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环境危机下的国家形象
作者：［美］阿尔·戈尔 著 项灵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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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组织社会的政治手段，政府可以被当作一种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民治政府是有史以来被创造出的最复杂的技术之一。实际上，美国宪法起草者所使用的语言显示出他们对推动社会运行的各种流变不定的力量有敏锐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宪法是一部天才机器的蓝图。它用压力阀和减压力在个人的需求与社会的需求，自由与秩序，感情与原则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这部“机器”是一个大胆而极其有效的发明。在人类寻求更好的政治技术的全部历史中，它代表了最关键的突破。以下这一事实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今天的世界日新月异，二百多年前制订的这部宪法仍被所有人视为世界上最富有远见的民治政府宪章。
继往开来的人们目睹这一革命性实验不但获得了成功而且繁荣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对整个人类想象力的魅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尽管它有错误和暴行——掌握着通向人类文明未来的重要真理的钥匙。这些重要真理之一是民治应被理解为走向自由的一段仍未完成的旅程。东欧的一个新领导人哈维尔在1990年对国会两院全体会议的一次讲话中就曾指出，我们美国人还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仍在走向“通往自由的永无止境的地平线”。
从一开始，我们对国际社会的领导就远不止依赖于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从废除奴隶制到赋予妇女选举权，美国人铲除不公正的欲望一直在不断更新着我们作为领导者的道德权威。但我们并未能一直发掘自己的潜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大战结束，政治吸引力的中心一举从大西洋东岸移到了美国。但是，在那场“为世界能安全享有民主”的战争之后，美国未能承担起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和渴望它承担的领导责任。美国战后转向国内，退出了刚成立的国际联盟，选择了孤立和保护主义的政策，这一决断促成了以后二十年间的混乱分裂，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些混乱分裂滋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苗。
那些年月给了我们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国会两党一致支持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谨慎小心地重订日本宪法，承担管理责任。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普遍认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由于1918年后美国国会和人民——不是威尔逊总统——未能承当新的世界领导义务。
今天，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教训。在面临文明破坏全球环境之时，如果美国不能担当世界的领导责任，它就会再一次使世界滑向混乱。历史就是变革，而变革是生生不息的驱动力。现在，人类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我们在此面临一个抉择：我们或者找出新的方法来引导塑造我们共同的新历史的变革，或者我们被变革随意而混乱地驱使。我们或者走向光明，或者走向黑暗。
和1918年的情况一样，这一抉择不得不由美国作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8年时是总统具有远见卓识，准备担起领导之责，但人民未能响应；现在，人民看来已做好准备，而总统却没有。海湾战争刚一结束，一项民意测验曾调查美国人民对美国在世界上应起什么作用持什么态度。当时支持“美国利用它的地位来团结其它国家，采取行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人数量空前，达93%。
无疑，如果美国人被问及是否支持真要这样做而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时，结果会大为不同。实际上，几乎每一次民意测验都显示美国人反对征收更高的化石燃料税，而这是改变我们的政策以使其对环境更加负责应该采取的首要步骤之一。可惜，这种现象很普遍：美国人常常在原则上表示同意让他们的领导人采取行动，但同时保留固执地反对必须采取的每一项具体措施的权利。一项受人欢迎的主张并不总是能生出一项受人欢迎的计划，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人民和国会支持美国领导欧洲复兴计划的主张，但杜鲁门总统刚一提出要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巨额拨款时，几乎一夜之间民意测验就显示出支持他的人大幅度下降。同样，有一些为了应付环境威胁而必须在美国采取的措施无疑也会很不受欢迎，政治风险也很巨大。但是，美国人毕竟已经开始批准他们的领导人向全国提出挑战，采取大胆、富有远见、甚至很艰难的步骤来正确和负责任地对付环境危机。我在田纳西州各地举行的公开集会上看到，选民们很愿意采取措施以对付环境危机，比大多数政治家估计能够做到的要走得更远——但他们在等待有人领导。我确实相信他们渴望了解严酷的事实并几乎完全准备好全力以赴，做出有效的反应。
然而，布什总统及其顾问们仍在反对美国出面来领导组织解决危机的全球行动。这表面上看来是因为他们还不相信危机已经存在。布什总统曾站在波士顿港口前誓言要当一位“环境总统”，“以白宫效应来对付温室效应”。但在此之后，在他执政的头两年里，他却辩解说：在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温室效应的大规模国际科学研究完成之前，必要或可行的措施并不存在。然而，在等待已久的研究结论呼吁全球采取紧急严厉的措施时，总统却宣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实行任何实质性的措施。
更糟的是，总统及其政府一直采取一些象征性行动，旨在蒙骗公众，使他们相信政府正在做着事情。例如，提升环保局为内阁一级的机构，这使一些不经心的人相信事情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不过，1991年秋布什为了向媒介“亮相”到了大峡谷，此行引发的讥讽就像大峡谷一样深。必须承认，总统帮助国会通过了旨在减少空气污染的《清洁空气法》，立了一功。虽然这项法案是一个妥协的文本，在通过之前被政府的多项修正所冲淡，并在通过后由于白宫干扰环保局的实施而受到削弱，但仍不失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而即使在这一法案中，总统仍坚持删除所有全球变暖的字眼。不仅如此，政府直至最后仍坚决反对我想添加的修订条款。这一条款要求解决二氧化碳和造成全球变暖的其它气体问题，以便更快地消除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品。
总统的白宫主任J·苏努努一直公开讥讽全球变暖的看法，全力扼杀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努力。他索取了一个能在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上运行的特别软件来模拟大型全球气候模型，希望结果能够支持他反对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担忧。可惜的是，他使用的软件明白无误地确认了科学界的普遍意见。当然，那没关系，他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决心已定。而布什不光批准苏努努以总统的名义制定政策，还批准他去遏制政府内的不同意见。
国务卿贝克开始他的任期时很有信心。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谈的就是全球变暖问题，雄辩地把它论证为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首要任务。但是，两年之内白宫没有任何行动。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其它国家指责美国不断为自己的拖延辩解毫无道理，使贝克公开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所有报道都说明白宫主任对他充满几乎无法抑制的敌意。在这一切之后，贝克于1990年末宣布：由于他拥有石油公司的股票，所以他本人继续参与全球变暖问题将会引起利益冲突。我把贝克国务卿当作一个好朋友，并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尽管如此，人们不禁会问，他从全球变暖问题脱身，为什么却并未退出关于我们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政策、海湾危机及其它对石油公司有直接影响问题的讨论呢？看来，从全球变暖问题脱身与他灵敏的政治感觉有关。这种敏感告诉他：他不可能在与苏努努的争论中获胜。此外，他也许也不想与白宫一直坚持的灾难性的和不道德的政策发生关系。但是，不管国务卿参与不参与，国务院在美国政策的制定上仍在起重要的作用。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不止一次小心谨慎地与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联手，使关于全球变暖的国际会谈无功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