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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权力讲真话
作者：刘 康 张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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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依德在纽约去世。美国主流媒体称他为“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事业首席代言人”。对于学术界来讲，他的《东方主义》一书开辟了文化批评的一个新时代，其影响跨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当代世界能像萨依德这样在政治、外交、大众传媒、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音乐各不同领域均有重大影响和建树的学者屈指可数，他虽然生前有许多政敌，他的观点并不为美国主流社会认可，但毫无疑问，萨依德将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被载入史册。他经常谈论知识分子，毕生的学术主题围绕着知识的建立、传播与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等等。他推崇的是积极参与世俗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依德自己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
英雄——萨依德
张慧敏（以下简称“张”）：当萨依德的好友在悼念文章中说“无法承受”时，不难理解这份人之常情，任何一位痛失亲人挚友者都会说出这四个字。但当人们不断称道萨依德为“英雄”时，就不得不带来深思了。我们仍处于需要英雄的可悲的时代，虽然这个“英雄”的含义广博得多，它被指认为：“代表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知识、毅力、勇气、敏锐、正直、深刻的洞察力、正派、善良，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典范。”是因为萨依德拥有了这样高贵的品质，才让朋友们哀叹：“没有了你，我们该怎么办？”如悼念文说的：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多么需要他的勇气，多么需要他来做我们的榜样，如果没有了萨依德，生活就会感到多么的空洞和虚伪。
刘康（以下简称“刘”）：萨依德在纽约的葬礼简朴而隆重。在中东局势进入新一轮动荡、巴以冲突日益激化、所谓“中东路线图”前景茫茫的时局下，他的友人和学生痛失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是非常沉痛的。他的骨灰安葬在黎巴嫩，只有远远遥望他的诞生地耶路撒冷，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在他六十七年不算长也不很短暂的岁月里，一直是烽火硝烟，充满了血腥暴力。2003年9月30日，杜克大学举行了小规模的悼念萨依德的聚会。杰姆逊在会上简赅地概括了萨依德的一生，称他为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可谓精辟概括了萨依德在后现代社会的多种角色、多重身份。其实萨依德生前对主要在学院氛围里从事思想和理论活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颇有微辞的，对包括杰姆逊在内的美国左翼理论家曾撰长文提出批评。但萨依德无疑是站在左翼立场上批评他的理论家朋友们“象牙塔”的选择，他自己则是以积极和激进的面貌，投身到学院之外的世俗现实世界。杰姆逊对萨依德的概括里虽没提起、但不言自喻的核心身份，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
坚持自己的立场
张：有意思，杰姆逊对萨依德的三重身份的概括，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从萨氏的血统、参与媒体及向权力讲真话以及他的诸多生活行为和言论中，容易找到理据。而你是进一步地将其定义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你强调的是他的立场，那么就要问了：这里你是怎样来界定“左翼立场”的？萨氏为巴勒斯坦代言，为什么不是“民族立场”而是“左翼立场”？不过我试图这样来理解你的思考，霍布斯鲍姆在《认同政治与左翼》文中曾很好地离析了“认同”与“左翼”间的关系，文中指出“左翼”具有普世理想、博爱精神；关注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因此不同于只是从族群利益出发的民族认同，如犹太民族为了自己族群的利益可以去轰炸别族；甚至引用美国左翼评论家托德·吉特林的《共同梦想之光》的话“如果没有人民，只有种族，那就没有左翼”来论证其论点。而萨依德的关于巴勒斯坦言论始终要抗拒的是种族争斗，特别是在他的《认知策略》一文中详尽分析了“民族认同”的渊脉和背景，他批评“权力置换”现象，他欣赏“没有哪个民族有权独霸美丽、智慧和力量”，他强调“公共记忆”的建构，甚至号召知识分子：去召唤被人们忘却或忽视了的东西，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共享”而不是乏味地争席位。他说：因为弱者可能争得的只是“拥挤的房间逐个点名时”的“在场”，形同虚设；而强者亦同样受制于“置换的逻辑”，强大的对手很有可能将你的“在场”取而代之。因此“共享智慧”可帮助我们避免琐碎和渺小。而萨依德的好友W.J.T米切尔在纪念文中更是将这份“共享智慧”阐释得淋漓尽致，文中说：“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底下，萨依德都一向毫不动摇地抵制仇恨的言辞和敌意的思想的诱惑。在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数的犹太对话者的存在，感受到巴勒斯坦与犹太之间文化与历史的密切关联，感受到他为共同的悲剧命运所连结的各民族的感情，似乎巴勒斯坦人可以被看作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一样。尽管他不说希伯莱语，但他喜欢引用巴勒斯坦诗人穆罕默德·达维希的话，达维希说过他用希伯莱语求爱。”
刘：其实，左翼立场的精髓在我看就是为弱势群体讨一个公道。这个说法或许太直白、太俗，但实质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究竟为谁说话？萨依德在《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演讲中说，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向正统和教条挑战，在公众中提出令权力难堪的问题，不轻易被政府和企业收编招安， 其基本理念是代表总是被遗忘和埋没的人民的意见”。弱势群体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劳动阶层、妇女、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国际社会中被强权霸权欺凌压迫的民族和族群。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两种类别的弱势群体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内部就有许多的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民族、非西欧裔移民、失业大军，这个第一世界内有许多第二、第三或第四世界。但是在世界大格局中，亚非和拉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广义上讲都是受到强权压迫的弱势群体，虽然在这些国家内部同样有强权和巨大的贫富鸿沟。像巴勒斯坦这样尚未立国的区域，也有强权和不公正。萨依德认为阿拉法特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中同意巴以分治平行建国的方案，是对巴勒斯坦和犹太公众的不公正、不民主的解决方案。他的理想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和犹太民族统一联合的民族国家，所以他转而对阿拉法特的政策严厉抨击，并愤而退出了阿拉法特的政治权力。萨依德也许太过于理想主义，他的政治方案也许太脱离现实。美国为了维护和强化其全球霸主的地位，正在全世界不断地支持和制造形形色色的分裂主义运动，肢解任何一个对美国霸权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下，萨依德的政治理念必然是悲剧性的。他无法不跟政治权力疏离化或异化。
对政治权力的异化和介入公共媒体、公共政策是萨依德左翼立场的两个方面，这点跟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十分接近，所以杰姆逊说萨依德是个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追溯到现代性建立早期的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可以找到现代左翼思潮的源头。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到十九世纪的独立知识分子，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案的《我抗议》著名宣言，后来成为独立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权力和党派斗争中间，跟斯大林主义的分歧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跟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分水岭。像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阿尔都塞、福柯以及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新左派知识分子，都以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批判为己任。从认知模式和知识结构上来讲，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主要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大一统和工具理性，批判历史的一元、线性决定论和功利主义的目的论、经济决定论和发展中心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早期共运领袖如列宁、卢卡契、葛兰西的思想中找寻新的理论资源，以打破现代性认知模式和知识结构，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人类社会的普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