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一个人的共产主义
作者：盛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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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大路拐进去，就是几条狭窄弯曲的巷道。两旁是些破旧的平房。光秃秃的水龙头在户外孤零零地呆立着，一看就知是几户人家共用的。地上污水横溢，混杂了一些纸屑、塑料袋和烂菜叶。我们踮着脚尖，很小心地向前走着。在这个被称为特区的繁华都市里，还有这样的一个贫穷、肮脏的角落？我的心里满是疑惑。
在前面领路的是市总工会的一名女干部。她边走边介绍：这一片出租屋，有几十户人家都是这样的情形，他们要么下岗，要么家人得了重病，总之都是靠政府救济生活。日子穷得你们无法想象，有些人家每月的生活费总共就是两三百元。
我提着一个话筒跟在后面，盘算着呆会儿该怎样采访，怎样提问，主题该如何把握，是呼吁爱心人士关注弱势群体，还是表现政府部门关心贫困家庭，或者只是展示贫穷、悲苦的另一种都市生活？而我旁边走着的那个提着沉重的专业摄像机的年轻记者，只管皱着眉，高一脚低一脚地小心探着路。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策划了一个叫《新视野》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里有一个叫“城市写真”的专栏。我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在这个城市里迅速走红，因此想拍一些新鲜的题材。而这个关注城市贫困人群的选题，就是我拿来准备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山之作”的。我觉得这个话题既好煽情，又能引起各方关注。专题片的导语我都想好了：当小资、白领、时尚成为我们生活中曝光率最高的词汇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座城市里，还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户人家。我跟着那个女干部钻进去，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会，我的眼睛才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只见屋里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发黑的蚊帐歪歪倒倒地支在上面。床上铺着一张草席，一个油腻腻看不清颜色的被子皱成一团，堆放在床上，还有两只烂兮兮的枕头。一个蓬头垢面、看不出年龄的女人，坐在床上，呆滞地看着我们，无动于衷。屋里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是地上放着几个大大的纸盒，几件短裤汗衫随意地搭在上面。往里走，看到一个木头的四方桌子，旁边放着几把椅子，这恐怕就是这个家最值钱的东西了。墙角摆放着一只液化气钢瓶，一副煤气灶放在几块砖头上，四周是些锅碗瓢盆之类的小零碎。我倒吸一口凉气。这样的日子让人震惊得有些张口结舌。
房间太暗，也小，无法拍摄。我们就将那几把椅子搬出来，坐在房门前的巷子里。房子的主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面色苍白，有些秃顶，但非常干净斯文。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大腿上，拘谨地来回搓着。那个工会女干部看起来早已认识他，她把我们的来意说了，还热情地鼓动说，电视台将你家的事情报道出去了，也许就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啊。
男人很流利地说起了自己的家事。他是一家国营企业的老工人，前几年，得了很严重的肝病，下了岗，在家里养病。他的妻子原先也是工人，早些时候上夜班，在路上被流氓吓了一回，就疯了，呆在家里也有好几年了。他们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六年级了，在附近小学读书，学校已经为其减免了学费。男人说着那些事，不悲伤，不抱怨，好像他们家本该如此似的。他还说，政府每个中秋、春节，都会来看他们的，给他们送些慰问金。
我问他有什么希望，他说，只要自己和妻子不犯病就好了。我问他最关心什么，他说就怕儿子上了初中后，学费多了，花销大了，自己承受不起。我看他光着一双脚，秋天里还穿一双破旧的拖鞋，右鞋鞋跟整个地脱落着。我不知该问什么了。这个故事和我原先设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告辞的时候，我很难为情地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两百元钱递给他。他道谢着，一点都没有推辞。
