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火的福祉（散文）
作者：梁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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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在寻找到一个殉道者之前，它不会结束。
要让一个历史的发展充分展示它文静的风度，杀戳和吞噬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
躲避
朋友杨飚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某位黑人不愿成为殉葬仪式中熊熊烈焰的牺牲品，他躲了起来，但他最后还是走了出来，躺在了火焰中。
杨飚认为，黑人不是躲避殉葬命运的人，他走了出来，呈现自己的形象，他不是躲避的人，他是勇敢的。
我们常把看得见的躲避事实称为躲避，从柴禾堆里站出来自然叫做面对烈焰的呈现。不，这不叫呈现，没有任何人呈现。
“役于形”的躲避观。恰恰把黑人行为奥秘讲反了。应该说黑人最终服从了殉葬的安排，黑人消失在殉葬的仪式中，这种仪式从来就是这样。如果有过路人要问：那里在举行什么活动?他会被告知。如果他不询问，也没有人会多舌，想额外告诉他什么，黑人在殉葬。但人们不会议论，就像不会去议论黑人身边的那条河流那样。
当这位黑人躲起来，殉葬仪式中立刻会发现少了一个人。在这之前，司仪大抵都是闭着眼睛在祈祷，躲起来一个人，司仪们在悄声辩论，可以明显看见柴禾堆上的圣坛上是空荡荡的，因为这不得不中断殉葬仪式的正常秩序，这才惹起了司仪们的普遍注意力。
躲避，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躲避者形象，一个黑人的形象在殉葬仪式前夕呈现出来，而不是那个黑人躲起来。
后来，他不堪忍受在这场殉葬仪式中因为躲了起来而形象那么鲜明，如同人不堪忍受总是站在舞台上那样，所以，他重新站了出来。这个所谓的“重新站出来”，如同他终于退到舞台背后一样，一切都又恢复了殉葬活动开场前的安静，火焰还没有升起，广场上静悄悄，司仪们昏昏欲睡地念着祷词。
黑人以走出来的方式，消失在殉葬仪式的浓重黑暗之中，世间什么都没有呈现，这唯一的殉葬曲就是黑人得以重新呈现。司仪们在说，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火焰如期点燃，只是出了点小小的麻烦，殉葬仪式像河流那样宽大而自然。
有一个正确的躲避姿态，就是指他站了出来。
失明与格律
博尔赫斯说：“失明使我懂得了格律。”
我们处在暂时的黑暗中，当我没有打开电灯摸索到茶杯，然后再把茶杯放到桌子上时，我的手必须先碰碰茶杯下面的空洞，我要确认茶杯下面究竟有没有可以把茶杯放在上面的坚实的一块地方，茶杯落在桌面的响声对于处在黑暗中的人有了一个明亮的回应。
我们处在暂时的失明之中，我们不用牢记那张桌子是如何时刻准备迎接茶杯的“落地”。就是说，有一张桌子天然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茶杯哪怕暂时离开桌子，茶杯终会准确地回来，桌子是茶杯成为静物的发祥地和可靠的保障。
一个永久失明的人，在永恒的黑暗中永远都要搞清楚他现在究竟在什么位置。
他自身的位置无法确定时，他就呼唤着内心的参照物。
对于失明者来说，一张桌子哪怕小小的移动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必然扰乱他的灵魂。桌子和其它家俱正植根于他值得信赖的地方，如同失明者抬起头，感受到清晨的阳光一样。
死死的，如同过目成诵牢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有哪些坚硬的物体有可能碰到他。他头脑预习的地方比他实际要走的地方多得多。这样，他一辈子都在自由的行走中，不碰到任何阻挡。
失明者只要醒着，就在重温：那间没有人的屋子，现在是什么样子；无人歌唱的舞台，现在是什么样子；全世界的人都在睡觉的世界，现在是什么样子；
失明者遵循着他得以确认的路线行走，遵循着一定的格律行走，那铃铛的叮当声成为他小心翼翼前行的佳音。
大眼睛的作家必须体验我们的生活中最为发人深省的指引方式，那就是失明。失明让作家从关注内心变为首先要关注外界，失明者的沉思令他情不自禁把从前和未来他曾经亲眼目睹过的生活动荡和变化，看成静止之物，把鲜活看成死亡，从生活气息中嗅出棺木气息。在失明之前，作家称创作为自由地呼吸。当失明者只能凭心灵倾听人的呼吸和喘息时，这种自由地呼吸，才能转化为格律，原来，呼吸存在于海潮涨落般的严格律动之中。
最早的诗，它的本性是它的格律，只要遵循或者是溶入了一定的节拍，整个部落都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至于在一定的节拍中，人们的嘴里说了些什么，这并不重要，格律摇摆在脚步的踢踏声中。我们现在称为之语言的力量的那些具体言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语言的力量在节拍中形成。
格律究竟是不是一种镣铐，是不是必须砸断、并且抛向荒野的那根垂死的拐杖?这当有诗人的精神活动是否正在被放逐，才能得以说明。
