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对灵魂的忧虑”，还是“对世界的忧虑”？
作者：陈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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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知识分子到底在哪里？”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似乎并不是一个哗众取宠或是耸人听闻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既感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又承受到来自市场方面的压力,要找到一个既能安身立命而又能够发挥自己作为一名批判知识分子职能的场所，确乎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难题）。如果说1980年代那些不同的声音主要来自于文学界，那么今天它们则主要来自于大学，以及人文社会研究院所——这两个地方可以统称为“学院空间”，是当今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场所（当然，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权力意识形态暂时无法顾及的出版媒体的缝隙之处寻找自己的生存场所，但相对来说他们的人数少得多）。在知识的生产和分配流程当中，大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场所和环节。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高等教育，因为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掌握着国家的未来，而且明智的统治者都知道，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几乎有直接的关系。这使得大学在知识生产领域拥有着任何别的部门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人才、资金、图书、信息以及相关的物质支持。近几年中国大学的扩招甚至使一些先锋派作家也得以在大学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无庸置疑，大学并不是一块自由的飞地，而是高度组织化和科层化的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萨依德在他的著作里专门有一章讨论“专业人士与业余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身处美国大学的体制之中，他自己一定感受到了处于学院空间内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所遭遇的“专业化”的压力。
萨依德所举的乔姆斯基的例子十分有典型意义，也是非常发人深思的。乔姆斯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作为一名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他在专业上的造诣是无人能够怀疑的。但是当他在越战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却被那些研究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们视为“超越界限”。专家们非常“理直气壮”：你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凭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发言？其实这也是所有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在“非本专业”的领域发表意见时都会遇到的质疑。当你这样做时，你倒不一定会遇到什么“迫害”或是“压制”，等待你的极有可能是非常“礼貌”的沉默。这是一种可以让激情凝结、让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活活“晾干”的方式。它实际上比任何别的反应都更为可怕。
如果乔姆斯基在美国的越战问题上保持沉默，当然不会影响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的声望，也丝毫不会影响他在自己所任教的那所大学的地位，更丝毫无碍于他在国际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倒是他在越战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可能对上述一切某些“专家”们极为在乎的东西有所损害。道理很简单：言多必失，一个人再怎么聪明和伟大也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何况是在那些并非自己擅长的领域。对此乔姆斯基当然不会不知道。
那么乔姆斯基为什么要在越战问题上发言呢？——这个问题似乎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如果所有像乔姆斯基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在越战这样的问题上发言，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结果只能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将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专家们”的声音。而像诸如越战这样的问题是和所有的人都密切相关的。自然地,随着上述问题的提出,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像乔姆斯基这样的“非本行”（也即“外行”）的知识分子在诸如越战这样的问题上发表的见解是有价值的吗？人们是否有必要听取他们在这样的问题上的意见？
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着一种对于专家的迷信。按照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看法，这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之一。现代社会是一个能够给人们提供无限多的物质享受的社会，但同时也是充满着危机和风险的社会。“我们时时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处处处在危险之中。”这种感受几乎是每一个现代人都会具有的。比如爆发大规模的生态危机的可能，比如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就时刻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似的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使得我们难以获得彻底的安全感。即使是像走进一座大楼这样每天都可能发生的事，也并不是毫无风险可言的——我们怎么能够肯定——比方说，一栋十五层的大楼不会在某一瞬间突然坍塌？这里的风险还不是指来自地震或是像9·11这样的突发事变，而是指这样的担心：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达几百吨、上千吨的耸入云天的庞然大物能够稳稳地站立在这个地方(对于力学和建筑学的知识，我们一般的人显然都缺乏足够的了解)？我们平常人之所以很少就这样的问题感到担心，就来自于我们对于建筑师的信任。如果缺少这样的基本信任的话，一个人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种信任发展成了对于“专家”的迷信，则其后果将会是十分有害的。这当然完全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由于不少中国人对于灾难的年代尚且记忆犹新，所以对于“专家”的迷信就比任何别的地方都要来得盲目），听取专家的意见确实是必要的，但在许多时候，对专家的意见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也许更为必要，特别是在一些和许多人的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上。
专家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化的必然产物。在知识的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一个人即使穷尽一生的心力也无法掌握哪怕是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全部知识。这就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知识分子受到普遍推崇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在知识和权力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合谋关系。当知识化为一种权力而人们对这种权力又毫无防范和戒备之心的时候，危险也就潜藏在其中。
实际上，专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比如在是否修建三峡大坝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同样是专家，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赞成修建和反对修建。他们都是专家，如果说在这样科学性非常强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听从专家的意见，那么我们到底是该听从赞同修建的那一派专家的意见呢，还是应该听从反对修建的那一派专家的意见呢？如果决策者预先有了一定的倾向，然后去找那些赞同自己倾向的专家们发表意见，然后向公众说他们的决策是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之后进行的，难道在这里不是潜藏着某种危险吗？
专家之所以也会出错，是因为在对于修建三峡大坝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掌握了所有的知识——水文学、地质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等——的专家是不存在的。现代学科高度分化所带来的严重弊病之一，就是专家可能在他那个异常狭窄的专门领域里可能“无所不知”，但在别的领域则极有可能一无所知。其结果是，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普遍知识分子”（即那些在有关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为专家们腾出位置，而是更应该让他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普遍知识分子也是极有可能出错的，但是我们应当允许他们出错（就像我们应当允许专家们出错一样），因为在公众生活中他们的声音是不可少的。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一段哈耶克的原话：
可以称之为一切自由主义主张之来源的中心信念是,如果我们不依靠任何人既有的知识,而是鼓励可以使更好的知识出现的交流意见的过程,社会问题便有望得到更为成功的解决。人们对因经历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看法进行相互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助于发现真理,或至少最大程度地接近有望被发现的真理。之所以要求个人意见的自由，乃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出错，要想发现最好的知识，只能通过对受到自由讨论保障的一切信念进行不断的检验。或换言之，要想逐渐接近真理，更多地不是寄望于个人理性的力量（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相信这样的事），而是寄望于人们相互进行讨论和批评所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