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非典”的政治经济学片想
作者：卢周来
字体： 【大 中 小】
多少人？几个百分点？
这些日子的每天下午四点，我都会准时打开电视机，听卫生部官员通报“非典”疫情。4月29日，北京竟然一天内新增了 152例“非典”患者。听完通报，关上电视发了一会儿呆。不一会儿，妻子回来告诉我，住在我们楼上、与塔楼里所有的孩子都有很好的关系的那位年轻的儿科女医生，因为在值班时接触了一位疑似病人而被隔离了。这消息使我的情绪变得很坏。正在这时，一家经济类媒体记者打来电话，说是要我谈一谈“非典”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我当时就很不礼貌地给对方撂下了一句话：“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兴趣。”
其实，此前几天，经济学家杨帆、社会学家陆建华还真与我一起讨论过“非典”对GDP的损失。在讨论了各行业“乘数效应”的大小后，我们详细讨论了“非典”将对各行业的影响。后来，由杨帆先生提出来、并被各媒体广泛转载的“‘非典’可能将影响GDP近2个百分点”就是这次讨论的一个结果。但这个时候，我却对自己当时计算GDP时表现出的理性与冷静有些反感，因为我模糊地意识到了某种问题。
晚上上网，在连篇累牍的关于“非典”的经济影响的文字中，一篇由《中国新闻周刊》刊载的奇文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题为《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的文章，试图以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瘟疫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鉴，来解释“非典”的经济影响。
第一个例子是欧洲黑死病，尽管作者说尚无权威结论，但还是说：“经济史学者通常认为：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从而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灭亡。”
第二个例子是1918—1919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大规模流感和肺炎。据作者说，这次仅在美国就造成了67.5万人死亡、导致当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11.8岁的传染病，从长期影响看，竟然在十年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作者援引所谓“美国两位学者的测算”，“流感导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十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
第三个例子是始于1980年的艾滋病。据作者说，“其对经济在短期内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比较温和”。
三个例子中，作者特别指出：“相对于目前的‘非典型’肺炎来说，美国1918年流感似乎更可用来看‘非典’的长期影响。”作者遮遮掩掩地说，根据学者们估计，“当年中国GDP增长率会因此有所下降”，但明白人一看便知作者自己的预测：从长期看，“非典”说不定会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呢！
读完这篇奇文，我终于清楚地知道了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为计算“非典”的经济影响中表达出的理性与冷静而感到有些羞愧难当。
想起了三位政治经济学大师。
第一位是马尔萨斯。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人口原理》中，第一次如此醉心于研究类似瘟疫这样的人类世界的偶然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第一次如此地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鲜明地对立起来。根据他的理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产力的增长，最后导致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多，只有通过饥荒、瘟疫和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如果说马尔萨斯仅仅是对历史残酷性的描述，或者通过描述力图让人类能进行主动的选择，那么他的学说不会遭到后世如此多的诟病。问题恰在于，马尔萨斯竟然赞美这种历史残酷性，把人口的增长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似乎经济增长才是目的，人应该退居其次，应该为生产力的增长让路。因此，马克思尖锐地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口压迫了生产力”的观点，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我们回看“奇文”作者给出的“传染病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两条最关键的“经济学理由”：首先，人口下降后，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提高了，而“人均产出水平是由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资本数量决定的”。其次，“资本都是由储蓄形成的。所以人均资本拥有量最终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储蓄率越高，最终的人均资本占有率就越高，生活水平就越好。”“传染病造成的恐慌效应很大，总体储蓄率就要上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最典型的“马尔萨斯”观点流行于当下中国，本身已具有某种意味；而更具意味的是，我们中已鲜有人能对这种观点具备免疫力了，因此这种观点比“非典”还具备感染性。
第二位就是马克思。这位西方大哲，毕生追求“人的解放”，要“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将人看成是最高的目的。但在其一生中，他都很痛苦地意识到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代性”悖论：不经过“人格化资本”对利润永无餍足的追求的资本社会，无法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无法使人获得彻底解放；而恰又是资本社会，恰又是为了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却使人前所未有地“从目的变成了手段本身”。
当下中国也面临同样的“现代性悖论”。正因为我们追求一个富足的社会，使人最终能成为万物的尺度，我们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而原本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人彻底回归于人本身的社会。而一旦发展生产力获得了“手段的目的取向的合法性”（韦伯语），在我们进行“路径选择”时，发展生产力就成了比“目的”本身更高的考量，而且为着这个比“目的”更高的“考量”，我们不得不寻找它的次一级手段，并且再次依例将次一级手段视为又一更高的考量。“发展生产力”这一原本仍有某种复合性的指向的东西，不能不被简化成“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最后再次简化为一个更简单的“度量”即“经济增长率”。至此，最原初的目的即“人”本身被完全遮蔽了。于是，才有了这样的现象：在“非典”正肆虐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主流媒体关注的竟然不是看它给人带来什么，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去看它到底对人本身意味着什么，而习惯去看它对经济增长影响几个百分点。
第三位是马克斯·韦伯。他第一次将现代性即社会关系资本化作为理性不断展开的过程，并且在晚年遗著《经济通史》中，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内涵“理性”（rationality），以“可计算性”（calculabity）这个概念来界定。即将“可计算的律法（calcul－ able law）”（即黄仁宇先生所谓的 “数目字管理”）作为成就资本主义的基本要件之一。黄仁宇先生曾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将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就归结为“缺乏数目字管理”。
现代性生产方式以专业化与分工为基本特点，而专业化与分工则需要有一整套程序化与技术化的管理方法，“数目字管理”正是这种需要的产物。面对“非典”，我们算是真正领会了这一过程中“理性”力量的“伟大”：当一场灾难降临时，我们竟然已经“理性”到早已不再考虑具体的人的情感或痛苦，而是去关心一个个毫无价值判断的“数字”：多少人？几个百分点？我们似乎已经丧失了对受难者感同身受的能力，而转而对数字的高低大小倾注了太多的关心。看来，“理性”与“数字化管理”在解放了我们的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新的“数字专制”，这种“专制”巧妙却又是强行地使我们对所处的世界的感知钝化，使所有的人尤其是决策者越来越接近于“电算器”：在滤除了所有的情感因素后，用高效的理性处理一堆数字，因而也使我们越来越丧失了对人本身的尊重。
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存在因为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而导致的三个隐忧：“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以及“最为本质的自由的丧失”。在对待“非典”问题上，这个社会对人本身的漠视，对经济增长率的过分关注，不正暴露出中国在建设现代性过程中工具主义理性猖獗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