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民主制的悖论与帝国的扩张
作者：蒋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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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政府的强硬的单边外交路线借助9·11事件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对伊战役闪电般胜利（虽然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越南还难预料）令中东格局震荡，也迫使世界诸国急思应变之策。国内知识界已经开始有专文研究支撑布什政府核心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比如崔之元就写了《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新保守主义》一文，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尝试把握布什国防战略对罗马帝国的军事策略的现代性沿袭。在美国方面，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就受到自由主义与左翼的两面夹攻。但攻击的焦点以笔者所见，基本局限于具体的战争细节，还未真正触动大的原则，比如在主流媒体里很少听到对布什的核心的先发制人原则提出质疑，也不见太多的对美国公然冒犯联合国权威的指责。美国东部自由知识分子现在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喧闹的涡流更多的是两党在竞选前期造的声浪。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新保守主义几个核心刊物（《评论》、《旗帜周刊》、《公共利益》等）相对得很有君子之风。不过，一场比较明显的交火出现在最近一两期的《新共和》和《旗帜周刊》上。交火原由是因为前者发表《战争令布什难看》长文，揭露布什政府是如何向CIA和FBI施压向民众夸大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可能性。虽然如此，这一番拳脚依然不动摇美国新帝国主义霸权策略的根基。
这显然是印证了英国左派佩里·安德森在2002年10月在《读书》所提出的观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同大于异，只不过克林顿做的更隐蔽些而已。安德森的演讲迄今仍然左右着中国知识界对这类问题的思考模式，这个模式集中于探讨国家理论，并置美国新涌现的诸多国家理论于全球化和冷战解体的大格局下考问其起源和内在动力。安德森的意思在《新左派评论》（2002年9—10月）编者按中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冷战格局里，美国的两大战略任务彼此并不冲突。这两个基本任务是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和维护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龙头老大的位置。这两个战略目的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消失，不再是不辩自明的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又成为主要矛盾。和左派知识界一样，资本的内在的邪恶本质被看成美国新帝国策略的内在动力。这固然是妥善的办法，然而它的局限性亦不得不引起重视。不管国家理论如何有自身形成的规律，如果忽视对美国国内复杂的矛盾加以必要的考察，是很难看清楚布什政府的致命的内伤和种种影响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因素的。
简单但辩证地说，还是美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这个内因将最终制约其对外的策略。副总统切尼就曾在一次采访时说过，帝国如需扩张，那并不是哪个政治家可以左右的了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内在矛盾需要当下时刻以战争和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呢？从这个角度研究的著作开始越来越多。《国家》杂志一口气就介绍了六部有关“帝国”这个话题的近期著作。笔者今天介绍的是《新闻周刊》国际部主笔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新著《自由的未来：在美国和海外的非自由的民主》。该书并不直接指涉“帝国”议题，相反，却用精炼之笔勾勒了美国自1960年代以来面临的精神危机。它让人们把美国强权的军事扩张路线引到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危机这个角度去观察，有可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视域。
作者试图说明，美国社会正在饱受民主泛滥的厄运，其程度几乎到了政纲废弛，道德沦丧之地步。在这一点上，作者表现了保守主义一贯的焦虑和对平民百姓的不信任。扎卡里亚的思想基本属于传统保守主义伯克的传统，他对新保守主义有接受也有批判。但我们不仿把这看做面对一个共同危机而出现的保守主义策略的两个变种。本书既批评了美国现在的民主状况，同时也质疑美国以输出民主为借口的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核心观点是，这个世界需要的民主应该比我们想要的民主少。
此语一出，可以想见会引起左右两派不同的反应。重要左翼思想家齐采克（Slavoj Zizek）在《伦敦书评》率先评论，高度赞扬本书对民主悖论的理论阐述。同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青年才俊罗伯特·卡根则在其编辑的《新共和》七月的一期著长文加以反驳。本来，该书作者扎卡里亚其实是布什总统最喜爱的专栏作家，因此他的写作不会过于离谱。其为挽救美国政治厄运的拳拳之心浸透字里行间。卡根所不能饶恕的是作者不同意将民主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向其他国家不顾国情地输出。他显然把这点抗争看成是对他不断倡导的大棒哲学的不恭。
扎卡里亚并不是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家，他的书里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力图证明美国的民主已如怪蟒回头咬住自己的尾巴。这个危机绝不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或全球化时代来临才开始出现，而是1960年代以来后现代消费社会带来的痼疾。这样一来，问题被放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立的理论框架来探究。而布什政府强硬的国际政治策略也可被看做是任何一个后现代政体会采取的一种自救选择。
其实，正是意识到这个危机并试图寻找出路才孕育了第一代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而又是在共同对左翼和自由主义不满的前提下，美国基督教右翼和新保守主义终于握手联盟，这是新保守主义由单纯的学术思想发展为政治势力的关键一步[见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美国保守主义：1945—1995》]。然而，也是在这篇文献里，克里斯托告诫同僚，与宗教势力的联盟随时可能破碎，因为基督教右翼有势力自己发展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三党。克氏的洞识加深我们对于布什政府政治变数的敏感（布什政府政治力量目前由老共和党、基督教右翼和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三股力量合成）。美国的帝国正在扩张，但它的扩张的可能性受制于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
不管是对是错，他们对民主的批判都值得介绍到中国来。扎卡里亚颇为打动人的观点有两个。一个是，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美国在1920年代担当社会中坚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如何在后现代的信息和消费社会中逐步地丧失对于历史、时间的洞察，丢掉了对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责任感，从而令整个社会也跟着丧失了目的性。第二，他试图证明，美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原因是自由原则先于民主。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民主的危机是在民主已经相对充分实现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中国的情况将会是什么呢？中国社会即将在民主和自由皆不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就先行进入一个会产生民主和正义危机的消费性的后现代社会，同时，中国将在没有培养出一个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以英国的贵族和美国的律师为理想原型的一个中间阶层之前，就必须进入一个依据西方的经验会毁灭这个阶级的社会良知的后现代社会。这似乎是中国发展到现在阶段不得不面临的理论挑战。换言之，如果当美国遇到这种民主的危机就会自发产生一种肌体免疫力，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家和教堂的类似中世纪的结合，那么中国的免疫力在哪里？在一个充分世俗化的国度，能够在什么方向上集聚一种超验的力量，这个力量为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正如甘阳指出的，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伟大民族必须是一个政治民族。那么一个政治民族如何逃避世俗化和商业化的侵蚀并自始至终肩负历史的使命感？
本书作者核心的观点是自由原则前于也优先于民主（自由在这里取传统之意，包括社会给人的诸如言论自由、参政选举等权力，即人的基本政治权利）。这个观点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是有民主而无自由的表率，是民主先于自由的最好实例。个中原因谁都知道，当时的民主议政形式不是建立在一整套自由主义理念上的。由于奴隶和女人在雅典被剥夺参政权，人权的概念便是缺失的。所以，经验上讲，民主是先于自由而存在。自由的雏形出现在罗马帝国让基督教合法之后，尽管此时民主又不幸地缺席。然而，正是综合历史的经验，作者认为自由前于也优先于民主，是理论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民主才不至于流于暴政。或者说，民主才不至于变成泛民主。自有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后，西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心态，就是听到民粹两字就头疼。何以民粹如此之恶呢？因为它是大动荡和大独裁的两端结果的因子。（最近，在英国著名报纸《金融时报》上，即将赴任的新IMF首席经济顾问撰文批评意大利总理通过对媒体的控制来左右民意，也居然以“民粹主义”加以指责。除此之外，更能不断地听到美国对欧洲目前的民粹思潮涌现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