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冬夜笔记
作者：张 炜
字体： 【大 中 小】
和时代如此合作
诗人与自己的时代合作的情形真是复杂难言。怎样合作，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这类问题无论怎样讨论都不显得过分；当然，也显得有些多余。因为有一种高论认为，一个诗人只有最大限度地与自己的时代合作，他才能不朽。然而这种高论由于过于含糊而令人怀疑。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诗人，包括合作与不那么合作的诗人。他们都是悲伤者和不幸者。即便是一个看上去诸事顺遂者，也不见得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合作者。因为要弄清这个问题，就首先要问“时代”是什么？他所面临的“时代”有多长？像他的生命一样长，还是更长？有人说“诗与帝国对立”，那么诗与时代呢？是简单的合作还是简单的对立？
我们需要一些例子来说明。首先想起来的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可以用作标本的时代。我们还会想起前苏联。很奇怪，总是想到我们的近邻。不必列举一个个名字了，因为都知道他们分别是合作者与不合作者。可是我们这里想说明的是，与时代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与体制的关系，它们是有区别的。我们再寻找另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海明威与福克纳。他们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代合作者。惠特曼？爱默生？梭罗？似乎仍然不是时代的合作者。
时代与民众的关系？不，时代与我们听得见的群声并不是一个东西。因为真正的“大多数”在沉默，所以又不能简单说时代就是民众。时代有时可以看作折衷和妥协的东西，如浮面的一些声音，一些面孔，一些脚步，如此而已。就此而言，我们未见得一个真正的诗人与自己的时代合作过。可是时代又可以是隐含和潜在的，它们会在更深层上、会以别一种方式与诗人合作。所以又可以说，任何诗人都属于他的时代，没有一个例外。
诗人不会背叛自己的真实和诗意。这是他一生的追寻。这种合作与不合作，都是挚爱，是对生命和生活的挚爱。没有人比诗人更爱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那些生命。
基本精神特质
我在长篇小说《柏慧》和《外省书》中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生活，它现在看起来也仍然让人高兴或不高兴。我以往写的知识分子不多，因为我觉得还是写写田野和大地、写写令我感动的大海、丛林的苍茫、写写我热衷的那些故事更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视野中突出起来。它的突出，却并没有淹没和遮盖我心中的田野大地。原来它们在同一个故事里，从属于同一个问题，它们在今天尤其不能分离。所以我的故事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知识分子与大自然如何相处的关系。今天的知识分子怎样对待自然环境，已经是不可能绕过去的问题了。
好的知识分子像泥土一样质朴，而且具有强大的滋生力。好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依附在皮上的毛，而是皮毛共生的整个世界的面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头脑最清晰的人，最有情怀的人，很容易激愤和悲凉。但是他们并没有止于此。他们还保持了更多的进击力。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那么他们就显得不那么可贵了。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尽一己之力坚持着，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我们常常在不同的领域里看到一些视野开阔、知识准备充分，同时又具有强大关怀力的人物在行动。这些人物在每个时代里都是最可宝贵者。他们把悲悯化为了质询，而不是一味地呻吟。人的手指看上去纤细无力，可是只有人的手指才能指出真相。一个人如果在属于他的时刻里不能伸出手指，那么让谁代他去做？我们重视激愤和悲凉的人，但我们又害怕他们仅仅停止在这种状态里。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敏悟多思的人，所以他们总是拥有更多的根据。他们的发声比起其他人，总是具有更充分的理由。
今天即便在知识分子那儿，生活的理想和标准也成了最突出的问题。因为在许多方面，西方化已成为新的时髦和新的尺度，在它的面前，人们已经束手无策。很少有人敢于去认识和表达那些最基本的事实，比如说现代化本身所孕含的危机、它的粗暴性和野蛮性。现代化当中反文明的部分并没有被认识，或者说我们压根就不愿意去正面谈及。这种粗暴和野蛮的成分已经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许有一天还会葬送人类的全部希望。在许多知识分子的意识和潜意识中，一种倾向和愿望从五四到现在一直浓烈不化，这就是彻底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转而求洋。他们推崇商业扩张主义的生活理念，实践那样的生活准则。这一切将造成多么大的侵犯性和破坏力。今天，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就必得具备超越的眼光，即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思维，对现代化有一个冷静而科学的认识。
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警觉和反对技术主义的伟大传统。可是这个传统今天并没有坚持下来。反过来，把技术主义混杂在现代化的幻觉之中来一起膜拜，这成了一种普遍状态。人们不敢讨论重要问题，变得非常务实也非常现实，害怕“大言”。他们不知道有一部分人，比如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的区别，就是在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大言”。大言是超越之言，无私之言。简单点说，大言即是大写的人的语言。而我们知道，现代商业社会的挣挤，许多时候“人”字是要小写的。
不幸的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的占压倒多数的文学和思想制品，都是在歌颂和肯定这种小写的人。他们认为人的庸碌和倾轧、欲望中的挣扎，都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有谁来说一声“不”呢？
我们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希望他们说话，并且在发声的时候更稳重、更从容，而没有一点空洞和虚脱感。
“启蒙”立场
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潮流之中，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实际上已遭背弃。历史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是极为不幸的。我们今天说的启蒙，不是对于现行的资本主义运行规则的解释，不是对于物质主义的尾随。真正的启蒙是站在它的对面，是继续下去的一场质疑，是一种精神传统。这样的启蒙立场，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立场。
我们的世界正进入新的亟需启蒙的时期。有人认为民众是知识分子的导师，知识分子要接受民众的教育。这就把民众与知识、而不是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了。民众是什么样的民众？知识分子本身属不属于民众？在数量上具备多少人才算民众？众多的知识分子算不算民众？还有，如果有人认为只有缺少知识或相对缺少知识的人才算民众，那么这样的民众是绝不能作为知识分子的导师的。笼统地讲让民众教育知识分子，只能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说辞，往往只有政治意味而没有什么科学性。知识如果不是来自民众、不是来自民众的历史，也就不成其为知识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民众的代表。
知识分子在这里是一种群体形象，是类的概念。个别人自诩为知识分子，同时又不经授权地自愿代表这个群体，并通过矮化和弱化自己来达到贬抑整个知识分子的目的，其实是可以一笑了之的。知识分子不是什么简单的你我他，而是一个崇高伟岸的概念。它甚至不可以在现实中给予具体命名。所以知识分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希望和依赖，是人类在黑暗中长期摸索的领路人。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人类的明天。这是简单的、不容置疑的道理。
对知识分子的误指误认是危害至大的一件事。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一些极高的指标，如果降格以求，种种麻烦就会接踵而至。受过某种教育、有了什么学位、掌握了什么技术，这并不能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有强大的认识力和关怀力。有了这样的力量，才能够具备以单薄的一己之躯，去抵挡和反抗整个世界的荒谬的勇气。而且也只有这样，他才会有韧性，有果决，会常发大言而不羞惭。知识分子可以微言大义，但不能总是“微言”。必要的“大言”还是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