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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

作者：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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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层”⁽¹⁾如其称呼，无论何时都处于社会最下层。“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理论上讲，底层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趣味，就是说底层应该有与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相符合的、真正属于本阶层的“富”的标准、婚姻的模式和对美的定义。因为一个阶层既然客观存在，肯定有他们的一套标准。这儿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因为它是受压迫最集中的阶层，是各方面的条件最恶劣的、几乎不从社会受益的纯奉献者阶层。就是说，“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如果再让这个“不正常”的阶层有自己的各种生存标准，那不是与整个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合谋了吗?结果不是与宗教一样，让人民安于苦难的生活，安于本阶层的道德，且不能受其他阶层的诱惑，从而最终安于一种神性的“命运”吗?或许，如果单纯地强调底层要有自己的标准，就会造成另一种更严重的压迫。
　　从文明的角度和人类的社会分工来讲，“底层”一词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组成底层人物的阶层却是要永远存在的。底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工人和农民的存在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他们的工作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数目众多的人来做，而且，他们是平等的，他们的劳动应该没有贵贱之分。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者阶层，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他们自然要有不同的趣味和习惯，从而形成不同的观念，在人生的各重大方面都应该有自己的一整套东西。问题的严重性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在号称民主和自由的时代，却有一个数目庞大的阶层以“底层”的面目出现，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从当代文学来看底层的问题，小说确实体现了不少与其他文字媒体不同的东西。比如，小说的发展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底层命运变化的轨迹。这是其他的文类都没做到的。还有，小说反映底层更自由更全面一些。比如莫言在小说《我们的七叔》中描写一个公开宣布自己买官、且要将“本钱”赚回来的乡长，如果是在报纸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它只有在被当成廉政功绩才会在新闻媒体上出现。而小说将这种祸害百姓的官员以述而不作的方式描写出来，就有了极强的讽刺意味。也许因为小说的影响力远不如报纸，这就在相对较弱的情况下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尽管如此，小说并未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在反映底层的真实状态方面，小说似乎做得好一些，但好多小说的真实性还不如一个经济学上的统计数字来得有力，而且作家的主观性常常削弱着反映事实的真实性，这种主观也扭曲着作品对底层真实形象的反映。
　　再者，小说反映的东西应该较为复杂全面，人们有可能从中寻找到不同的资源。但是那么多小说，在表现了底层受压迫的现实和自身的阴暗之后，我们仍然只看到了一个他者他化^（2)的底层，听不到底层自己的声音。如上所论，就人类生活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富”的标准、婚姻的模式和对美的定义)来说，底层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说，小说对底层的表述也并不成功，底层多多少少仍是被遮蔽的对象；作家或是“零度叙述”，或是在提出的方案中否定了底层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他们又或多或少对底层的被“现代化”思潮同化了的认识表示了认同。底层没有自己的趣味这一结论的得出，并不是作家意识到的，他们在描述的现实中包含了这个东西，但他们却毫无意识，反而得出了不相干的结论，比如李佩甫等作家把底层的不幸与不争归于贫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少数作家有了一点要表现劳动者趣味的意思，也往往被一种更有力的非底层的思想压制下去。这是最好的作家也常犯的毛病，比如张炜的审美观念完全是文人化的。
　　这可能要归于目前中国学术界缺乏关于底层的理论，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底层研究成果，以求找到其他的资源。
　　“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但是，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
　　印度学者提供了极有创造意义的底层研究成果。1982年开始，《底层研究》系列历史学著作产生。早期印度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在于论述底层是什么，要分析底层的自主意识是什么，即要发现底层“真实”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但他们发现此项研究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本没有历史资料真正记录了底层的思想，所有以底层为名的思想都是被扭曲了的。从1989年开始，印度的底层研究者们转向了底层如何被“表述”的研究，即底层在统治者的历史中如何被扭曲的，扭曲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这是基于一种认识：底层是统治者的“他者”，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他们只能“被说”。这种变化给底层研究带来巨大转机，“底层如何被表述”这一问题有着极大的生产力，各个领域都有了底层研究的入口。
　　从历史来看，底层无论是表面上处于高位还是社会底部，都是无话语能力的、被言说的群体。
　　在现代化理论中，底层更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在全球化时代，底层的婚姻观、富裕想象、美的标准等都在被塑造的他者身份下被动地为“现代化”效劳，他们必须竭尽所有的剩余去进行“现代”标准的消费，因为这样才有一点“人”的尊严。那些无权成为“现代化”的消费性“他者”的，就在阴暗的角落里自卑，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大多数没有能力摆脱底层地位，只能成为一个被表述、被压制的“落后”群体。
　　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现在要做的只是去发现他们如何被表述，每一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
　　印度学者的底层理论的推出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转折，它使好多底层理论成为一种话语。比如葛兰西，他使用霸权一词，说底层借助“自己的”政党能取得霸权，是在为底层的解放着想，但是，在此过程中，底层仍是被表述的他者，他们被“自己的”政党任意歪曲——美化也是一种歪曲，以动员底层，最终争取霸权。在底层的政党取得政权之后，底层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比如苏联就是一个证明：底层被教育成要做国家的“主人”，要成为压迫者的统治者，但在成功之后，这些“底层政党”反而使底层遭受更沉重的压迫和剥削，比起以往那些剥削者，这些“底层政党”还实行愚民政策，这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破坏甚至超过那些被称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者。
　　这与底层没有话语能力有直接关系，葛兰西就没看到这一点，他一直呼唤着底层的解放，但他的理论前提是“底层政党”能真正代表底层，但事实上底层不但仍然是“他者”，而且还被表述成或引诱成了自觉的、直接的夺权工具，使他们在成功之后的悲惨现实面前承受更沉重的打击。他们惟一的安慰只是借助国家“主人翁”的政治权力对被制造的新底层——原来的剥削阶级——进行残酷的报复。这是底层被“自己的”政党扭曲的沉重后果，一个从未摆脱底层地位的阶层的愿望只剩下了复制压迫，以制造另一种底层来平衡自己的心理。这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以解放为名的“革命”，实际仍是落入了对他者关系的复制之中，底层获得所谓的“解放”的同时制造了新的底层，那么，底层问题实际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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