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音乐反战：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作者：颜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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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U2乐队的主唱Bono开始到处跟政府高官握手，劝说他们减免贫困国家债务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在大赦国际的活动中签署请愿书的U2乐队了——我要说他们的音乐从1993年以后变得越来越难听，形象越来越像从夜总会混到跳舞俱乐部的黑帮老大，和所有中产阶级肥猪（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刚出名的时候，爱尔兰人的看法）一样喜欢炫耀他们的迟钝平庸。我不想得罪人，说握了白宫高级助理的手就会丧失创作灵感，但是好心人Bono的确已经从江湖上跑到了朝廷——为了美好的目标——同时也的确丧失了创作灵感。他要靠加入一个体系，来实现善良的目标，或者说，他微笑着和有钱有势的世界打成一片，这样的代价换来了许多人不死于饥荒。这是值得的，但同时就音乐而言，他所从事的那种音乐，却断无与权力并存的可能。
据说“愤怒反叛机器”乐队的成员，有人在南美打过游击战。这种方式对于改变世界来说，成效并不显著，所以按照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大家还是去白宫跟人握手比较好。即使要反战，采取游击战士的方式、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方式、无业愤青的方式、朋克和其他无权者的方式，百万人相加，也不如一两个政客管用——如果他们打算反战的话——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异托邦是干什么用的。即使不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做爱，也不是简单地为了反战，或反别的什么。反对，总是为了维护和支持什么东西，否则岂不是弱智。但如何反对，在1960年代结束以后，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那些不想和高官握手，也不想仅仅游行的人，既不能加入自己反对的体系，也不能用对方的方式去对抗——这正中了人家的奸计，对吧，反叛的假象对于平衡社会关系、释放敌对势力的情绪有好处，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反主流文化的消费，来消解对方的——异托邦要的是建设，同时，改变权力的结构，结束用好官代替坏官、用好政府代替坏政府的思维方式。
这时候，上街的人、游击的人，就比通过关系减免很多亿美金债务的人更深刻地改变了地球。这话听起来有点太理想化了，但是道理一点都不错。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的人民，急着要民主；饥荒国家的人民，急着要吃饭；很多人没有力气高瞻远瞩。但我们还是要高瞻远瞩，谁说只有经历了充分的民主的人才会去反思资本主义？谁说伊拉克人非得从血海里游向彼岸？人们总是在不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强行提供凑合方案，而不是做点更复杂曲折需要耐心的事情。这就是权力结构的机制。而它的终结者，要比乌托邦的信徒、头戴鲜花的天真青年更当代化，要比靠恶作剧来种植想象力的雅皮士（青年国际党人）更脚踏实地，他们所做的最无用的事情，比如说游行，也可以将自己团结起来、鼓舞人心、就地发明节日和亲情。这样一来，新兴的美利坚帝国所依赖的思维和文化，就受到了根本的挑战。
同时，作为反面的例子，美国放克音乐老大，黑人詹姆斯·布郎在2003年的战争期间，给美军炮灰送去了四百张自己演唱会的票。他说：“我是穷苦出身，后来能够成名，作为艺人，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的荣幸，我会尽我可能地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为国出力。”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知道，一个帝国，是多么需要盲目的幌子，把人们装进集体，组合成软硬的机器。倘若他脑袋里没有那个庞大严密的国家呢？倘若他脑袋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而不是金字塔呢？倘若他已经经过了基本的去中心化改装，不觉得美国兵就比伊拉克人更亲切？
对比朋克音乐和放克音乐的美学，对比实验电子乐、自由爵士乐、愤怒摇滚乐和放克音乐的语言，对比进步的音乐和乡村音乐的道德观，答案就在眼前，它不在风中飘荡。
颜峻，音乐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地地下》、《内心的噪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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