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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3年第4期

SARS阴影下的媒体作为及其他

作者:雷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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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食物、空气和水,人们还需要资讯,而且都要趁新鲜。经济自由主义把持下的香港媒介圈有一句话,说是新闻海鲜价。意思是说新闻像海鲜一样,越新鲜越值钱。所以新闻要抢早,抢独家。那么,媒体对他们感兴趣的新闻表现出的那种高亢和急迫大抵是媒体的“本性”了。但这样的“本性”却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媒体之间的竞争中训练出来的。时日一久,浸淫于新闻海鲜的“腥”味之肆,媒体也就练就了它“嗜血”的特性。以我并不怀恶意的臆测,在那些“自由空间”下的媒体力量的高亢的声音和急迫的姿态里,或许还有它们自己的若干私利在:在煽情的高亢而急迫的啸聚里取得社会的话语霸权,让自己在社会的聚光灯下起舞,同时借此收取印数加大、收视率提高之后的利钱,为下一次的出场凝聚力量。至于民众的恐惧和社会的混乱,说到底那是当局者的责任。如果他们连这点事都办不好,那更好让人民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反正想做高官的人有的是。于是,SARS到来之初,媒体向社会拉响了警报,长笛声声,迫人而来。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没有告诉惊悸中的人们:医院对SARS的收治情况,专家对这个病的治愈率是怎样估计的。他们呈现SARS在广东肆虐时的严重,却忽视告知人们SARS感染者康复的情形。这样的结果,警报的效果是好了,但警报下的恐惧也由此而生。事件应该有的多个面向的真实让度于哄抢新闻海鲜的市场效果。无奈之下,只好把恐慌留给社会,把利润留给自己。至于那些在恐慌中被隔离的人们,他们会带三样东西上路:口罩,消毒水,还有报纸。
  SARS的肆虐,不仅在于病毒对于人们健康的威胁,却更在于SARS通过媒体的传播用恐惧摧毁了正常的社会组织,挑战了人正常的反应与活着的尊严。无独有偶,在老牌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度里生活的霍尔还曾讨论过由报刊引导的道德恐慌问题。或者媒体在有意无意之间造就社会恐慌的状况并不是在香港所独有,也不是仅SARS这一回的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的传媒业从国家体制的内部生长而来,留心的人们能够听得出它在辗转之间递送出人间歌哭的艰苦努力。就它伟大的梦想而言,大约也用得上鲁迅的话,是“路正长,夜也正长”的。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媒体的自由空间而憧憬、呼吁时,他们恐怕暂时顾不得提防媒体所集聚的宰制性力量对社会构成的伤害了。但媒体却并不是上苍遣下的养爷孝子,它的背后也自有只看不见的黑手。在SARS的肆虐之下,香港传媒的作为,恐惧之下民众的无助,大抵也告诉了一意憧憬着自由、民主的繁荣国度的人们,第一霸权如虎,而第二霸权也是类狼的,同样值得警惕。“幸福生活”不会就这么简单地叫“张大民”们免费享受。一方面是尚未终结的专权与禁锢,另一面是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形态中可能和正在形成着的各种新霸权对人们正常感知的挤迫。好在腹背受敌是直面现实者的人生常态,就像真正的声音永远是从多种板块挤压的缝隙中发出一样,这就是我们正面临的困境和未来的可能。大众媒体已经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被控制又反过来操控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改造和形成当下社会形态的重要力量。晚近以来发生的若干媒体事件引人注目,更向人们昭示着一个媒体时代来临的若干朕兆。对这类事件中各种声音以分辨和解读,或能明确地揭示这种“警惕和追问”应该面对的困境,及其在当下的迫切意义,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和勇于真正面对。
  
  雷启立,学者,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苦境故事——周作人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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