坏和资源损耗。相对于人类中心的想法，生态思潮提倡整全的(holistic)世界观，将“人”放回“自然”之中，视万物的和谐共存及永续关系为存在之目的，尊重生物的多样化，重视物种之间、世代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平等，以互助合作，取代竞争相斗。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思潮提出的，正是现代社会的去殖民化。
　　 生物技术的兴起，生命专利权的出现，其实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生命的商品化。工业革命的初期，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资本的积累开创条件，亦为资本的扩张提供市场。几百年来资本的扩张遍及地球每个角落，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将人商品化，化为可以买卖的劳动力，并将其他的一切商品化，粮食、水源、土地、交通、教育、沟通、家务、生儿育女、性以至爱。人类社会为资本积累而付出的代价，触目皆是：贫富悬殊，生活疏离，环境破坏，资源耗损。大地、森林、河流、海洋、空气，皆被盲目的发展所榨取，所污染，所殖民。资本的扩张，已经临界极限。通过生物技术和生命盗窃，资本不单将生命商品化，并拓展了新的殖民领域，新的剥削对象，只要征服动物、植物和人本身的内在空间，只要盗取分子结构和基因排列的“知识”，并据为己有，资本便能为自己开天辟地，扩张积累，至死不渝。对生命的商品化，也就是对生命的殖民。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年代，正如印度学者舒华所言，反抗基因改造，反抗生命盗窃，就是对生命本身的终极殖民的彻底反抗。
　　
　　卢思骋，绿色和平组织干事，现居香港，有著作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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