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界外消息
作者：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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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警察的天平秤斜向大卫之星/ 你们忽然沦为寄生的贱民/ 被圈禁在耶路撒冷、安曼、开罗/ 贝鲁特、科威特等地的难民营/ 丧失一切自由、身份和人权
远远看见挤逼的营地，本来是帐幕/ 如今是简陋的砖房，铁皮屋顶/ 冬季如冰窖，夏日像蒸笼/ 较好的楼房，你们不屑去/ 无国哪有家，所以奋力/ 争取属于自己的家园，而我们/ 称你们为恐怖分子，赶尽杀绝
你们的声音我们听不见/ 你们的宗教不为我们谅解/ 你们的语言，需要翻译再翻译/ 仍不一定进入我们的世界
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吧/ 把你们居住的土地应许给别的子民/ 流乳与蜜之地，其实贫瘠而荒芜/ 除了加利利湖、约旦河谷/ 只是旷野、死海和沙漠
你们没有爱因斯坦、鲁宾斯坦/ 弗洛伊德和夏加尔，没有一人/ 选入舒特拉的名单/ 你们没有可以哀抚的哭墙
车子沿着难民营驶过，你们/ 多容易辨认，约旦人/ 披红白格子的头巾，你们披黑白/ 守丧的颜色，守丧的年月/ 一个民族的复国竟是另一个民族的消亡
世界，它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不是在远方，不是在别处，它就是我们周遭的现实，就是包围着我们的境遇。《逼视的眼神》和《午夜之门》不是在谈论与我们无关的世界热门话题，即便如翟永明《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叙说二战中受伤的城市柏林，也不是重复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无关的历史。这样的现实会让我们备感无力和沮丧，也许我们有办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有办法使它看起来与己无关，可同时我们也明白，那不过是自欺欺人。
写作并不具备比别的方式更优越和特别的能力来把握和概括这个现实，但透过与现实相关联的写作，确实应该呈现进入现实情境的隐约线索，哪怕这样的线索只通向整体现实的某一个很小的部分。譬如说，有这么三篇与流行音乐有关的小文章，如果放在一起看的话，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社会变化？1988年前后，崔健音乐的力量正在蔓延，在江淮之间的小城中学，男生穿着拖鞋、端着瓷碗往食堂走的路上，唱《一无所有》，女生则把《从头再来》的歌词抄下来当诗读（魏微《1988年的背景音乐》）；到2002年5月，上海，弥漫着暧昧色欲的淫雨中，F4终于来了，台北的四个“阳光男孩”，更准确的叫法，“花美男”，挑逗起无数青春的尖叫，无数倾慕、无数热泪（毛尖《雨轻轻地在城市上空落着》）。你能够想象这个时候崔健在干什么吗？他在搞“真唱运动”和《真唱运动宣言》——这个歌坛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逼到了什么份上。
说起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沧桑巨变，我们已经有许多的理论叙述和堪称激烈的思想论争，前几年王晓明等关于“成功人士的神话”的讨论还记忆犹新，在这样的情形下，读读《民营企业家自述》，一个下海炒房炒地起家的成功者口述的个人奋斗史，不由地就会产生出更加真切、同时也比读理论叙述更加复杂难言的感受。如果我们还能够把眼光移开一些，从众所瞩目、侃侃而谈的成功者，转向坐在垃圾当中安然吃饭的丑陋的老妇人（《垃圾房里的老妇人》），转向在吸毒的痛苦中辗转沉浮的“边缘人”（《吸毒者日记》），我们又会产生出怎样的感受。这里不需要廉价的同情之类，你我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其实比比皆是，没有什么新鲜；可它毕竟出现在文字里了，在现实之外的另一个层次上又一次刺目地提醒着我们某种现实，它之所以刺目，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的现实。写《垃圾房里的老妇人》的张硕果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有一种难得的思想上的坦诚和勇气。他说，“我失去了妥当地处理这位老妇人的办法。”“我怕我会恨上她。因为她既妨碍了我的幸福，又妨碍了我的不幸。由于她的存在，只顾自己幸福地度日不再能心安理得，也是由于她的存在，使我的不幸变得牵强附会，和她相比，我有什么不幸，我有什么资格诅咒和抱怨，我和宾馆里制造垃圾、往垃圾桶里扔避孕套的绅士、淑女原来是一伙。我不愿她的存在。这是个很危险的愿望，要是在一年前，我会认为她不应该存在，再进一步的话，就是消灭她的存在！那时候我信奉尼采，当然只是我所理解的尼采。现在自然是不会这样想了，但现在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该怎么办呢？”
是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出这样的疑问。发出这样的疑问，叙述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困难，就意味着，现实，不仅仅是在我们身外和周围的，我们进入现实，同时也就意味着让现实进入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感情过程和思想过程。否则，现实还是那个现实，我们还是那个我们，彼此分明，不可能在这之间建立起真正有意义的联系。
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联系呢？当今时代，分明提供了诸多发生联系的简捷、轻松、愉快的方式，你敢断言这样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有意义的联系吗？譬如说，地理，这个词因为越来越多的“旅行”或者更加普遍的“旅游”而变得生活化和时尚化了，也就是说，如果高兴，我们就可以用旅行或旅游来和一个地方发生联系。以前说“在路上”，会想到垮掉的一代之类的叛逆式精神和生活，可今天，差不多每一个现代人不是已经“在路上”就是准备着“上路”了。联系，不就这样发生了吗？而且，如果还有雅兴，当然可以用文字或者图像来叙说和证明这种联系。事实上此类的文章和图书也正显示出方兴未艾的势头。