走出这个七弯八拐的巷道，我看到外面八车道的马路上穿梭着那些名贵的汽车，高高的摩天大楼，冰冷的玻璃幕墙上反射着刺目的阳光，巨幅的广告牌，五彩缤纷的橱窗，时尚的人群，小康的社会。我恍然。
为了这档节目，后来我又跑了一些贫困家庭。真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最终我的这期反映贫困家庭的节目却没有播出来。一是我把握不了正确的角度、主题和分寸，二也是因为这么“凄凄惨惨戚戚”的故事和画面，不适合我们这档生活类节目。后来我的节目里播出的都是一些玩滑翔伞或攀岩的都市青年，音乐厅的乐手，明星谈时尚，书吧茶吧之类，收视率还挺高的。
那时，我想：面对真正的贫困或灾难，其实我们是那样软弱无力。
二
后来，我又做了一组系列专题片，讲述这个城市实力最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他们的资产大多是亿元以上的。
他们有些非常年轻，三十几岁，而且起步很晚，几年时间就成了亿万富翁。这些人大多有良好的知识背景，是海归、博士、手上握有几项发明的专家，还有兼而有之的。他们从事的大多也是高新技术产业。
这批人跟我们以往印象中的商人完全不同。脸上没有苦苦打拼的皱纹和焦灼，没有与官员打交道习惯养成的油滑和谄媚，也没有暴富之后的骄横。他们很多人看起来就像那些理工科成绩特别优秀的聪明书生，不张扬、不浮夸，也没有风流倜傥、潇洒不羁的才子习气。他们思想敏锐，作风随意，没有将金钱捏在手上的那种汗津津的咸味，却有骨子里的自信、踏实和优越。他们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业余生活健康阳光，对下属充满人情味。但他们也没有“大济苍生”、“指点江山”的使命感，和普通人一样平淡地议论着时政。他们也关心战争，那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或生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欧美市场。
一次在饭桌上，我谈及慈善问题。我说：其实赚多少钱有什么用，关键是看你对社会的回报有多大。有个温文尔雅的新型富翁当场礼貌地反驳：赚钱本身就是回报，是贡献。我也回敬：这是不言而喻的，单考虑税收、就业、吸引外资这些，就是很大的贡献了，但还有没有更有效更直接的途径？我这句话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但这些聪明人立刻明白了我的潜台词：那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饭桌的气氛突然冷了下来。我知道，这是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我更知道，我还没有资格谈这话题——也就是说，我没有亿万家产，我更没有散尽亿万家产、进行慈善活动的实践，如果我把这种话题深入下去，就有些拿别人的钱不当钱的假仁假义。我只有缄默。弱小的人只有美好的虚幻的愿望，但那是空的。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照顾自己。自己好了还想再好，这其实也是一种责任吧？
在这些民营企业家中间，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给我印象最深。他跟这些年轻富翁不同。他的资产并不比他们多。他是从经营小药店起家的。带着老婆孩子，起早贪黑，在工商、税务、银行以及各种各样的环节中顽强地生存。曾有过整夜贴广告，贴到手臂抬不起来的艰辛，也曾有过被城管砸烂摊子、推倒在地的屈辱。十几年过去了，现在他有着一家综合型私立医院、十几家药房的资产。
我去采访的时候，他抽着红梅牌香烟，他说，这是这几年生活好了以后才抽的，以前抽的牌子还要差。他说，这些年自己从未去过什么歌舞厅、卡拉OK厅，一次都没有。可是他说自己这几年已经为孤寡老人、下岗职工、打工仔打工妹以及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达四五百万元了。我看到他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很多锦旗，都是说老人有“悬壶济世”的心。
这是一个带着旧时代特征的那种家族式企业。老人是董事长，他的大儿子是总经理。在他儿子的办公室，我看到墙壁上有四块巨大的玻璃框，里面框住的是用工整苍劲的小楷抄写的《金刚经》全文。我看着那些纯净而玄妙的文字，有些震撼。我问他：你，还是你爸爸对《金刚经》感兴趣？
那个和爸爸一起吃过苦的儿子，身上带着典型的广东人的实在，有些腼腆地说：其实，这是一个朋友送的，我和我爸爸都看不懂。但我们觉得，佛教是教人做善事的，所以我们就很喜欢。