自由是一种放逐，放逐令里所允许的自由呼吸实际上是一种被放逐人的躁动和杂乱喘息，但仍然还会有一个镣铐的影子跟着你，它的昵称是“格律”。当自由人尝试过一种有规律的精神生活时，如同盼望均匀地呼吸，只有在这时，回到格律得到确认，镣铐重新从天上回到你的手中，然后，向双脚过渡。这个时代，人的精神使命不是那个“自由的追求”。你聆听过世界上无数的声音，但是那格律声如同金属般地偶然碰响，使你终于想起这是你自己的镣铐，这是已经与你的双脚血肉相连的你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摇晃扶植着你的心跳和歌声。
我赞同失明者的心声，我赞同失明者必须“过目成诵”，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借助心灵的重温。
失明者把他记在心里的形象固定下来，那个动荡的形象世界在变化之前并不向失明者打招呼。失明者在动荡中跌倒之后，在心灵中重新树立起那个形象，给出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形象和路线的蓝图。
博尔赫斯是一个精心格律蓝图的人。
棺木气息
我们大致只是记录了我们自认为能够“盖棺论定”的生活进程。
我们扶着生活的灵柩前行，就像将那正在奔跑的人捕获，或者在那人喘息之时，将他扼死。作家习惯地把生活的呼吸深深埋葬，让我们更为醒目地体察到，大地因为地下有人在呼吸而起伏。
作家感兴趣的事情是，生活进程被纳入“盖棺论定”的黑名单后，生活本身的强烈挣扎。
最初，我们误以为生活自身是生动活泼的，作家忠实地再现了它。
作家的心灵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作家在盘算着那个生活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性质，是些什么样的名称，在最终的创作生活的谋划中，生活只允许是什么面貌，或说些作家认为适合生活这个自然角色的话语。于是，生活与既定生活进程是抗争的，作家反倒欣赏这个抗争，反正死期将至，生活气息终将变为棺木气息。
我想，棺木气息的浩荡吹拂正是来源于“生活”这一唯一的神秘风口。
因此，你不盖棺论定，他就不会挣扎，不会显得生动。
当然，作家从来就不是赤手空拳实现为生活进程“盖棺论定”的任务。作家如果只有钉棺盖的钉子和锤子，是难以实现上述任务的。如同早期美洲白人掠夺土地，骑着骏马以桩为界划定疆域的圈地运动。
作家，尽可能将灵柩做得大一点。
譬如说，我被诗人群体论定为诗人。那么在诗人的生活进程中，如果我在会上议论起我多么想获得一间舒适的房子，我立即就会引起非议，引起诗人群体的失望。这就等于我从已经被钉死的棺木中伸出手来，目前，你还不配静卧于诗人的灵柩之中。反之“世俗人生”心态向崇高人生心态的转化故事，道理也是一样。定性诗人被观察到的角色矛盾，最终在一种为“宽容”的古典观念和不朽的时间观念压榨下，存活在棺木之中。这也如同史官在竹简上的如实记录，如同后宫的流水帐。
我有位朋友是医药总经理，他问我：“我的女秘书怎么样?”我反问他：“你的女秘书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女秘书在酒桌上向我敬过酒，女秘书对我的盛情，应理解为这位医药总经理与女秘书之间的配合默契的良好关系，而根本不说明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也说不定。
作家所欲盖棺论定的生活故事，也如同这女秘书一般真的与作家本人没有多大关系，这样说，将引起作家的心理反抗。
作家亲身参与的生活故事，难道与作家本人没有关系吗?
作家亲历的生活，如同日常生活领域的“第三者”亲历的故事其原理极其相似。
有一种作家很懂得对生活进程不加以议论，而性情激越的说书人，却要看出已定论的生活故事的不和谐之处，这样，他势必破坏这个生活的封闭完整，这无非引申出生活对他回眸顾盼，引申出新的意义的确立，在有两种意义命题相峙时，必定有一个命题是虚假命题。
我不能干预医药总经理和他的女秘书之间的默契关系，不便干预他们的生活，他们当活在他们自己的棺木之中。
生土豆时期
蹲在伙房里削土豆的人在吃生土豆。他认为：等土豆烧熟了，就没他的份了。
人，怎么会这样想?我们从来都是把已经在锅里煮得热气腾腾的土豆，叫做“土豆”，从地里回来的人，放下铁锹、锄头之类，围着锅，每人能分到两三枚熟土豆。
吃生土豆的人，主要关心的首先还不是熟土豆的数量太少，而是他担心自己抢不过人家。他本能地发现，熟土豆是由生土豆变来的，而且，人们对生土豆暂时还不感兴趣，土豆尚未煮熟，他们还没有饿到那个份上，自然想不到去吃它，更想不到去抢。
饥饿的人，极易去寻找尚未成型的食物，饥饿的人对一桩事物还没有显示价值的时候，能找到价值的源头。
当某种思想还是空想的时候，你得学那个蹲在伙房的人，你得赶早去研究它。任何思想者遇到了一个难题，都无法判断它的研究是否要人们都去喜欢它，是否能让人们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千真万确，要防止其他思想者的哄抢。哄抢时代的任何价值观，其真实精髓已被抽空，如同那个人在想：“你们去吃熟土豆吧，我早已经吃过了，只不过是生的。”这人的命运，看上去是凄惨的，可说不定也是幸福的呢。
梁小斌，诗人，现居合肥。主要著作有诗集《少女军鼓队》、随笔集《独自成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