根据专家的研究，旅行或旅游的兴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现代性？又是现代性。这么一说就复杂了。我们不必在这里纠缠，却需要意识到这正成为我们的生活和文化现实的一个部分。处在这样的现实意识中来读周晓枫的《锯木场》、苏童的《南方是什么》、张承志的《匈奴的谶歌》、王朝阳的《无法拒绝的传说》，你会感受到另外一种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联系。这些文字不是旅行或旅游的副产品，我清楚，把它们和这样的副产品比较本身就是不公正的；但我之所以用这样不公正的方式来谈论，也许是期望，这另外一种文字，说不定就能够提示我们产生并非多余的警觉和反省，意识到某些简捷、轻松、愉快的现代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相关文字、图像、闲话、传言，扭曲和伤害着与之发生联系的地方，扭曲和伤害着这些地方的地理、历史和人文。这另外的文字，提示着另外一种联系，就如张承志咀嚼那匈奴的谶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 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悲亢的古歌，总结沧桑，结论绝境，岂只叙述过去的地理和历史，岂只与一个已经消亡的民族有关？
今年夏天，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的五名队员攀登雪峰遇难，引起多方关注众说纷纭。事外人的议论多属无谓。有两篇简洁、稚拙的文字，《穷母现身》和《慕士塔格遗事》，出自两个学生队员之手，是早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的文章，前一篇是去年写的，后一篇更早，1996年。这是一些“和雪山紧密相连的故事”，也是一些和年轻的心灵紧密相连的故事。
我看到报上关于散文研讨会一类的报道又在重弹真情实感之类的老调。我不是怀疑真情实感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想问，为什么我们老是强调散文要有真情实感，而散文老是缺乏真情实感呢？为什么我们的散文老是想打动读者，而读者大多不买帐呢？谁的真情实感？什么样的真情实感？发生在什么情形中的真情实感？真情实感能够从具体的历史、现实中抽象出来，想要就要吗？离开具体的历史、现实，从哪里产生欢乐、痛苦和种种复杂的感受？但你要说他们不关心现实，那又错了，他们分明还在不断地讨论散文如何表现现实之类的问题，甚至现实到讨论“散文创作如何与市场经济接轨”——如果不是大报上的白纸黑字，我一定以为这是谁的编造。
《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作者在写和编者在用的时候，都不会把它当作散文，它出现在报纸的文化版上，本意就是一篇“特约记者”的稿子，可是它却能唤起读者不平静的感情。它的笔调尽量客观，克制，它只是叙述了一个事实：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床上，九十八岁的巴金已经躺了三年多，他要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他病痛中的生存令人心疼，他曾说，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这个事实与什么样的现实相关联？我们挂在嘴上的散文表现现实的现实包含这样的现实吗？
《感天动地夫妻情》是陈思和记贾植芳和任敏的文章，这一对老人的非凡情感，是和他们一生的苦难命运相伴而生、难解难分的，不仅过去和他们的坎坷历史相连，而且今天和他们的现实困境相连；不仅和他们与苦难不屈抗争的人格力量相连，而且和他们在困境中艰难生存的种种具体而微的行为相连。如果文章没有揭示出这些内容，如果文章没有对这些的深刻洞察和感同身受的理解，根本就无从呈现和想象那样的夫妻情深。
我非常疑惑，当我们不断重复一些非常正确的说法，就譬如，散文需要真情实感，散文要表现现实，等等，会不会是这一遍又一遍无数张嘴的重复，使得本来具有真实意义和具体所指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无聊，甚至，越来越像一句假话？
（本文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散文卷》序言）
附目录：
世界：张承志逼视的眼神/翟永明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北岛午夜之门/北岛纽约变奏/巴宇特等2002年5月10日
现实：毛尖雨轻轻地在城市上空落着/魏微1988年的背景音乐/崔健真唱/潘石屹民营企业家自述/张硕果垃圾房里的老妇人/李敏吸毒者日记/刘庆邦妹妹不识字/庞余亮半个父亲在疼
人物：张者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陈思和感天动地夫妻情——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吴冠中林风眠和潘天寿/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蔡翔三年生死两茫茫——回忆周介人先生/王家新火车站，小姐姐……
地方：周晓枫锯木场/苏童南方是什么/张承志匈奴的谶歌/王朝阳无法拒绝的传说/晁婕穷母献身/张天鸽慕士塔格遗事
散文：贾平凹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李敬泽“散文”的侏罗纪末期
附录：苏鸣编2002年散文记事
张新颖，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火焰的心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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